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系统化羞耻劫持我们的人生
《摒弃羞耻感：我们如何拒绝自责文化，重获力量》
作者：[美] 德文·普莱斯（Devon Price）
出版社：Harmony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定价：28美元
本书深入剖析了系统化羞耻的特征、成因与后果，以及应对它的解脱之道。
德文·普莱斯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你是否不断通过那些不赞成你的人的眼光审视自己？
你是否花很多时间反思过去的决定，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决定，总是觉得自己当时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导致你今天的生活不尽人意？
你是否只有当独自一人的时候才觉得放松，然而即使在私下，你也总是在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你是否对人们有可能根据你的身份、外表或是过去经历给你贴上的负面刻板印象非常敏感，并小心监控自己的行为，以免被人证实那些刻板印 象？
你是否觉得自己背负着沉重的义务负担，但同时又认为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
你是否很难相信有人会真正欣赏和关心“真实”的你？
你是否试图一切都靠自己解决，并且认为放慢脚步或需要帮助是一种失败？
如果你在生活中具有上述情形，那么，你很可能已经深受“系统化羞耻”的困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普莱斯在《摒弃羞耻感：我们如何拒绝自责文化，重获力量》一书中，深入剖析了系统化羞耻的特征、成因与后果，以及应对它的解脱之道。
系统化羞耻与一般意义上的羞耻感存在本质区别。一般意义上的羞耻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不仅让我们觉得做错了什么，而且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坏人，被羞耻感折磨的人通常感到孤立无助，无法集中精力，严重疲劳乃至抑郁。但是系统化羞耻远比这些可怕得多，它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关于谁值得受到帮助，谁咎由自取活该受罪的信念体系。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羞耻感，你可以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弥补过失、改变自我来修复它的阴影。但是系统化羞耻是一个伤口，无论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工作，努力成为一个道德上无可指摘的人，无论你多么迫切希望能够爱自己，这个伤口每天都会在你身上重新裂开，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懒惰、自私、令人恶心和不值得信任的人，你在生活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完全是你自己的错。
系统化羞耻是一种痛苦的社会情感，具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个人系统化羞耻。它导致我们害怕被别人评判，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接受我们，从而隐藏自己，远离他人。
个人系统化羞耻来自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直接感受到的压力。亲友貌似善意的责备，邻居随意抛出的讥讽，来自社会的点点滴滴的拒绝和负面评判，慢慢在我们内心积累酝酿，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化羞耻的世界观。即使我们后来有可能克服一些具体的羞耻感，系统化羞耻的世界观仍然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个人系统化羞耻始于我们非常年轻时的体验，但是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那些被人套上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或是被边缘化的孩子往往从小就学会了怀疑自己。但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无比“正常”的孩子，也会吸收到无数关于他们应该如何表现自己、应该有什么能力，甚至为了值得被爱而应该如何作出牺牲的负面信息。
个人系统化羞耻源于自我厌恶和过分自责。如果我们担心自己是自私、软弱和不道德的人，我们就会拼命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求，并且尽一切可能表现出讨人喜爱的外表。然而，我们越是试图掩盖自己，我们就越是难以体验到真正的爱和接受。当我们没有被爱的期望或相信自己不配被爱时，与他人保持距离是相当明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厌恶程度越深，就越不可能寻求帮助。
个人系统化羞耻感很容易发展成为人际系统化羞耻，这是系统化羞耻的第二个层面。一旦你内化了对自己的许多负面观点和态度，将同样的苛刻看法指向他人就会成为一种本能。
人际系统化羞耻制造了一种对他人的病态、扭曲的怨恨，它让我们相信其他人是不安全和不值得信任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不道德的、懒惰的和自私的。人际系统化羞耻也制造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它让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自己非常努力并且受苦，生活才能变得更好，如果有人来关心我们或是提供援助，我们就将其视为干扰或侮辱。这种孤立和个人主义使我们只关注自己的自我保护和安全，从而无法与他人共情与合作。人际系统化羞耻也导致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懒惰、粗心和冷漠视为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关注和思考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困境。
系统化羞耻的第三个层面是全球系统化羞耻。它将之前两个层面中存在的所有不信任、孤立感和对他人的苛刻责备，推广到全球社会。它让我们相信，整个人类群体里充满了自私冷漠的坏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永远无法真正有意义，甚至人类这个物种根本不值得拯救。
系统化羞耻的第一个后果，是妨碍了自我护理。例如，如果处在精神健康问题被污名化的环境中，抑郁症患者就会避免与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症状，并且更有可能自杀。当糖尿病患者对他们的疾病或饮食习惯感到羞耻时，他们就会停止对血糖的严密监测。基于宗教和羞耻的性教育方法一再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方法使青少年更不可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因为它们在贞洁和“罪恶”的性行为之间建立了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当同性恋者对他们的身份感到羞耻时，他们会觉得预先暴露性预防——即提前服用足量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预防在高危行为中有可能发生的艾滋病感染——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
简言之，系统化羞耻会使人自暴自弃，不愿意照顾自己的健康和福祉，也不相信可以通过做正确的事情来使自己变好。
系统化羞耻的第二个后果，是强化了底层互害。当我们深陷在系统化羞耻所带来的沮丧中，我们经常会寻找另一个人来责备。我们会过分关注身边其他人的小毛病，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弊端重重的社会因素上。普莱斯反省说：“我住在一个几个街区都没有公共垃圾桶的社区，然而我却对邻居将啤酒罐扔在地上表示鄙视。”
一个常见的底层互害的例子，是残疾人对于缺少无障碍设施的抱怨经常被非残疾人视为祥林嫂式的唠叨或是对溺爱的需求。在当今美国，任何领取残疾福利的人都有可能被指责伪装自己的情况以利用这一福利制度；轮椅使用者稍微移动腿部或调整姿势的视频会被大量传播在社交媒体上，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轮椅，或者没有受到足够的苦难而羞辱他们；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一个残疾人角色出现在屏幕上，接下来的情节更可能会揭示出他们一直在伪装自己的残疾，而不是一个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真正的残疾人。
系统化羞耻最深远的后果，是阻碍了结构性的社会变革。
普莱斯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宣扬，个人可以而且必须选择自己的命运。当脆弱的群体遭受痛苦，其自由和资源被剥夺之时，主流社会就会反复宣称，这些群体需要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如果他们多一些努力，多一些自助，就可以避免陷入困境。
例如，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官方舆论将依赖福利或食品券生活的单身母亲描绘成的“福利女王”，意指这些贫穷的女性不配得到福利支持，因为她们滥交、吸毒、不努力找工作，只是厚颜无耻地寻求施舍，甚至刻意钻福利制度的空子以自肥。这套话术意味着每个领取福利的人都不得不承受被他人怀疑是骗子的侮辱。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也因此顺水推舟地大幅削减福利项目，使得美国成为所有西方国家中福利制度最差的。
另一个例子是，对于美国社会严重的肥胖症、心脏病、高血糖等健康问题，主流舆论将原因归结为患者的懒惰、贪吃，强调他们需要因此感到羞耻，进而改善饮食习惯。在有关肥胖症儿童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这些儿童的父母——主要来自贫穷的黑人家庭——几乎总是会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当面羞辱，被指责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究其实际，美国的廉价垃圾食品和饮料含糖量过高，才是导致肥胖症等健康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但是对于食品和饮料行业的监管一直没有被置于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媒体一再强化对于肥胖、黑人和贫穷的偏见。这不仅无法改善上述健康问题，反而会让患者及其家庭更容易抑郁乃至绝望。
鼓吹拥枪权的大本营“美国步枪协会”也一贯利用系统化羞耻来推卸自己对于频繁发生的枪击案的责任。每当有枪击案发生，“美国步枪协会”就会全盘归咎于杀手的精神健康问题，而不是枪支的售卖缺乏监管。这一再强化了公众对于将精神健康障碍患者与暴力相联系的刻板印象。
解读／延伸阅读
《非殖民化治疗： 压迫、历史创伤和实践政治化》
作者：[美] 珍妮弗·穆兰（Jennifer Mullan）
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
本书指出，在忽视制度压迫和历史创伤的情况下，有效的心理健康治疗是不可能的。
《创伤的政治学： 躯体疗法、治疗和社会正义》
作者：[美] 斯塔西·海恩斯（Staci Haines）
出版社：North Atlantic Books
本书在治愈个人创伤和促进社会变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事实上，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社会，只有3%的暴力犯罪是由精神健康障碍患者犯下的；相反，精神健康障碍患者遭受盗窃、性侵犯、殴打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比例极高，几乎一半的精神健康障碍患者在生活中至少经历过一种暴力行为的伤害。“美国步枪协会”利用系统化羞耻将罪责转嫁给这个弱势群体，令他们更加被社会孤立和疏离。
主流社会为那些正在承受系统化羞耻的人群提供了什么解决方案？答案是努力工作、自我牺牲和个人成就。例如，美国媒体宣传一名买不起汽车的年轻黑人每天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毅力步行21英里上下班，一名瘫痪的运动员通过赢得一场艰难的比赛克服了自身的残疾。这些正能量故事传达的是有志者事竟成，而不是追问为什么一个贫困或残疾的人必须非常出色才可以平凡地生存下去。宣传这些罕见的、极端的成就只会提高其他正在受苦的人的生存门槛。
系统化羞耻塑造了一种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偷窃不是因为贫困或被剥夺了发展机会，而是由小偷个人的贪婪引起的；暴力犯罪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世界上充满了不可理喻的坏人，而不是因为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社会压力和不平等永远不是解释不良行为的理由。那些指出导致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因素的人士，常常会被指责为缺乏道德，“为不可原谅的行为辩护”。
每当美国社会有民众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政府、雇主或法律制度实行变革之时，上层权力机构就会利用系统化羞耻的话术，通过呼吁关注个人责任来抵制和破坏对于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追问，从而有效地阻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
普莱斯指出，系统化羞耻从我们身上抽取了沉重的情感代价，污染了许多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公平相处的对话。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评判与苛责他人的人性缺陷，而是要认识到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对于所有人的伤害，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毁灭性戕害。我们需要接受他人和真实而不完美的自我，不要让系统化羞耻劫持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