达尔文怎样被借用

（文 / (瑞士)许靖华）

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是生存竞争、生物在渐进中进化学说。按照达尔文的观点，横行在6500万年以前的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失却了生存竞争能力。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就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打着那个”。每一个楔子好比一个生物种或变种，而每一次敲击就是天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挤出一个不可。因此，一个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一定会排斥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二次大战时，瑞士边境难民云集，人满为患，瑞士人封闭边界的借口是“船已满载”。以达尔文的观念看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也十分类似。

适者生存的理论后来之所以被奉为自然规律，因为它成为了一种为资本家的残酷竞争辩护的理论。卡内基(Andrew Camegie)写道：“无论竞争是否已经开始，竞争的法则业已建立；谁也无法回避，也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其他法则。尽管这一法则对某些个人而言，有时是残忍的，但对种族而言却最好不过。”约翰·L·洛克菲勒则声称：“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

这种新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热情，并不仅限于资本家。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副标题“生存竞争中种族的保存”曾受到种族主义者的热烈欢迎。达尔文甚至作了这样的解释：“人种之间也有差异，就像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一样。”它导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20年后有一位名叫马歇尔(Alfed Marshall)的英国评论家，居然说出了他的一些同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说：“毫无疑问，英国种族的扩张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英国的下层阶级迅速增长，超过道德和素质都较优越的阶级，那么，不仅英格兰本土的人口素质将遭到破坏，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后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聪明。再者，如果英国人口的增长赶不上中国人，那个无精打采的种族会蹂躏地球的许多地方，而本来应当是朝气蓬勃的英国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

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乃是一丘之貉。加尔顿(Francis Galton)因此创立一个应用达尔文主义的学派，声称要用“遗传理论、变异理论和自然选择原理”改善人种的适应能力。优生学与灭种屠杀实在相去不远。就历史渊源而论，纳粹提倡的种族灭绝可以追溯到哈克尔(Emst Haeckel)。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人，竭力为德国的种族主义寻找科学依据。哈克尔最著名的主张就是：个体发生学再演了系统发生学。他认为，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个体发生学，即动物个体从胚胎发育为成年个体的过程，重演了系统发生学，亦即物种从比较原始的形式发育为较高级形式的过程。例如，婴儿的鼻子扁平，通体无毛，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原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低级”的蒙古(亚洲)人种。而一个高加索种(白种)幼儿的成长，重演了最终成为典型欧洲高级种族的演化过程。哈克尔主义者认为低能儿童患唐氏症候群的特征，也代表了一种退化到更为原始演化阶段的现象，因此他们称之为“蒙古症”。哈克尔对所谓“野蛮人”也不乏讥评。他坚持，野蛮人的头骨与尼安德达人极为相似，“像哥德、康德、拉马克或达尔文这类人与野蛮人在智力上的差别，远大于野蛮人与类人猿的差别。”而犹太人，尤其是俄国的犹太人，属于“肮脏而笨拙的”人种，哈克尔认为简直不应列入人类。哈克尔坚信种族主义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一元论哲学思想。一元论的前提是所谓日尔曼“种族”的优越性，夸言这一前提已由他们与劣等民族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所证实。

诚然，达尔文不应为这些以他的名义所犯下的历史罪恶负责。用萧伯纳的俏皮话来说，达尔文不过是“巧遇别有用心者”而已。达尔文在临终前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被人滥用了。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达尔文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已语带幽默地说：“我偶尔在曼彻斯特的报纸上读到一篇讽刺短文，文中说我已经证明强权即公理。因此，拿破仑是公理，骗子也是公理。”

(摘自许靖华著《大灭绝》，此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