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富豪的财富调查(365)

（文 / 李鸿谷）

(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山西煤炭以运定产 )

<p "="">歌城，太原特色。当地人最常举例说明的是“金昌盛”，一座仿西洋城堡式的建筑群，里面有几十家不同名称的歌厅。这是太原歌城的标准式样。从旁观者的角度，这极度夸张的“临时建筑”，确实能够给人某些想象。有此背景，电话打给夏景春，“记者？北京记者？”电话那端，可以感觉夏在犹豫是否迅速拒绝这个陌生的要求采访的电话。

夏景春，太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在太原开歌厅，第一个要拿的证就是《文化经营许可证》，这个证由夏领导的文化市场管理办负责审批。在一般人甚至媒体的描述里，他在此领域有相当的权力。与记者面对面坐下来，夏努力使记者相信，太原的歌城，是普通人的文化消费场所。最后的问题当然也涉及歌城的“小姐”及数量，看得出来，夏对此问题经过精心准备:“政府没有授权我们进行这个调查。”此前，记者采访太原警方有关人士，讨论太原歌城等娱乐场所，“过去是必须由公安部门审批的‘特种行业’，现在已经取消了。”“公安部最近的工作重点是:保护人权，规范执法。在这种新的警务理念下，那些场所案件，公安不能再搞大规模、运动式的清查行动了。”在这种实际上已经变换了的时空里，寻找所谓“地下产业”的证据，相关采访对象说，“并不容易”。太原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之际，只有两个人，夏景春由此起步，差不多与太原歌城同步成长——比较起来，至少这次接受采访，夏显得比想象要坦荡得多，他跟记者描述的太原歌城起源背景，恰巧与这座城市的“核心物资”——煤炭形成同时上扬的两条曲线。山西省的一位官员说，“太原歌城不是黄色故事，而是财富故事”。

在太原歌城演变成现在一个个城堡式的建筑群落之前，夏景春说，1993年，这里兴起的是歌舞厅，即有歌手唱歌的那种。“点一首歌，188元起价，然后下面的人竞价，最高的时候，会把一首歌的价格叫到上万元。”太原人真的这么有钱？“这是山西煤炭流通领域最火爆的时候。”

追溯山西煤炭的发展，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夏冰说:“上世纪80年代是煤炭产能提升的10年，大约到1987年煤炭产量开始超过火车的运量。”第一波山西的煤炭行情开始回落。6年后，1993年，煤炭价格开始放开，价格双轨制。这个时期，铁路运输对煤炭的制约超乎想象。于山西而言，基本策略是，“以销以运定产”——多生产则被罚款。记者通过有关人士搜索而来的山西省人民政府1995年9号文件，第一款即严令“严格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对产销率低于98%的统配煤矿每超产1吨煤，省煤炭厅（局）扣减工资总额吨煤5元;地方煤矿以地市进行考核，对产销率低于98%的地市每超产1吨煤，省计委减少返还地市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吨煤5元。同时，对超合同计划生产的煤矿，有关银行不予安排流动资金贷款。”

不过，政府严厉的控制之策，从实际操盘者的角度观察，难以实施。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张莲莲向记者从制度上分析说:“国有重点煤矿（即统配煤矿）可以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管理，但山西全省地方国有与乡镇煤矿，只有依靠省煤运公司代表他们参加全国订货会议。大部分地方煤矿与全部乡镇煤矿都依靠铁路集运站装车外调煤炭，一个集运站辐射多少煤矿，一列车装谁的煤，装了多少，煤炭企业无从知道。”在此等情形之下，各煤矿特别是乡镇小煤矿对多少煤能够运出去，什么时候能够运出去，并无基本概念，生产与销售实际上的脱节，导致限产只是单方面的想象。此等情形，产量既多，能够拿到运输指标自然成为这个行当最有势力的人物——“跑车皮”，倒煤成为最为牟利的行当。留意新闻的山西官员让记者注意今年上了胡润富豪榜的山西张新民家族，“报道说，张新民1995年成立了山西华北黄金实业公司，专门做煤炭的铁路运输生意”。流通，是山西煤炭富豪真正的第一桶金。

从开始到现在，见证了太原歌城发展历史全过程的夏景春断然否定太原娱乐业的诞生跟煤炭有任何关系，“就是现在，歌城的投资者，也没有煤炭老板”。记者细查太原最具代表性的歌城“金昌盛”，过去的所有相关报道，甚至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准确过。这位名叫田茂铭的太原人，起家的生意是加油站，他以“太原市通用石化公司”之名注册公司。但仔细检索，在他的13家分公司里，除了金昌盛娱乐城，还有山西岚县富民煤矿。与他一道从太原三条街出来的朋友解释说，“他是先有其他生意，然后投资煤矿。严格上讲，也算不上正宗的煤老板”。

太原歌城果然与煤炭无关。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山西省官员反问道:“谁是歌舞厅的消费者？”在一层层的推演里，“如果娱乐业的兴起，在全国各城市，发生时间差不多，是他们共性的话;在太原，特殊性，则是‘倒煤’群体。煤炭流通领域的发财者，就是那些歌手的竞价者。否则，谁有钱玩这样的游戏？”对文化管理者解释太原歌城是普通人的文化消费场所的定义，这位精通山西省情与太原市情的官员不以为然，“严格地讲，至少初期（消费者）都是煤炭周边的人群，或者官员，或者煤商”。

不过，从夏景春的角度而言，他的“与煤炭无关”判断，未必完全失效。2000年左右，太原的娱乐业成为媒体关注的“软话题”之一。这也是2005年离开山西的前省委书记田成平刚到任山西不久，那时候的山西，田成平后来回忆说，“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为74%，排全国第31位”。这等情势下，仍然火爆的太原歌城，因为与当地人收入低下形成的反差，所以，“广受指责”。夏景春介绍说，在最初以竞价斗富的方式而彰显的歌舞厅出现两年多时间后，KTV与陪歌模式的歌厅出现。最盛时，“太原曾有3522家这样的歌厅”，夏解释说，“这是后来形成歌城的基础条件”。“我们大约有30个左右这样的歌城，叫歌城的一般里面有50家左右不同的歌厅。”早期KTV的价格方式——每小时20～40元——延续到歌城，只不过现在的价格平均为每小时50元。“价格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消费者不少。”夏说。

作为一个符号，太原歌城背后的煤炭财富，至少早期是流通环节——倒煤。“悍马”，还有北京豪宅的山西购房者，这些符号背后的煤炭财富，“基本上集中在煤矿，属于生产领域”。有关人士仍以张新民家族为例:“如果那轮在流通领域积累煤炭财富者，没有像张新民一样进入生产领域，新一轮的煤炭行情，可能他们无可分利。而这轮行情，才真正产生了煤炭富豪。”这一群体的出现，虽然，“悍马”与豪宅的种种传言，在我们采访的煤炭富豪那里，很轻易被他们解释成“极少数”，但他们在消费上的强势姿态，并不仅仅是简单传说。1998年开发的韶曦别墅（200多平方米，总价不到40万元），当时根本卖不出去，成为太原有名的烂尾楼。2004年重新包装后，立即销售一空。他们的二期，现在也开始销售，起价为每平方米10500元。太原兆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瑛介绍说，他们公司做的别墅项目，80套大面积的别墅，一年不到全部售出，“其中60套卖给了外地人，做煤矿、焦炭与运输的。大多数一次性付款”。

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上任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曾总结说:“去年（2004年）全国煤炭是19.5亿吨，大约20亿吨吧，其中国有重点占54%，地方国有大概15%，加起来70%左右。”剩下的30%，“是民营煤矿完成”——他们中间能够产生“真正的煤炭富豪”。从山西煤炭的历史看，产生煤炭富豪的过程，大约经过20多年时间。

这一财富故事的起点，宏观的背景，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曾总结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其《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里，引用邓小平的这段话，界定说，“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了机会”。对应于这种宏观层面的变化，80年代初期，中央对山西与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有水快流”——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张莲莲研究那段时期的资料发现，“1981～1985年山西乡镇企业年增长39.7%,村与村以下企业高于全国平均2至3个百分点”。

复杂的格局在于，夏冰向记者解释说，“煤炭工业是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一种产业，与土地的关系无比紧密，而土地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1987年，当煤炭产能超过运能之后，“乡镇煤矿一直在压缩当中”。除去硬性的压缩限产之外，黄亚生观察中国整体经济改革，提供的分析框架，“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在煤炭领域的基本表现，由于运力紧张，研究者描述的是，“在煤炭开发上采取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方针，另一方面，在运输上却实行了先国统（国家统配煤矿）、后军矿，然后才考虑地方的歧视性政策。使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加剧了地方煤炭的积压”。

回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结构里，从专业的角度观察，经济学家周其仁解释经济基本假设，“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周以其长期的调查给出的约束条件，“第一重约束来自国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即便进入了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也一直谨慎地没有提出明确的私有化纲领。第二，计划公有制像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制度一样，造就了她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这一层约束条件，以山西的现实观察，山西省原科委主任、省人大财经委主任李镇西接受记者采访，描述历史上“官本位”的山西，“自咸丰年间清政府洞开卖官之门后，山西商人便趋之若鹜，开始钻营官场。而现在，官风不正，办事效率低下，什么样的经济都会被拖得一塌糊涂。”具体煤炭这个领域，“与土地的关系无比紧密，而土地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特殊性，使从事这一行业的经营者，最主要的关系对象，“是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

这种种约束条件，使山西煤炭富豪作为一个群体兴起的速度，比中国大多省份要晚不少时间。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这些煤炭富豪，因其张扬的“悍马”、豪宅，以及前期已有所铺垫的太原歌城等财富符号，他们甫一露面，即成媒体关注焦点——故事没有完，才开始，戴维·洛克菲勒在自己撰写的家族第一部自传里，在追索祖辈发家史后感叹，“财富，最容易被妖魔化”。

剥离那些炫耀性的符号，我们有可能洞穿那层层约束性条件，作为一个中国市场经济发生史的样本，来发现煤炭富豪的财富积累的历程吗？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思想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

39岁的温州人侯丽芳，后来她的辩护律师白涌生跟记者形容，怎么看“也是家庭妇女”。但是，她拥有的山西煤矿，硬投入已经超过2000万元。

7月2日下午，在杭州的侯丽芳接到电话，矿上出事了。这个电话再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侯丽芳拥有的煤矿，在山西忻州宁武县阳方口镇。这天下午，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从杭州飞太原，当天只剩下一班晚上9点多钟的飞机。看起来，虽然侯丽芳并不在场，救援工作仍有条不紊。爆炸发生一个多小时后，接到报警的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即已赶到现场。大约在侯丽芳办完登机手续之际，晚上8点30分左右，此次实施事故救援的副队长徐伟明从井下上来了。

这场事故自此开始改变运行轨道，综合起诉书与相关调查人士的描述是:“徐伟明来到矿难指挥部所在地贾家堡煤矿办公楼二楼大会议室。宁武县煤炭工业局局长亢存焕、总工程师连玉明随即上前了解井下矿难情况，徐伟明即在桌上绘制井下情况示意图，在标注遇难者遗体位置时，连玉明以人多嘈杂为由，将徐伟明叫到隔壁房间，亢存焕及李天恩（宁武县委副书记）、李德生（副县长）也相继进了房间。徐伟明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了井下情况示意图，并逐一标出了30具遗体的具体位置（实际死亡人数是36人，徐伟明下井只发现30具）。在得知死亡30人以上要上报国务院处理后，亢存焕提议能否少报，徐伟明与救护队同伴商量后，说报29人，亢存焕说，报29人是国务院与省里处理的临界，要么实报，要么再少一些。于是，徐伟明便根据井下生产的需要开始在图上擦减人数。就这样，死亡人数在宁武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的默许下，由‘懂政策’的煤炭部门干部随意商定，最后确定为19人。”

大约晚上11点钟，侯丽芳与哥哥侯传高，还有嫂子及母亲坐飞机到达太原机场。在出站口等候他们的是宁武警方，坐着警方的车，他们连夜赶路，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到了宁武。此后，侯丽芳一直呆在五寨县看守所。

侯丽芳后来跟她的律师介绍说，“这次是她第三次到山西”。

2003年5月，侯的丈夫陈治芬与宁武阳方口镇签订联营贾家堡煤矿接替井的合同。不幸的是，今年2月，陈在南京出车祸去世。4月20日，侯丽芳第一次到山西，完成更换合同书上承包人的名字，她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座矿井。一个月后，侯丽芳再次到宁武，取回合同。

对这座矿井，侯丽芳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律师白涌生转述说，“应该是合法矿井，允许生产，如果不允许生产，老公是不会承包的，况且如果不合法，政府还会在合同上签字吗？每天生产多少吨？有没有检查？不知道”。

看起来，侯丽芳对这次矿难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有调查组人士后来向记者描述当时侯丽芳的想法，“人已经死了，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为侯丽芳张罗矿难善后种种事宜的是她的哥哥侯传高，到了宁武，在警察的跟随下，侯传高开始筹款。山西浙籍矿山井巷协会负责人周时选告诉记者，“我看过他的账单，都是一两百万的借款”。在筹足了1400万元交政府事故处理小组后，侯传高自己也失去自由，他被关进朔州看守所。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说他接触过侯传高:“我们不摄像，你能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死亡人数？”侯传高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19个”。在曲与他的同伴拍完所有转移遗体甚至火化的镜头后，曲仍希望有关人士能跟他说真话，结果，包括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在内，所有人共同的答案都是“19个”。但是，这一事故所有当事人对事件走向控制的努力，失效了。

煤炭的温州人梦想

侯氏兄妹，温州平阳县南雁镇人。在宁武承包煤矿的温州人，大约一半出自这个镇上。温州人伍生（化名）介绍说，“侯家父亲还有舅舅卢成秋，是最早出来做煤炭的温州人”。周时选也算得上早期中的一员，周说，“最早的一批，应当在1975年”。

在太原见到周时选，对煤矿老板有钱人的想象，全部失效。周一身老棉袄，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仅仅几百元。但说起他在忻州与长治的两个煤井，“一个已投入1500万元，另一个投了3000万元”。记者接触的周与其他温州煤炭投资者，唯一从外表上看得出财富符号，是软包装的中华牌香烟。同样，记者接触的县镇官员，共同的标签也是软包“中华”。1979年，周时选第一次到山西，“为了找工程”。“当时的迎泽路（太原最具标志的道路），好像还是土路。”温州人“找工程”，一般的程序，按周时选的说法，“找到那些道路、桥梁的建设指挥部，从他们手里承包一段工程”。山西要建的，主要的不是道路与桥梁，而是煤矿。第二次，1981年，周找到了工程:西山矿务局的西曲矿，一个日本人投资的年产300万吨的矿井。接下去的程序，是周回到温州，拿着西山矿务局的证明，通过县市省三级政府，办妥介绍信、出省证。第一批，周带出了200个温州施工工人。回忆当时，周说，“除了浙江人，还有四川人来这里承包工程”。不同的是，后来，不少温州人成了矿主，更多的四川人选择了下井挖煤。

这个时候，山西正开始“有水快流”的政策时期。更多的温州人——当时浙江驻山西办事处的阎敏才回忆说，“主要是苍南与平阳县的温州人”，周时选说，“由于我们的工程质量好，进度快，多数工程都由温州人包下来了”。有趣的是，记者曾努力寻找能够印证温州人这段历史的山西人，但无论大型国有矿的官员，还是小型乡镇煤矿的负责人，却没有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清晰的记忆。在温州人自己的印象里，大约在80年代末期，温州人即已有开始承包山西煤矿的了。主要代表是胡育林，“他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阎介绍说，“他大约在山西有六七家煤矿”。但胡拒绝采访，也拒绝证实关于他的所有说法。早期的温州承包者，由于煤炭行情弱，没有太多成功纪录，阎说，“自然大家不太记得”。

温州人真正引发山西人的注意，始自2000年后。其实，大约10年前，周时选即已在武乡县开始承包煤矿，“我也是从一个温州老乡那里接下这个煤矿的”。不过，周的此次投资并不成功，“300万元，签了5年的合同，但熬不下去，每吨煤成本30元，却最多卖20元”。撑了两年，耗尽300万元，周撤了。2001年，周又回来承包煤矿，“这个时候的价格上涨到40～50块钱一吨”。随后，煤炭的行情上攀，更多的温州人来了。

比较而言，更知晓温州人情况的阎敏才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人分新老两个阵营，老的如周时选与胡育林，新的投资者2001年后开始挤进山西。这批新进山西的温州煤商，仍以苍南与平阳两县为主，周说，“一方面是煤炭有了行情，过去熟悉煤炭的温州人回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平阳水头镇皮革城治污，又挤出了不少资金”。

水头镇与南雁镇相邻，在平阳县的简介里，“2003年，水头镇制革企业1261家，占地近3平方公里，从业人员3万余人，年加工猪皮1亿多标准张，年总产值38亿元。其生皮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但是，浙江环保联合检查组的检测报告显示，水头镇的鳌江，“1992年，鳌江水系还属于二类水质，1994年降到四类，1995年后，发展到劣五类”。在环境标准里，地面水环境质量中劣五类已经是极限，河流基本失去功能。从2002年开始，平阳县下决心开始治污，选择的策略是，先限产轮产，然后停产治理。而在这里从事皮革业的温州人的现实是，后来参加温州炒房团，频频接受采访的吴春波介绍自己，“别看我这样年产值1000多万的企业，其实也只有五六个工人。产值再高的温州老板，也多数是家庭的手工作坊”。以研究温州经济而著名的胡宏伟向记者介绍说，“低质低价，这是温州产品的一般特征，而治污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产业上规模，这又是多数温州皮革业者无法达到的现实”。

去年曾经去温州调查过这一过程的杭州《今日早报》记者莫际芳介绍说，“我们还到温州银行去了解过存款余额”。结果发现:去年温州的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左右。与这一事实相对应，温州炒房团成为各媒体报道的重点，随后即为温州炒煤团的新闻。吴春波接受采访时，说温州人，“不能让钱在银行里多躺一天”。

媒体推测——“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人承包，年产量达8000万吨”。之后，浙江经协办、驻京办与温州市协作办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去年5月公布的这个报告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计30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30亿元，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如以安监总局李毅中给出的“全国煤炭产量30%由民营矿生产”，那么温州人所占山西民营煤炭产量的比例，也并不算高。平阳水头镇治污挤出的资金，在投资山西煤炭30亿所占比例有多大，即使新进山西的温州人，也无法给我们算清楚。不过，一般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人携款来山西，基本上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多大的投资，两年内，基本能收回”。即使这份对温州煤炭投资者的官方调查，对这一说法也没有给予否认。

水头镇挤出了几十亿的游资，而苍南与平阳的温州人对山西煤矿又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形下，伍生说，“新来的温州人，都是老的带出来的”。不同的是，他们的资本量，在短时间里，“有了质的变化”。以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习惯看，胡宏伟说，“选择煤炭行业，也符合他们一般的行为模式。只要有高利润回报，他们一般都不太怕风险”。

在岳父与大舅子的引领下，侯丽芳的丈夫陈治芬2003年来到山西宁武，投资煤矿。熟悉他们的温州人介绍说，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侯丽芳，“一直在家带8岁孩子，与七旬婆婆相伴”。

山西的乡镇现实

帮助记者去寻找侯丽芳贾家堡煤矿的山西司机小康在回答自己为什么不想去开矿时，答案很简单，“没钱、没权、没靠（靠山）”。而温州人，“那些温州侉子有钱啊，可以承包煤矿，我们这些人哪有那么大资本”。小康一路上称呼温州人，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侉子”，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坏人的意思”。对于那些温州人开的煤矿，小康很坦然，“我要是没有煤烧了，就到附近的矿上弄上一小车。别人去不行，我去弄，矿主不能不给。他们对我是有看法，但没办法”。穿着一件显得特别破旧警用大衣的小康，自称自己在警局里“有人”。为了证实他的能耐，记者需要找到侯丽芳舅舅的煤井地点，他立刻打电话联系自己的朋友，果真查到了具体位置，“我在警局的朋友办点小事情还可以，大事情不行”。记者的好奇心，最终得到了他的满足，“我那个派出所的朋友，是个司机”。

约定在晋城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人陈德伟——他被同行介绍说，“投资了一个多亿，有好几个矿井”，但坐下去，陈的叹气是，“这里人并不欢迎我们来投资”，“特别是当地的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认为资源是自己的，不是国家的”。《山西经济报》资深记者郭欣荣也注意到同样的事实，“山西人认为，如果国家来投资，我们没有办法，凭什么你们温州人来，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资源，凭什么你们来赚钱？”有意思的是，即使一般人看来可能相对理性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答案也出乎意料，张莲莲说，“我坚持认为山西煤炭的产权不应当卖给非山西人。这点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应当的”。

虽然是自己祖先留下的资源，但记者在山西采访，比较意外的事实是，无论是温州人的井矿，还是山西人自己的井矿，特别是地方煤矿，几乎没有山西人下井挖煤的。而现在井下工人的一般收入，最低的，煤矿老板报给记者的数据是，“一个月2000块”。

山西当地农民的收入呢？作家鲁顺民2001年曾到忻州河曲县（与宁武县相邻）调查，他详细记录河曲县刘家塔镇一位村支书张义成的年收入细目——这也是记者能够找到最为细致的山西农民收入表——农业:玉米（净收入339.4元）、糜子（182元）、土豆（930元）、黑豆（177元）、绿豆（463元），张家一年农业收入2091.4元。工副业:养铲车两部（净收入6000元）、养猪两头（1490元）、村干部工资（870元），合计8360元。而张家全家年支出:乡村提留（160元）、子女教育（4000元）、买白面4袋大米3袋（310元）、工作应酬与外出包工消耗（3000元）、礼金（600元）、电话（700元）、电费（180元）、粮食加工（200元）、水费（100元）、烧炭和煤气（200元），总支出9450元。鲁顺民向记者解释说，“村支书是村里的冒尖户”。但张义成一家一年的收支相抵，一年的节余仅1001.4元。这一金额，比不过井下矿工一个月的收入。

如果回溯山西乡镇煤矿的发展历史，“最初的时期，大约在1982年前后，可能还有一些当地人下井，到了1987年，外地来的矿工渐多，本地人就不再下井了”。记者就这个问题曾与此次采访的所有对象讨论过，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仍然是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夏冰说:“过去同事去乡扶贫，最理解不了的是，农民说，你别看我饿着，我可是坐着的。‘坐着’，对山西人是重要的。”鲁顺民当然也注意这一事实，他向记者提供的解释是:“我看材料，1947年土改时，山西的关键词是，够吃不够吃，这是判定成分的重要标准。或许，这遗留下来，成为一个潜在的行为选择标准？”说到自己的经历，1987年大学毕业的鲁顺民，当时的收入是87元，而那个时候，去煤矿就能拿到500元，“但没人去啊”。

“别看我饿着，我可是坐着”这一传统形成的行为偏好，鲁顺民对河曲县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本县共有12万人口，其中党、政、教三块人数在7000人以上，将近8000人。也就是说，这将近8000人全是靠县财政来养活。而该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全县12万人，则每17人负担一个行政人员，以4口之家计，则每4户就得养活一个行政人员。据该县1989年的县情统计资料，1989年，该县‘吃财政饭’的人是2000多一点，13年间一下子多出将近4倍”。

这并非河曲县独有的现象。当地媒体有报道说:“山西财政供养人员，1990年91万人，2002年133万人，增幅为46%。”记者检索山西统计局的权威数据，2002年财政供养的人员，比这一报道的数据要大，达1365550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14%，即24个山西人供养一个行政人员。山西省政府进行的专题调查:山西省社会群体开放心态调研报告的第一部分总结山西社会心态，排在前两位的是:强烈的官本位意识与政府的特权意识。这份调查报告有数据的部分是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其结果，山西大学生心目中首选的就业单位:政府和事业单位占67.35%;而对当官意义的看法，54.08%选择的是:特权。

比较温州人与本地人所开的煤矿，一位当地矿主与记者讨论仍引用甚至是那个司机小康“有钱、有权、有靠”的概念，“温州人与本地人拥有的资源不同，当然他们都会用各自的优势”。比较两者不同的行为偏好，更直接的说法是:“本地人一般是找关系，七七八八拐弯抹角找到了关键人物，一般程序是先吃饭，再唱歌，最后按照平均行情，送钱。而温州人不一样，找到关键人物，免去了前面所有的环节，直接请到宾馆，以远远高于行情的水平送钱。”多数接受采访的本地矿主，对温州人最主要的评价是:“有效率。”一位长期跑太原跟政府打交道，办理各种手续的煤矿公司副经理很坦率地说，“这其间的曲折，我说得清楚，你也写不清楚。很简单，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无法核实”。而对温州人“有效率”的例证:“一般矿井出了事故，当地煤矿都会全部停产整顿三个月或半年（宁武矿难后，全县即停产四个月整顿），正常的情况，常常是温州人的矿最先复产。如果有例外，那个先复产的本地矿主一定会得意地四处宣扬，‘你们看，我比温州人都先开工了’！”

温州人的山西模式

记者曾仔细研究过能够收集到的有关侯丽芳丈夫陈治芬承包贾家堡接替井的材料，仍有诸多疑问无可理解。这座煤矿系宁武县阳方口镇镇办煤矿，1982年5月开始建设，年生产能力9万吨，1988年12月正式投产。1997年经忻州市煤管局批准建设接替井，1998年10月1日，接替井基建工程承包给一浙江人黄先生。2002年8月3日，宁武县政府下达了《宁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取缔一证多坑的实施办法》，对该矿实施关闭。问题是，第二年5月，这个已被关闭的矿井，矿方将接替井承包给了陈治芬，期限10年，每年承包费15万元。

将一个已决定关闭的矿井再度承包出去，被阳方口镇派往此矿担任矿长的王继武向其律师解释说:“矿上欠工人工资100多万元，还外欠款1000多万元。为了让矿生存下来，只好想办法，与包工队签合同，建接替井。”王还解释说，“这一做法得到了镇党委书记与镇长的同意”。陈治芬或者不知晓实情？但他接手后，一年多时间里，已经投入2000万元。陈治芬车祸后，三个月时间，这座矿井先后接到忻州市与宁武县五道“停止施工的通知”。这种种事实，由于当事人均被逮捕，其间蹊跷，无人能给予回答。

山西本地老百姓，按陈德伟的说法，并不乐意温州人来承包“他们祖先留下的资源发财”，这形成的一个逻辑循环则是，陈说，“我们必须需要取得政府支持”。而对于如陈治芬承包的贾家堡接替井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是否合法，而是“欠工资与外欠款”。任何一位接受采访的温州人，在谈到承包矿井时，都自然地回避了他们之间达成默契的关键因素。郭欣荣以他长时间的关注，总结出来的温州人进入山西煤矿的“湘峪模式”，其基本前提之一，则与陈治芬接手贾家堡矿井相似，“企业资金紧张、运转不灵”。郭通过调查描述的样本是，“2001年，湘峪村与浙江人陈玉才联营，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是，陈玉才负责追加矿井投资，负责矿井正常生产的一切设备、设施资金投入（总计为2000万元），并全权负责所产原煤的销售管理，每年向村集体上交260万元。2001年前矿上的债权、债务与陈无关”。而此后的执行情况，“2001年下半年，煤炭市场回暖，陈当年交足村里的220万元，2002年上交村集体的款项达到460万元。2003年联营到期，2004年湘峪村与陈玉才继续联营，而陈玉才上缴村集体的费用涨到660万元，湘峪村民（1100人左右）每人每年从矿上分到2000元，冬天供暖用煤由矿上供应。整体算下来，陈玉才每年向村委和村民所付金额大致为1000万元。”

郭的调查证明，陈玉才虽然支付的费用逐年上升，但至少在这个矿井签了一份合算的合同。在这个联营协议里，“矿长（法人代表）由湘峪村推荐，镇里任命。矿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资料供应、原煤销售由陈玉才全权负责，而安全生产由矿长负责，陈承担经营风险，矿长承担安全风险”。由此协议来看陈治芬与阳方口镇的合作，法人代表显然是王继武，但他与联营方的负责分担，从协议上看，陈治芬与后来其妻侯丽芳，“承担煤矿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与销售”;而王继武与煤矿的关系仅仅是“监督与指导”。温州人与当地人的谈判，其细节处，特别是负责担当部分，各地亦各有不同，视乎当事人的能力。

陈玉才以这种方式联营的矿井有5个。郭说，陈告诉他，作为投资者很希望组建煤炭能源集团，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资源拥有者对此并无基本的热情。郭向记者界定“湘峪模式”，“温州人是现实的，他们在无法获取按现代企业方式进入的时候，采用承包或联营方式，不动摇当地人的‘法人地位’，在经营上获得实质上的产权主导地位”。

“温州人对现实的理解力与适应性，比想象要强大得多”，山西本地煤矿矿主这样向记者感叹。而具体的山西日常现实，是司机小康坦言那样，“我要是没有煤烧了，就到附近的矿上弄上一小车。他们对我是有看法，但没办法”。这还只是小儿科，温州人伍生跟记者举例，“山西有唱大戏的风俗，村里唱大戏，我就要交赞助，一次5000元或者1万元。不交？当然可以不交，可是长期在这里呆下去，不交好看吗？你要是不交，村民总有法子对付你”。

那天晚上记者采访完伍生，9点多钟从酒店楼上下来，一名中年男子明显喝多了，指着服务员的鼻子骂服务不好。伍生说那是他的煤矿的矿长。伍将男子扶上自己的丰田霸道，示意司机将男子送回家。孰料男子并不买账，坚持下车，伍无奈只好扶着男子站在马路边，听那名男子里唆地说话，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伍终于将这男子塞进一辆出租车。“我的矿长，每个月给他2000元，什么事情都不会干，整天喝酒找事。”看记者不理解，伍说，“他是法人代表，是本地人，有很多关系啊！”

宁武副县长李德生，曾分管宁武县煤炭、安全、贸易等，因贾家堡煤矿事故中默认瞒报事实，曾被刑拘，三天后取保候审，现赋闲无事。一个多月时间里，记者一而再约他，总被他拖延。后来，终于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德生，对于矿难，不发一言，抽着软包的中华香烟，他选择沉默。31岁（1993年）即出任镇长——“刚到乡镇时，没有车坐，只能坐‘小三轮’，‘小三轮’跑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土路上，蹦蹦跳跳，特别危险。”此后李在三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10年正科经历，两年前在县里6选5的差额选举中当上副县长。不过现在，他所分管的领域已被取代。这位前副县长描述宁武这个国家级贫困县，“90%的县财政来源自煤炭”。但这不是他想跟记者谈论的重点，他的兴趣是山西农村基层选举——他所描述的事实仍然比那些统计数据揭示“吃财政饭”与“官本位”心态要有力量得多，“目前宁武470多个自然村中，80%的村，村主任和村支书由同一个人担任。名义上说是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可是这样带来很多弊端，农村中本来就有宗族、家族、富人三大势力一直在进行权力角逐，以前有两个职务还能平衡、相互制约，现在一肩挑，权力很容易失去制衡。而且像宁武这样的重点产煤县，乡镇煤矿众多，很多村主任又是煤矿的法人代表，利益空间太大”。

李的描述解释了记者在山西的采访，最困难的是无法了解本地煤矿企业的发迹轨迹，一位从事煤炭运输行业的官员，对记者的苦恼不以为然:“怎么可能让你弄清楚，大家全是单线联系，弄清楚了，哪里还有钱挣？”不过，温州投资者的进入，尤其是他们直接而有“效率”的方式，使这一切相应变得简单，可以用经济的方式来观察煤炭领域的“地下”工作。

宁武矿难的“经济因素”

7月3日，就在侯传高由警察跟着开始筹钱的那天，媒体报道说宁武矿难死亡19人。第二天，北京的曲长缨在“焦点访谈”栏目公共网上看到有反映死亡人数不真实的信息，曲长缨向记者解释说，“当时死者家属还在四川，还没有出发去山西宁武，他们只是通过山西同乡知道死亡人数不止19人”。5天后，7月8日，在广西开会的曲长缨接到了确凿信息，赶回北京，再赶至内蒙古，宁武矿难瞒报的遗体就藏匿在内蒙古的集宁与丰镇。

这个阴谋因曲长缨与“焦点访谈”的努力，变得不再容易。曲后来说，“我也问过向我们举报的家属，为什么选择举报？他们曾跟矿主就赔偿进行过交涉，家属说你把遗体运到了内蒙古，要多付一些补偿，有提出25万元的，还有一位提出29万元，结果矿主没答应，他们就选择了举报”。有过4次对矿难瞒报事件调查的曲长缨，没有觉得这次调查有多困难。

这次瞒报经过由公安部牵头的调查小组调查出来的事实，看起来，其动机仍像一个经济事件。事故当天带领队员下井救险的忻州矿山救护大队副队长徐伟明，第二天，7月3日，“找到帮助煤矿承包方处理事故的温州人吴奕标，索要了17.52万元。徐拿到钱返回救护队后，除支付赶来救援的原平矿山救护队2.2万元外，剩下15.32万元全部由参与搜救的队员私分。7月5日上午，徐伟明以加班帮助指认遗体为由，再次从吴奕标处索要4.1万元。7月7日下午，救护大队撤离煤矿，徐伟明等人核算所谓救护补助款11.4万元，然后托王虎增（救护队党支部书记）去找吴奕标，并表示应在此基础上再付徐、王等三人每人感谢费。王虎增果然拿回了计划中的14.4万元”。此次“特殊的救护”，徐伟明们额外获利33.82万元。如果是正常而非瞒报的救护呢，“绝对无法得到这么多的收益”。

即使对矿务一无所知，侯丽芳所言“人已经死了，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或许并非凭空。按照温州人所熟悉这里的行规，侯传高后来告诉其律师赵大康，他当时筹款1400万元，“从中拿出110万元给当时阳方口镇党委书记王建武，说明其中100万元系打点上下，另外10万元是摆平媒体所用。”赵大康向记者介绍侯传高，“高中学历”，“差不多在他这个年龄的温州老板里，已经是高学历了”。赵说，“侯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河北、山西一带，早期时候是打工，并不是做矿主。后来慢慢发达了，侯传高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四处搞煤矿。他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他承包了河北邢台中达集团西庆煤矿。”比较起来，侯传高非常精通煤炭行情与“行事规则”。从侯借款来努力补救此次矿难的过程看，“他的支付数量，高于平均水平”。此次记者山西采访，听到煤炭领域不同环节、不同版本的“市场行情”，但如果准确地描述，有关人士说，“只有出了事故，并被查处的案件里可以找到确凿数字”。不过，即使宁武矿难，已有足够多的金钱数据，但仍不够完整。

此次矿难，忻州矿山救护大队看起来是一个显得比较特殊的机构。他们的相关领导，因此事故，全部被撤，并被逮捕。矿难两个月后，负责救护队“三产”的杜建生调任救护大队党支部书记。12月8日下午，记者与杜建生面对面坐在忻州矿山救护队一楼办公室里，感觉真冷，室外当日白天最低温度为零下15摄氏度，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几乎相差无几。杜建生上身只穿了一件薄外套，他一边回答记者问题，一边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暖气不足啊！看来是锅炉房又没有炭了！”杜建生边说边打开门，冲楼道里一名队员喊了一嗓子，“叫人去拉炭啊，赶快！”记者摸了一下暖气管，和椅背的温度相差无几。“我们这边办公经费少啊。”房间的陈设无疑佐证了杜建生的说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沙发，再没有别的装备。杜建生称唯一的一台电脑在原来的副队长徐伟明的办公室里，徐伟明出事后，办公室封存，救护队就没了电脑。所以他这个正科级书记的办公室目前没有电脑、电话，也没有暖气。其他办公室也是一个样式。

杜建生介绍说:参加宁武矿难救护的是宁武直属中队，直属中队目前有51人，原则上直属中队只负责忻州的煤矿事故。其中包括水、火、瓦斯、煤尘、顶板等事故。但如果遇到重大事故，也会与其他矿山救护队协同作战。矿山救护队直属忻州市煤管局管辖，与宁武县没有关系，其工资及办公经费均由忻州市煤管局下发。杜建生介绍说，政府每吨煤收取0.15元的安全维护检查费，具体是，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发一半，忻州市煤炭工业局发一半。杜建生掰着指头跟记者算账，救护队员差旅费补助在宁武境内是1.5元/天，出宁武是4元/天，入坑补助是2.4元/天，高温补助是每小时3元（按照佩戴氧气呼吸器的时间来计算），这样算下来，每个队员每参加抢险一天一般可获得补助30元以内。刚入队的队员每个月一般收入700多元，工作7年以上的老队员一般能达到1000元左右。宁武县一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但救护队很少拖欠工资，所以还是有吸引力的。”

救护队高级工程师弓建义，1986年即开始从事救护工作，目前基本工资是798元，加上职称工资及各种补助，能拿到1300元左右。对于“奖金”的行情，弓建义直言不讳，一般参加救护，矿主都会给钱。坐在杜建生对面，弓建义右手一挥，“兄弟们干得不错，分点奖金”。他略显红黑色的脸上刹那间露出了笑容。 “一般矿主都会给多少？”弓建义看了看杜建生，“这个……不等，有多有少。”“是不是近几年煤价上涨了，矿主给的钱比以前多了？”“当然，现在翻番了。给少了，矿主自己也觉得拿不出手啊！”即使如弓建义这般对矿主发放救护奖金有如此谈论兴趣的，说到具体行情，也模糊起来。

宁武矿难中，弓建义四次共得到了7500元现金。事实上，这一次的奖金相当于弓建义5个月的工资收入。7月23日，弓建义被宁武警方传讯，随后7500元全部退出。

煤炭环节与“坑口价”

出了矿难的贾家堡接替井，现在只剩下一对温州夫妇。

12月8日中午，27岁的李银莲一个人站在炉边煮面条，简易房大约有20平方米，烧着土暖气，人一进去，眼镜片上马上有了一层雾水，浑身觉得暖洋洋的。屋外风很小，宁武此时进入了一天中最暖和的时段，几天来，这里平均温度一直在零下十二三摄氏度，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这里没有别的，就是还有免费的煤可以烧。”李银莲的老公陈治方拎着一筐炭块走进房间，房间里温度很高，陈治方只穿着睡衣，出去拎炭块的一会儿显然让他有了寒意。放下炭块，他不停地围在炉边呵气。看到老公回来，李银莲躺到床上，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开始搜寻忻州台，寻找有关宁武的新闻，“我要看看有没有关于宁武矿难的新闻，案子都拖了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消息”。看新闻是李银莲每天必干的一项工作。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浙江平阳女人以前只知道带孩子，看电视剧，从来不关心所谓的“国家大事”。或许是怕记者不明白，陈治方解释说:“这里没有固定电话，我的手机停机了，跟律师也联系不上，只好靠看新闻了。”这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电视机，一个烧土暖气的炉子，然后就是一些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你说我一个女人，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情（进看守所），吓得不得了。”李银莲本是贾家堡煤矿接替井的一名充电工，在宁武矿难中涉嫌伪证罪，于7月20日被宁武县公安局刑事拘留，8天后取保候审，随后被宁武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

“吃饭吧。”陈治方从炉子上端下锅，盛好了面条，然后端到床边放到一个凳子上。“不想吃。”坐在床上不停按遥控器的李银莲说她现在根本没有胃口，再说从取保候审回到矿上后，几乎天天吃面条，都有些恶心了。两个人相视叹了一口气，陈治方开始吃面条。“从出事情到现在我足足瘦了十几斤，”李银莲仍然盯着电视屏幕，老公陈治方停止动筷，以前矿上的老乡都说她胖，现在一见面，都说她减肥不用吃药。“看，河北唐山又出矿难了！死了80多人了。”突然，李银莲喊了起来。李银莲一点都不否认自己现在对矿难的敏感。当被记者问到你以前对煤矿有多少了解时，陈治方埋头吃面条，头都没抬，“我们俩以前在老家做面条呢。从来就没接触过煤矿”。

这两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煤矿的年轻人，今年春节后跟随老乡陈治芬来到了晋西北，从事一个他们从没有概念的职业。此前结婚5年来，陈治方只去海南打过一次工，李银莲则是从来没有出过温州，一直在家带孩子。结婚时盖房子，买电视等家具花了很多钱，到现在还欠２万多元。陈治方解释说，在温州和父母亲做面条生意，一年能赚七八千元，可是刨去日常生活开销，根本剩不了几个，孩子渐渐大了，5岁都上幼儿园了，花钱很多，根本不可能还债。春节时，老乡陈治芬回老家听到自己连两万元都还不了，就说要自己到他的煤矿上帮忙看煤场，一个月给1000多元，李银莲可以到矿上发放矿灯，每个月800元。就这样还没过完正月，两人就随陈治芬来到了煤矿。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陈治方、李银莲夫妇或许很快就能看到贾家堡接替井开始大规模赚钱的情形。相关资料表明，贾家堡接替井上一年年底（2004年）即已完成改造，剩下的工作是需要陈治芬去拿能够合法开工的“五证”。按国家规定，任何煤矿正常生产，必须具备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工商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去年1月13日开始，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解释说，“贯彻行政许可法，政府要尽量减少行政审批，但是破例设定一个安全许可证，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对于山西多数乡镇煤矿，目前面临的两大现实，山西本地煤矿老板孙利民介绍说:“一是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井今年必须关闭，所以提升产能是关键;二是安全生产许可证。”先前的山西社科院的研究者、后“下海”经营煤矿的孙利民介绍说，“以一个年产9万吨的煤矿为例，按规定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大约需要投入600万～800万元。以前小煤矿都用木头做成支撑顶板，现在需要改成液压支架，每根液压支架要1000元，年产9万吨的矿至少要200根支架，这部分投入需要20万元;配套的液压泵站要十几万元。以前都是用平车人力运煤，为了减少人员伤亡提高效率，现在改用统一的皮带运输，9万吨一般需要2000米左右的皮带，一米皮带的价格为900元，加起来是180万元;瓦斯自动监控系统需要20万元;以前上下矿井靠罐车，为机械制动，一旦出现问题，很难控制，如今必为自动制动，也需要投入6万元左右;在罐车上安装防坠装置需要3万元……”

至少从目前的材料看贾家堡接替井，没有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最后一次，即今年6月16日宁武县煤炭工业局下达的《停产整顿通知书》里，认定，“接替井审批程序不完善，无安全设施设计”。很难知道陈治芬车祸前是否已经准备办理这一切手续，但事实是，此矿井由侯丽芳继承后，没有任何材料表明她与经营团队尝试办妥全部生产许可证照。但是，生产却没有停止，挖出煤即可变现金的诱惑实在诱人，事故终无可避免。

对于采矿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五证”，周时选说，“如果是新矿，一般的程序是先拿到采矿许可证，而这要经协勘探与可行性报告、通过专家论证，然后一级级报国土资源局批准;此后才是到省煤炭工业局申请煤炭生产许可证;有了这两证，再配上矿长资格证，就可以办理营业执照。这种种办完，最后也最关键的是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果从头来过，周估计，“起码一两年时间”。周对自己投资的煤矿，手续都不假他人之手，全部亲自办理。记者将听来的这种种程序的“费用行情”求证于他，他断然否定，“如果各项设备全部到位，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

不过，这轮攀升极其迅速的煤炭行情——有一个最简单的价格对照，2001年，忻州高平的粉煤炭40元/吨，块煤170元/吨;而2004年，分别涨到220元/吨与420元/吨。什么手续都变得急迫无比。那些矿主，他们跟记者说起煤炭，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坑口价。即只要有煤炭挖出来，就有车来拉，关键是，“全部当场现金结算”。

制度环境与地方规则

多数山西研究者分析山西煤炭的历史，乐意将“有水快流”政策作为讨论的起始时间点。见诸于正式山西煤炭史的记录是，1979年5月，薄一波同志来山西首次提出，要“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198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尽快把山西建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有水快流的基本策略是，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回溯历史，山西学者建构的分析框架，中央与地方，是一对结构性基础。这对关系在煤炭领域第一次表现出潜在的矛盾，发生在1984年。这年9月2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煤炭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的通知，这份通知确认，“煤炭部对统配煤矿实行总承包”——这意味着山西的八大国家统配煤矿收回中央管理。在《“十五”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新思路与能源工业发展研究》的专题研究里，对这一能源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描述说:“国家决定把煤炭、电力等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划中央，从而人为地把区域范围内的整体的企业联系割裂开来，并在投资、税收、运输等方面制定了完全不对等的政策条件，使企业的发展失去公平的竞争环境，促使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进一步扶持，加剧了条块矛盾。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支柱的山西经济的增长速度从1985年开始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此为界，山西省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差距逐年拉大。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比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7.8%低2.5个百分点，差距较大的1987和1988年，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3和4.7个百分点;同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也在拉大，从原来的基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下降到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50元的境地;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三项指标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也开始逐渐降低。”

10年之后，这一体制又有变化。安监总局政法司司长黄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顾说，“1998年，原来中央财政投资煤炭部管理的94个煤矿，都下放到地方去了”。从安监局的角度观察，李毅中曾总结说，“我们的国有煤矿长期以来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有一段时间，亏损很严重，历史欠账很多，大概统计了一下，就在安全方面的欠账有505亿，这个欠账要不还上的话，它就是重大事故的隐患”。山西前省委书记曾描述1999年的全国最大的产煤基地大同矿务局窘况，“包括职工家属在内一共50万人，提出了‘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口号，从矿务局局长、党委书记到普通工人，每月只发230元的生活费。可见当时何其困难”。黄毅解释中央的政策选择，“这些企业造成的历史欠账地方不可能弥补，而企业本身又没有能力偿还，所以国家财政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这个实际上从前年就开始了，先后拿出58亿元，今年又确定在原来拨出的基础上增加30亿元”。

与这种国有统配煤矿的收放相匹配的另一项重要制度是铁路的运输管理。山西省乡镇煤炭运销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宝珠向记者介绍说，延续至今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煤炭订货会，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煤炭企业，则是国家重点煤矿优先。“按我们业内的说法，全国重点计划叫‘绿合同’，市场合同则称为‘白合同’。‘绿合同’是要优先保证的。”

对应这种制度环境的地方性选择是，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总经理张根虎介绍说:“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是在乡镇煤矿大发展时期组建的，其主要职能是承担全省地方国有、乡镇煤矿的煤炭销售管理和经营。”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张莲莲解释这家1983年成立的公司的背景:“因为山西省多数地方国有煤矿与所有乡镇煤矿无权参加全国煤炭会议，所以，只能成立这家公司来代表他们参加全国煤炭会议，以争取铁路的运输指标。”张根虎后来形象地形容这家运销公司:“是一种类似农业产业化初期的‘公司加农户’式的‘公司加煤矿’的经营模式。”总结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历史，其更重点的工作是收取“能源基金”，张根虎说，“20年来，收缴煤炭专项基金450亿元，实现利税90多亿元。”对于收取能源基金，研究者张莲莲将其理解为，“国家对山西综合补偿政策的一部分”。原定于2002年结束的收取能源基金，“国家计委、财政部同意将其延长至2005年”。

不过，站在已经开始完善的市场经济规则的此岸，研究者夏冰对运销公司与能源基金的判断是，“现在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人为阻断了煤炭企业与煤炭市场的关系。所谓‘坑口价’，煤炭企业只能享有生产的那部分利润，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固然可以‘点现金’，但市场的变化，因此阻碍而不容易迅速传递到生产领域”。

这种种制度环境及其地方对应而有的规则，从煤炭企业的角度最直接的观察则是，研究者段治平与田启生经过深入调查证明，“长期以来煤炭费赋过重问题仍是煤炭产销企业反映的焦点问题”。“据调查统计，经批准、合法的收费共计92项。其中，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就达40项，属于经营性收费6项，铁路运输杂费46项。如果加上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则收费项目在100项以上。”而这其中，“国有煤矿的各类负担少于乡镇煤矿和集体煤矿，乡镇和集体煤矿少于个体煤矿”。

用经济学的概念来界定，上述种种，都属“约束条件”。在这样的空间里面，黄亚生的分析是，“私人企业求助于现金交易以避免国有征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它们的产权是不安全的;它们常常是被掠夺的对象，也是政府官员的政治歧视对象……这迫使私人企业走到了地下”。给监管带来相应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