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天长禽流感:亚洲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困惑

（文 / 王恺）

( 上海三官堂禽蛋批发市场，养鸡人就地而睡 )

上报和没有上报的禽类死亡

张和平家虽然和江苏高邮来的马正朝合养了这几千只鹅，算得上养殖大户，但贫困还是清晰可见:平房，屋里砖头铺的地，她躲在里屋睡觉，而坐在她家客厅的村民也装作不知道她在哪里。丈夫和马正朝都不见踪影，按道理，刚被接触医学观察的他们都应该在家中。

“还不是怕村民的闲话。”她说。自从封锁梁营村以来，她已经被因此损失了家禽的村民们说得抬不起头，“都说是我们把江苏人招来的，害了全村，也有说害了全国的。其实我们家就给他们放鹅的一个睡觉吃饭的地方罢了。”

10月27日，市政府贴出布告，解除和病禽密切联系的几个村民的医学观察，张和平也在其中，但她说，“喊我抽血检验，我没有干，后来跑回娘家呆了几天”。丈夫也在外面躲着，而另一个关键人物马正朝“不知去向”，“反正我们都没抽血。我们又没有病，抽什么？”

村里放养病鹅群的高老头倒是抽了血，所以他更能到处闲逛，已经到外村去了几次，医生和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对他全无作用。“脚在我自己腿上。”他说。正是他，告诉记者鹅的主人马正朝的所在:“当天拿了赔偿就逃回江苏高邮了，都没给我们安徽人留下一点钱。”

( 安徽天长市防疫区对所有出入人员、车辆进行消毒 )

马正朝是回到了高邮家中，并且没有经过医学观察的他在前几天已经开始到处去买新的种鹅，他是在河南信阳的鹅种场看电视时，才知道禽流感广泛爆发的消息，于是放弃了买鹅的打算。

他还清晰地记得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从外地买回的种鹅养了10天多一点，已经长了几斤，10月8日，他还非常高兴地和合伙人毛长巨、黄安国喝了一回酒，“鹅就在田梗上的窝棚里”。

( 散养家禽是许多农村地区的习惯 )

10月9日，两只鹅走路摇晃着，眼睛有些分泌物，他担心地把它们带到毛长巨的家中打针。从外地买回来时都有检疫证，他认为已经打过针了——结果，第二天，不仅打了针的两只鹅死了，毛家中的鸡也开始大批死亡。

“我怕传染到更多的鹅，就给高邮的朋友朱兽医打电话。”之所以不找防疫站，是因为很少和他们打交道。其后几天，大家限于一种紧张而绝望的努力中。朱兽医已经退休，靠着和老马的关系，他带来了几种药，但还是白费。到第三天，已经死掉几十只了。张和平他们一边紧张，一边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把毛弄下来，卖给专门收鹅鸭毛的小贩，把鹅肉卤了，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城市的人都酷喜吃“卤老鹅”，当死到两百只左右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处理完所有鹅的尸体，“全部用稻草盖着，堆在田里”。

在马正朝所有求救过的人中，与他合作过的老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老乔的儿子乔松举和农业部有些关系，他得知消息的10月14日晨，立刻打电话给老马，让他拿些死鹅到天长兽医站去检查，并且让他不能卖死鹅，“他说万一是禽流感的话，再卖你就犯罪了”。马正朝说他当时已经哭了两天，听了乔的话更加紧张，可是把死禽拿到兽医站检验时，检验人员让他走，因为得知他是高邮人，“他说你是高邮的，怎么拿到这里来？快拿走，拿回高邮去”。

10月14日下午，乔松举直接给国家农业部兽医局打电话，说怀疑这里有疑似禽流感。10月15日，农业部青岛动植物检疫所所长等4人来到安徽天长。当晚，天长市有的领导想在农业部来人之前处理掉这些死鹅，但他们和马正朝陷入到赔偿款项多少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没有处理完毕。

10月16日晨。天长市有关领导带领农经委、公安局等40多人上门，埋藏焚烧，“用石灰消毒”。后来农业部的专家赶来，说光用石灰不行，还要用专门的消毒药水喷洒。抽了鹅血，然后带了死鹅粪便、羽毛标本离开，回去用专业设备检查。10月24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这里发生的是一起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疫情。

随即天长市政府发布了封锁令。而此时马正朝已经带着补偿的款项离开。他曾经听乔松举说过，确诊为禽流感后国家有补偿，而他拿到的补偿确实很高:“30元一只，高过了以往的几元钱。”之所以没有进行医学观察就离开，也是因为天长市领导当场很气愤地说:“你外地人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

以往的补偿确实只有几元钱，在天长的湖滨乡关东村，9月底死亡了1000多只鸭子的李老太就只拿到了每只3块钱的赔偿。对于农民来说，养殖受到这样的损失就是灭顶之灾了。“那是阴历八月半之后，我看着有几只鸭子不行了，就跑到乡兽医站买药。”她还留着那药盒，是重庆一家药厂生产的“头孢一号”，是常用的杀菌药而对禽流感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兽医就给她推荐的这个药。

“当晚开始死，没几天全部死光了。”村长说知道了，给她上报，后来就给了她那点补偿。鸭子据说全部埋掉，是村里找人埋的——真正的死因也就无法查明。在询问天长市指定的“发言人”宣传部副部长唐玉成时，他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农业部门的。“死一些禽类的事情应该是有的。”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全秋梅在当地乡政府的调查，这些情况并不是没有上报，乡政府的文件里有相关档案。只是不像便益乡那样，一经上报农业部，会立刻查清真相而已。

而按照唐玉成的另一种说法，天长市早就启动了国家规定的“禽流感预警方案”，一有禽类死亡是全部上报的。

“你怎么可能指望当地政府如实上报？一上报就被封锁，当地经济会大受影响的。”已经跟踪禽流感5年的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佚说。他们检测到的禽流感病毒不少是在各地乡镇购买的活禽上检测到的，包括安徽省的活禽市场。

城市周边的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

从地图上看，安徽天长像一个打进江苏的拳头，周边的三个接壤城市是江苏的扬州、高邮和南京的六合，只有一边和安徽滁州相连，前些年江苏省曾经想把天长划过去，但是被安徽拒绝了，因为天长的整体经济还不错。

在江苏人的眼中，天长市是一个“鱼米之乡”，江苏的司机经常往天长跑，去拉一些便宜而新鲜的禽类和鱼类，而天长人也习惯去南京等大城市购物，两地连接是很紧密的。因为农产品的销售较好，天长的工农业总产值几乎相当——由此可见，农业发展是远胜于工业的。依靠大城市人的胃口，天长人因此在农副业发展上很有想法，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笼罩在禽流感的阴影下了。

禽流感一来，天长就被江苏方面完全封锁，高邮、六合、扬州都在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站，专门把天长开出来的运送禽类的车阻拦回去，还要彻底进行消毒处理。

这个“鱼米之乡”处于一个半传统半现代的区域，传统的习俗和风景时时可见:马路上跑着办丧事的卡车，农村居民习惯住在青砖围起来的大院子里，而不盖楼房。“那么高谁愿意爬？我们一般也就三四个人，都住在平房里面就够了。”

刚刚收获过的田地里，有不少飞鸟的身影，在刚刚发生禽流感的天长，这田园图景显得让人紧张。

便益乡的人均年收入到2004年是3100元，村民说基本上是靠农副业。“农民没什么本事，没处挣大钱。”而副业是当地政府支持的，甚至有一项提供无息贷款，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的“稻鸭计划”。

“收割完稻子的田里有很多稻粒，鸭和鹅就吃那些，省饲料，又走来走去，肉好吃。”当地多年以来就流行这一种传统的流动的放鹅放鸭方式。

整片区域，包括邻近的江苏等地特别讲究吃大鹅，吃鸭子，而且要求是非养殖厂的散养鹅鸭，马正朝说，他每年都要去周围地区放养鹅鸭，之所以来天长，是因为这里稻田收割比高邮早一个月，可以吃完这里的稻粒再回到高邮放养。他认识天长人毛长巨，所以能在村里住宿。而一些不认识当地人的放鹅人就推着自行车，带着煤气灶和帐篷，与鹅群一起游走在附近的乡村土地上。

南京人喜欢吃的盐水鸭就是这样散养出来的，只有这样走来走去的鸭子才香。正是大城市的需要才使乡村的生产方式更加不容易改变。

而家家户户的散养家禽更是当地习惯。一家养30多只鸡鸭，几乎不用专门喂食，在田间地头吃些谷粒就可以了，猪是关在后院喂养的，一律和鸡鸭棚紧紧挨着。毛长巨家就是如此，牲畜的粪便也是堆在一起。在禽流感病毒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昔日，这样的散养方式肯定是合理的，据说粪便还可以拿去喂鱼或堆肥，一个可以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

但是自从禽流感病毒爆发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里面存在危险了。传播病毒的关键一环在于野鸟把这些病毒带给了四处散养的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源于低致病性禽流感在高度稠密的鸟群中持续传播，因此要防止野生鸟类感染家禽。”加拿大生物化学系厄尔·布朗说。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部首席兽医官贾幼龄也反复说，中国在防治禽流感方面，最危险的是散养的农业生产方式，家禽很容易和野生鸟类共存，也很容易被感染。

天长市的唐玉成也无可奈何地说:“现在说要圈养，可是有谁会听呢？已经是几百年的老法子了，怎么可能迅速改变？”

其实更危险的还在后面，中国及其东南亚各地将家禽和家畜混养，例如猪，是一种极其容易引发各种动物间相互感染的方式，它把禽流感从禽到人的传染准备了桥梁。“在流行病学上，这种接触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管佚说，“这肯定增加了传播的风险。”

欧洲的农庄式的生产相比起混养和散养而言，要更容易控制。“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就可以了。”

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一些养殖场也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的批评:“饲养密度高，鸡笼环境狭窄，尤其是冬季，地面蒸发和动物体内排出的水气增加，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其感染上呼吸道疾病。”

而冬季，按照管佚的研究，是“很可怕的季节”。从2001年起，禽流感病毒H5N1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传播，并且在每年10月到第二年3月，月均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都是最危险期。这时候，正是往年的田野上那些放鹅鸭人的快乐时期:他们的鹅鸭可以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免费饱餐。

尚不清晰的禽流感信息

中国最权威的哈尔滨兽研所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陈化兰说，禽流感病毒已经发生了致命的变异，要阻止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从不发病的牲畜身上传染到哺乳动物身上。他们从1999年起，一直在进行实验，而把不同年份的H5N1病毒注射到老鼠身上时发现，早年提取的病毒并不使老鼠致命，而近年提取的病毒可以使老鼠感染致命，“这说明禽流感病毒中与致死性相关的基因已经发生了变异”。

2001年，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赞助下，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合作开展禽流感研究，先后申请到了世卫组织的基金和英国WELLCOME TRUST基金，研究成果也几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心以为，2001年中国出现的H5N1病毒和候鸟南下过冬的时间很接近，虽然不知道是否野鸟种群是否已经带上了病毒，但是控制禽流感病毒爆发和传播时，肯定要考虑野鸟群落了。另外，他还发现，哈尔滨兽研所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家鸭不易发病的说法不确实，作为禽流感病毒自然宿主的家鸭是传播H5N1的关键，“一些对人类有威胁的新病毒株正在家鸭中产生”。

“H5N1病毒现在成为亚洲家禽之间的风土病，但是病毒似乎已经找到了生态上的空间，透过这空间将影响对人类的健康构成长期的威胁。”

2005年10月，世界各国的主要科学杂志都在发表着禽流感研究的论文。《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病理研究所的杰佛里·陶本伯格的研究报告，1918年蔓延世界的大流感的病毒基因就是禽流感病毒的一种序列。而纽约康奈尔大学发布了简报，A类流感病毒，即禽流感病毒的种类可以跨越物种，使细胞受到感染，其中还包括呼吸道以外的细胞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基因混合器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但是，按照管佚的说法，禽流感病毒在不断地进化。换句话说，“它已经疯了”。连泰国动物园的老虎都会被传染，控制禽流感病毒首先需要系统而丰富的知识，而现在，没有完全清晰的整体信息。

我们目前只能就局部地区封锁，在封锁之外，仍然弥漫着一种无助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