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晴雨表”准确吗？

文·金海 胡泳

据报道，“河北省徐水县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千斤、全县粮食亩产2千斤的高产卫星”。这并非愚人节新闻，而是大跃进年代，白纸黑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消息。

1958年那场全国性的大浮夸，几乎造成国民经济的灭顶之灾，这是明载于新中国经济史上的。河南省是有名的重灾区之一，当年的“信阳事件”震惊全国。使人料想不到的是，30年后，浮夸风在此地重复出现。在去年查处的统计违法大案中，信阳的一些领导因弄虚作假受到党内警告或免职处分。

另一桩大案发生在安阳。该县辛村乡京安饼业公司的实际产值只有320万元，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向乡里谎报为850万元，而乡里又按县分配的任务先是改为2240万元，后又增加到2620万元，多报产值超过700%。这种虚报浮夸毫不逊色于1958年。

1995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公布了全国统计执法联合大检查的结果，全国一次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高达7万多件，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15433件。“浮夸风”又回来了吗？

“水分”的幽灵在徘徊

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渗透了“水分”的幽灵，曾表示深切的忧虑。工业产值、粮食储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常常出现虚报，而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物价指数则不乏瞒报。

在查出的7万多件统计违法行为中，属于虚报瞒报的占27.3%，拒报迟报的占44.1%，两者之和达71.4%。

山东省泰安市初报乡镇企业产值102亿元，经自查下降到50多亿元，最后核实还不足40亿元。据调查，山东省统计局对全省1994年的乡镇企业产值进行抽查，挤掉“水分”1707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都挤掉不少浮夸水分的基础上，将全国的仅乡镇企业产值一项，就又挤掉7000多亿元的“水分”。

一份对全国10580户国有企业的调查统计表明：虚盈实亏的企业达6625户，占企业总数的62.6%，帐实不符金额达108.3亿元，为企业帐面亏损的1.72倍。这意味着一些企业帐面上的资产已有帐无物，一些企业已资不抵债。

苏南某县年终统计粮食产量，统计局的数字为7.3亿公斤，比上年减少8000万公斤；农业部门测产数为8.1亿公斤，与上年持平；乡镇自报数为8.9亿公斤，竟比上年增产8000万公斤。按说统计局数字最有权威，可3家各执一词，官司打到了分管县长那里。这位领导大笔一挥8.3亿公斤，比上年增产2000万公斤。自己抓的工作哪能比上年差？

虚报令人吃惊，瞒报也同样应引起人们的警觉。辽宁省葫芦岛市1993年一年瞒报出生人口1759人，河北省馆陶县人口计划外出生漏报率高达92.31%。类似瞒报的情况，全国不一而足。有些为了争戴贫困县的帽子，多得上级财政的补贴，把各种表格拿到京城，上级需要什么填什么，需要多少报多少，出现京城抢贫困帽闹剧。

“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相当多的地方，统计工作忙的不是如何精确地提供数据，而是改数字。

数字是从实际中统计出来的，本来不用改，也不应该改。然而一位基层统计人员说的好：“在上报之前，先要和左邻右舍比一比，再和历史情况比一比，要考虑下面的承受能力，还要和上面的要求对得上，这当中哪一点不要也不行。”

以数谋私，这是突出一地、一任领导政绩再快捷不过的办法了。在上任时允诺了许多大话，一年要办“10件实事”，结果，往往由于这些计划脱离实际而落空。怎么办？对付上级、应付老百姓的简单做法就是，在一些关键的发展数字：如财政收入、人均收入、乡镇产值、人口出生率、发展速度等上面，轻轻松松添几个零，或改变一下百分比，那么，这比埋头苦干几年还见成效，有些县、市因此而一跃成为全国的粮、棉、油或财政收入百强、十强县(市)。这样，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报纸上有名，好不风光。

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公开召开会议，把增加数字分解到基层，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河南安阳县的做法就是这样，他们原预计乡镇企业产值只有40亿元左右，当打听到相邻的林县达到50亿之后，紧急召开各乡统计人员会议，要求统计人员“找”产值，并在会议上修改统计数据，定下了不超过林县也不能差得太多的目标，一次会议就把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到48.85亿元。

我们目前考核一地领导，也往往以一些指标为依据，致使领导干部“荣辱升降，系于一数”，以致出现“官出数字”，反过来又因数字“辉煌”而升官。在“产值论英雄，速度看政绩”这根魔术棒的指挥下，识时务者趋之若鹜，纷纷加入到玩“水”者的行列。

某市至1992年仅有两个亿元乡镇。1993年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奖惩办法的文件，其中规定“对乡镇企业发展成绩卓著的(年增长达100%以上)的乡镇党委书记可享受副处级待遇”。结果一年之间竟冒出了11个亿元乡镇，有3人坐上了副处级的交椅。

对这种现象，群众有精辟的总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学不会估计，当不了书记”；“在报表上写功绩，在数字上做游戏”；“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总书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张塞局长在第50届世界统计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的宏观数据不是乡、县、省各级统计数据之和，已实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为国际统计界认可的科学方法，统计标准、制度、方法已向世界口径靠拢，因而宏观数据是绝对可靠的，“一直骗到总书记、国务院”之类的说法是可笑的。但他也承认，目前在工业产值、人口出生等关于地方官员政绩的数据上尚存在一些虚假现象。

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公开指出，虚报浮夸是一种“消极的腐败行为”，应该严加查处，并指出，“因此而提拔进领导班子的，要坚决调整下来，后果严重的还要处分”。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危害正严重侵蚀着国家的机体，损害着政府的形象。现在有些人的确靠“说大话”高升起来，这些人总结的这一作官的诀窍，官做得越大，其危害也越严重。这会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横行。

看起来他们只是多报几个数，瞒报百分之几，然而，积细流而成江海，统计工作是我国宏观决策调控的基础，基础动摇了，科学的决策和调控还从何说起？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其经济损失绝非几个亿、几十个亿可以弥补的。

一靠科学  二靠法制

把时钟拨回到50年代末，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卫星”天天放，粮食、钢铁、扫盲、绿化、灭鼠……都是“全民大办”，“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次比一次大，结果仅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人，交了高昂的学费。

据当时统计，1958年北方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为48925.7斤，南方早稻亩产最高纪录为36956斤，中稻亩产最高纪录为130434斤10两4钱(16两制)。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彭老总当年在庐山为治“浮夸”上的万言书中的感慨，至今仍震聋发聩。怎样从根本上解决浮夸问题，靠觉悟、靠呼吁、靠舆论监督，甚至靠党政处分都十分必要。然而，仅有这些还很不够。

明初地方官为以功谄上，把本应在地方填写的官册预先盖上印鉴，拿到京都根据“需要”补写，造成大量所谓“空印案”，朱元璋为治理这种情况实行了一系列措施，犯案者杖百、充军甚至杀头，可谓非常严厉，但最终也未能彻底除弊。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套机制。

目前，我国有一部《统计法》，由于颁布的时间较长，已11年没修改，有人称之为“豆腐法”。一是存在执法不严，宣传不够的情况；二是许多法律条款已不适应现在的形势发展。比如，《统计法》只有对国有企业或党政机关的限制，而对乡镇、合资、独资企业、个体企业就缺乏惩罚力度。去年对麦当劳隐瞒职工收入统计报表的惩罚，只能最高罚1000元人民币了事。许多人说，这样处罚不力，无疑会助长浮夸风。

《统计法》明文规定，基层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必须符合实际，不允许任何人任意夸大或缩小，对于擅改数字而又屡教不改的，必须依法惩处。然而，它关于违法责任的规定太软，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不够，其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无可操作性，以致出现违法难究。这一法律，应该尽快修订。修订的关键是建立预防、制止和惩处虚报浮夸的机制。

有人称，目前我国的统计只能是大概、近似地对国民经济作出反映。国家统计局提出一靠科学，二靠法制，使统计数字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服务，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可是，由于地方统计局长由当地政府任命，上报的数字首先必须经过当地主要领导批准认可，一些数字如物价、人口出生率、人均收入等很难客观地反映上来。为解决这一难题，目前我国正式成立了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负责1%的人口抽样调查；全国城市调查总队负责城市居民收入、物价的调查；全国农村调查总队负责农村人均收入、农民负担等调查；全国企业调查总队负责企业产值、利税等的调查。这些，对数字的准确性有了更高的把握。同时，我国目前采取了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今后将转向以抽样调查为主要依据，这在统计方法上是巨大的进步。

统计调查其实应更少地采取行政手段。国家可以使用市场化手段，对相当一部分统计调查实行招标，委托商情调查公司进行数据收集。政府统计部门可对统计调查公司进行资格认定与管理，可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企业性统计师事务所。这样，通过社会分工与竞争，促进统计信息产业化、市场化，逐步实现优胜劣汰，使可靠性高的统计信息企业占领市场。

目前国内外的现实都在呼唤统计这个“晴雨表”能准确地记录国民经济的阴晴圆缺。对此，张塞局长这样认为：有两大革命正在中国兴起：一是经济体制的革命，二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两大革命，一方面，向我国统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统计的要求更高，统计的难度更大，如果不能适应这两大革命的要求，中国统计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同时被世界各国统计远远地抛在后面；另一方面，又为我国统计的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所谓“后发性”利益和建立新经济体制对官方统计的强大的需求拉力。 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