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离天三尺三

它太高了

早在1852年“印度之角勘探队”测定珠穆朗玛峰为世界最高峰时，它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对人们充满诱惑，在那以前，没有什么山是不能登的。1922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先驱，著名的乔治·马洛里在此长眠，虽然人们不能确定马洛里是否登上了峰顶，但马洛里及他的伙伴乔治·欧文不同寻常地神秘消失给人们以极为深刻的印象，珠穆朗玛峰因此也引起人们不同寻常的向往。因为它太高了！并且仅仅因为它太高了。它的高度使人们所说的局限性变得很具体：极度寒冷——使心跳速度减慢而至死亡；缺氧——顶峰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1/3；干燥——登山者通过呼吸失掉水份，这里的干燥程度能使血液中的水份由50%减至15%。当血液变成粘稠的“泥浆”，人就会严重冻伤；判断力受损——如此的海拔高度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使人产生混乱错误的判断。虽然攀登珠峰并不是世界上最需要技巧的攀登活动，它所要求的技巧远远比不上攀崖运动，但它所要求的是向极限挑战的勇气。因此，“珠穆朗玛峰的马洛里”竟也像“阿拉伯的劳伦斯”、“南极的斯考特”一样，成为对勇士的赞美之词。

从1921年人们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至今已有75年，75年间已经有至少615人登上峰顶，而有记录的死难者达142人。人们大概已习惯于从珠峰上传来的死讯，因为它就是一个生死之界。但它在一天之内就收留了9人却还从未有过，这再一次引起世人的震惊和极大关注。

Dorje Murup(印)48岁，业余登山爱好者  

罗伯·霍尔(新西兰)35岁，他是个领队，此次曾4次攻克珠峰

斯哥特·费舍(美国)40岁，世界闻名的救援向导，此次在救援中牺牲

道格拉斯·汉森(美国)46岁，邮递员，有15年登山经验

5月10日至11日

5月10日下午5:00，一场突发风暴卷过珠峰上的“死亡地带”，暴雪狂风袭击了30多名正从山顶下来的登山者，结果9人死亡，4人严重冻伤。9名死者中有中国台湾登山家陈玉南、日本女登山家南波安子、3名印度人、甚至包括著名登山家美国的斯哥特·费舍和新西兰的罗伯·霍尔及其助手。

这一天，对珠峰而言算得上是一个好天气，天晴，风轻，登山者装备精良，从氧气、干粮到超级防寒服，一应俱全，还有先进的通讯设备，登山者甚至可以在峰顶给万里之外的家人打电话、发E-mail。5月9日晚，3名著名登山家——美国的斯科特·费舍、新西兰的罗伯·霍尔和中国台湾的马卡鲁·高分为3路从海拔7955米的4号营地出发，向900米远的峰顶攀登。台湾登山家马卡鲁·高说：“出发时满天繁星，几乎没有什么风，天气和美。”霍尔的登山队一路顺风，中午时分就到达顶峰。其中一位幸存者维瑟斯也说：“我们按部就班，样样顺利，突然的风暴使我们全都傻了眼。”但似乎也有不吉利的前兆：登山途中，维瑟斯突然视力模糊，霍尔让他留在原地等他们回来。霍尔走的时候说：“我们回来如果发现你没有了，那可太糟糕了。”结果，糟糕的是霍尔没有回来。

从中午持续到下午，几支登山队的31名登山者陆续到达顶峰，大家高高兴兴，向外发布了成功消息。正当他们和家人通话庆祝胜利时，问题来了，云层从山谷滚滚腾起，风声大作。各登山队赶快下山，赶往4号营地，但已经来不及了。瞬间之内，风力就大到使人站立不住。留在4号营地的队员克拉考尔说：“那简直是台风，不，比台风更猛。立时间四周一片混沌，几乎把人吹断了气，吹得人无法思考，冷得不可思议”。估计当时风力有时速120公里，气温降至零下40度，暴风雪还淹没了所有标记。

费舍落在了大队的后面，当他慢慢赶上马卡鲁·高的时候，两个人都已困难重重筋疲力尽，坐在了雪地里。同时，在8750米高处，霍尔和一名队员陷入困境，那名队员先是冻得不能说话，到了夜里就死了。霍尔则努力与营地保持联系，并3次与远在新西兰、怀孕7个月的妻子通话，讨论给他们那将要出世的小孩起什么名字。他一直坚持到早晨，终于动不了了。营地的人曾试图上去营救，但几次都被风暴打回来。

霍尔的助手哈里斯拼命回到了4号营地，但他可能已经被吹昏了头，克拉考尔向他招手，却见他挣扎着向悬崖走去，然后就消失了，至今尚未找到他的尸体。5月11日上午11:00左右，救援人员赶到费舍和马卡鲁·高的被困处，其实这里离4号营地很近，费舍已死，马卡鲁·高仅剩一息。高也曾想打开步话机呼救，但做不到，因为“手指头互相摸起来像是玻璃做的”，但他坚持住了。他说：“我告诉我自己‘请不要睡着’，如果我睡着了，我就死了。”

加拿大登山家哈戴逊后来在风暴袭击地带搜索时，分别找到了维瑟斯和南波安子。南波安子已经死在山脊上。维瑟斯在事后说：“我躺在冰里，冷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的右手套丢了，手冻得像塑料模型。在垂死之际，我看见了妻儿，我估算了一下，大概还有3、4个小时可活，于是，我就又接着往下走。”哈戴逊发现他时，他被埋在雪里，距离悬崖只有侥幸的一步之遥。幸运的维瑟斯再一次幸运，他被救活后他兴奋不已，因为，还从没有人在珠峰上过了一夜还能活着。“我自己也没这么指望。”他说：没想到，他继续活着，只是医生说，他的右手可能保不住了。

“它在那里”

“珠穆朗玛峰的马洛里”生前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他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

1928年，雷内·道尔玛的一部名为《两界山》的小说似乎为我们解释了马洛里的话：这是一座山峰，它是一个模拟……吸引人们向“不可能性”挑战的模拟对象。它的顶峰不可轻易接近，它不是形而上的，它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于我们可以接近的地方。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大门就在它的顶峰。

攀登珠峰也许就是人们向不可能性挑战的一个标志。

使一个个不可能成为可能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又一个标题，尤其是现代科学的使命之所在。有人甚至认为，只有生活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上，才有活头儿。所以，不可能性对于人类而言太不可缺少了，因为人类需要胜利。但是，不可能性似乎消失了。我们可以从战胜小儿麻痹、登月、太空行走历数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事例，对很多人来说，人类胜利了，尤其在现代科学面前，人们已经不太使用“不可能”这个词汇。所有还不是现实的事情，仅仅是我们还没有做，或目前还没有做成，却都是可能的。不可能性一旦消失，人类只有很多很多早已计划好的事情可做，而不会再有胜利。

当然，人类依然可以和鬼神做游戏，让它作一首曲子，再让它把一个扣子钉在这首曲子上，从中感受不可能性，热衷于传教的人也可以不厌其烦地讲那基督复活、童女怀孕的故事。

但是现代社会缺少的不是“不可能性”而形而上的标志，而是可以面对面看见的一个实际存在的物质体现。

马洛里看见了珠穆朗玛峰，并以他的生命向世界展示了不可能的所在地——“它在那里”。

1953年5月23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谢尔巴人诺格首次登上顶峰。此时，很多人断定，人类对珠峰的兴趣会下降，因为它不再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征服在继续。一年之后的1954年，一支瑞士登山队又踏上了这条登山之路。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从北坡登上顶峰。1963年，美国人从西坡登山。1975年，被称为珠峰险途的东南路线也有人首次涉足，同年，第一批女性，日本人田部纯子、中国的潘多登上了顶峰。1979年，两名德国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和彼德·哈伯勒不用氧气登上顶峰。1980年，斯梅纳独自一人攀登珠峰成功。

回顾这条登山之路的历史，不断有人登上顶峰，并活着回来，也不断有人自此不归。登山者都经历过令人的沮丧的努力，又都被那不确定的胜利诱惑。引人注意的是，很多登上顶峰的胜利者从“成功”的喜悦中平静下来时，会更深地陷入沮丧悲观。1985年美国登山队一名队员在谈到攀登顶峰的感受时写道：我们感到一丝恐惧，并不是我们想活命，而是因为那广阔的不可能性还不断地压迫着我们。虽然人类的足迹踏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但在这里“不可能”依然没有消除，它不断地重新出现，像不断拍打岸边的波涛。

5月10日，像以往的日子一样。人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或感恐惧、或感沮丧，有人悲观，有人仍踌躇满志，有人怀疑地凝视山峰。只有珠穆朗玛峰依然肃穆。 珠穆朗玛峰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