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痴那志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 1935年，故宫文物在上海临时保存。工作人员在挑选、晾晒书画 )
那志良，号心如，1906年生于北平一个贫穷的旗人家庭，他本来上的是市立第三中学，是学校的优秀生。1921年北平出了一位大善人陈援庵。他接受一笔华侨捐款，在北平办了一所平民中学，专门招收穷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那志良的父亲决定让儿子改考平民中学，以便省点学费。结果那次考试报考二年级的新生只有6人，无法开班，那志良一咬牙，转而去考一年级，结果考了第一名。就这样，这次留级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志良在校每学期都是学业榜和操行榜的双料冠军，深得陈援庵校长喜爱。中学毕业后陈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1925年农历新年的那一天，那志良到校长家里拜年，陈校长对他说:“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已经被迫迁出宫外，现在成立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最要紧的是清点宫中究竟有什么东西。”没等那志良说话，陈校长便转头对旁边坐着的陈子文先生说，“陈先生，你后天带他去上班。”就这样，这年年初三，19岁的那志良便稀里糊涂地来到故宫，正式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第一天陈子文带他熟悉环境，第二天他就被分到齐宫，开始清点文物。
关于那志良进故宫的这段故事，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证人了。当年第一批进“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人中，那先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只存在了10个月，紫禁城便于1925年“双十节”这天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发不久，故宫就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那时故宫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院方为了省钱，竟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3尺×1.5尺×1.5尺的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
根据那志良先生的记载，当时故宫最重要的古物、图书和文献三馆，都抱着尽量减少箱子数量的想法开始装箱，为的是多运走几件宝物。惟有当时权力最大的秘书处非常随意，该装的不装，不该装的反而装了很多，比如皇帝用过的折扇竟装了好几箱，那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 那志良 )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同去的还有国子监、颐和园和古物陈列所的6066箱文物。
那志良先生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的80箱文物由庄尚严先生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岩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准备在那里为其余的文物寻找新仓库。关于这段经历现存资料不多，幸亏细心的那志良先生保存了大量这段时期的往来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甚至采买用品的清单。
( 1938年，陕西汉中南郑文庙的故宫博物馆职员合影，左为那志良 )
“这批东西很有价值，”负责保管那先生遗物的王庆台博士向记者介绍说:“因为我们关于文物南迁这段历史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缺乏细节，这批文物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比如这里有很多盖好印章的故宫空白介绍信，说明当时交通不发达，故宫和各地文物押运人员联系很不方便，很多事情都是先斩后奏的。”
“台湾这边非常不重视这段历史，”王庆台有些气愤地说，“那先生故去后，台北‘故宫’立刻要他的家人把那先生的遗物从宿舍里搬出去。那老师的儿媳王淑芳就找到我，委托我保管那老师的东西。我把这批东西运回自己家，花了5年的时间慢慢整理，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决定把那老师保存的研究资料捐给台大民俗艺术研究所，南迁资料捐给大陆，个人资料暂时存在我这里，因为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那志良先生的传记。”
从那志良的自传中可以看出，那先生在押运文物过程中虽然十分辛苦，可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的事情就不多了，无非是定期抽查，消灭白蚁之类的琐事。于是，那志良有充裕的时间潜心研究这些文物，尤其在玉器方面更是花了大功夫，终于成为中国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那先生一直跟我说:古物是有灵的。”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也是那志良的学生傅乐治先生对记者说，“那先生喜欢讲一个故事:文物南迁时卡车翻过一次，结果里面的文物丝毫无损。”这个故事在那志良的自传中也提到过，书中说那车文物其实主要是档案图书类的东西，确实摔不坏。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眼看大势已去，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一共运了3趟，共计2972箱。那志良负责押运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当时负责挑选运台文物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和理事这一级别的高官以外，还有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
“当年这4个人非常要好，他们是同辈人，自称‘故宫四大金刚’。”傅乐治先生说，“当年就是他们4人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抽出了自己认为的精品，因为故宫文物本来就以瓷器见长，而吴玉璋在瓷器方面又特别精通，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引以为豪的收藏就是瓷器。那先生除了玉器，对书画也很精通。”
1965年台北新馆建成后，那志良跟随“故宫”从台中雾峰北沟的临时仓库搬到了台北士林外双溪，那里专门修建了4间一级专家宿舍，那先生在那里住了30多年，直到1998年去世。
“我公公生活清廉，除了爱喝点酒之外没别的嗜好。”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对记者说，“当年在雾峰的时候他还自己种菜养鸡，可他不会和鸡贩子讨价还价，一气之下自己跑去台中卖鸡，结果卖的价钱比鸡贩子给的还少。”
“那先生似乎没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台北“故宫”展览组的张允芸女士回忆道，“因为他的小儿子（王淑芳的丈夫）做生意需要一笔钱，那先生觉得退休可以拿一笔退休金，就退了。然后靠在各大学开设玉器鉴赏课挣钱养家，一直干到80多岁。后来小儿子因病去世，他又抚养儿媳和孙子。”在张允芸女士看来，那志良是一个令人尊敬，又令人心疼的老先生。为了省钱，他一直坐公共汽车，甚至牙疼去医院看病也是如此。
“那先生是否想过回大陆看看？”记者问王淑芳女士。
“没有。那先生说怕自己触景生情，会伤感。”王淑芳说。
改革开放以后，那先生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期间的几个同事有机会去台湾看他，其中故宫专家单士元先生曾出过一本书，回忆了两人1994年在台北见面时的情景:
谈文物之美，叙故友之情。大乐自在其中，但欢喜中不免有丝丝悲伤与无语的隐痛。但我问及第一批南迁中的四位故宫博物院之元老时，那公轻轻回答，已故去三位。那公也迫不及待地搜寻脑中的名字，并一一回忆着。我沉思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往事如烟轻飘而逝，看今朝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我与那公心里知道，海峡两岸故宫各剩一人了。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有关故宫当年的秘密，世上已没有人知道。■ 文物博物馆那志良故宫博物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