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瀛:十载故宫尘梦

（文 / 李菁）

“我祖父天资聪颖，13岁就考入当时的浙江大学。后来因曾祖父到武汉张之洞幕府任职，他又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学习英文，毕业时不过19岁。”吴欢介绍。

“祖父在湖北方言学堂念英文时，同班有一位大他11岁的同学，他就是后来任故宫第一任院长的易培基。”吴欢介绍。曾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的易培基是湖南长沙人，1924年前后以孙中山代表身份来北京，与苏联公使谈判庚子赔款问题，每次来京或者住在吴瀛家，或者被安置在离吴家隔壁的公寓，两人私交甚好。吴瀛后来回忆，易培基闲暇来吴家坐谈时，两人也经常谈到溥仪出宫问题。

“1924年月11月5日下午，寅村（易培基）匆匆地来到我家⋯⋯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当天上午，冯玉祥部下鹿钟麟带兵进入故宫，将溥仪驱逐出宫。然后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委员之一的易培基力邀老同学吴瀛加入，“易培基了解我祖父擅书画，懂诗文，明洋务，既是位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又是位认真负责的行政干才”。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下，正式的故宫博物院组织得以成立。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吴瀛被命“简任秘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平津形势的危急，故宫内部开始有了将文物南迁之议。

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素来就是极易招惹是非之物，涉及迁徙，自然引起大哗。“当时的舆论几乎是压倒性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故宫文物是国家精神的象征，国家尚未沦陷，先把故宫文物运走，无异于动摇军心”，当时坚持南迁的只有院长易培基和秘书长李宗侗翁婿二人，他们的观点是土地失去可以再夺回来，国家亡了可以再恢复，但这些古物一旦损坏却是永远不可挽回的。易培基的提案最终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挑选故宫中最贵重的文物，分批运送到上海。

经过挑选和装箱的严格程序，要外运的古物，足足装满了21节火车车厢。到了即将南运出发这时，又生变数。曾任湖南省长、并一度做过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掀起反古物南运的行动，他在太和殿门前聚众演讲，声言要用武力阻止。经媒体一报，这立即成了北京街头巷议的轰动新闻。

原来支持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主持南行的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压力面前打了退堂鼓，但是铁案如山，箱件都已捆扎停当，只待上车了，如何中止呢？危急时刻，易培基又想到自己的老朋友吴瀛。他亲自上门劝驾，请吴瀛出任总押运官。

吴瀛最初也站在反对南迁一派。他苦劝易培基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但被易指责出于私念。

“事实上，当时我家的情况也确实困难。祖父一生未纳妾，祖母生了15个孩子，夭折了4个，还剩下11个。当时长女吴珊及长子，我的父亲吴祖光都才上高中，经济十分紧张，连子女学费都几乎要交不起了。如果真出现问题，重则有性命之忧，轻则也丢官罢职全家遭难。”吴欢说，连一向温顺的祖母也带11个未成年的子女，坚决反对祖父前往。

当年也参与南运的那志良后来回忆，“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哪个人，‘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当心你的命’，或者声言在铁轨上放炸弹”，吴瀛也一时踌躇。但在易培基数次登门苦劝下，念及多年交情的吴瀛慨然允诺。

“我率领着第一批南迁的古物出发了。这个‘青面虎杨志’的任务，比花石岗重要得多，声势相当显赫。”吴瀛在书中回忆，一共21节车，除了两节车厢上是工作人员和100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外，其余全是文物。“在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地保卫着。”在重要的关口夜间开车，都按照行军作战的规矩熄灯前行，重要工作人员也和衣而卧。在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据报在前一天晚上，已有1000多人在徐州附近向行车地段窥视，被打退回去。因为绕道陇海，直到第四天才到达南京。

1934年，无端被牵连进“故宫盗宝案”的吴瀛以“妨碍秘密罪”被起诉，蒙冤离开故宫。此后为了谋生，带领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历尽艰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瀛被陈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

而在故宫整整十载的时光却是萦绕吴瀛一生的记忆。吴欢自小被送到上海，与祖父一起居住。印象中的祖父总是一袭长衫，逢人便诉他在故宫期间的冤情。1955年，吴瀛的长子、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把双亲接到北京照顾，听从吴祖光的建议，吴瀛将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字画、青铜、陶瓷、印章等，共计241件无偿捐给国家，为他曾经守护的故宫倾尽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