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审美分子(345)

（文 / 钟和晏 舒可文 志 余）

一开始，这仅仅是一个简单朴素的想法:制造一种为普通人设计的、坚固实用而且人人都消费得起的汽车。

1908年3月19日，当第一辆T型车终于开出福特汽车公司的大门之后，这个朴素的想法逐渐演变成一套关于T型车的哲学:“造汽车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让一辆汽车和另一辆汽车一模一样，就好像图钉工厂生产的图钉都是一种型号，火柴工厂造出的火柴全是一个规格。”

在《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比任何人都更传神地讲述了在工业文明的传送带前一个人如何被机器摧残的寓言。即使亨利·福特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不断地重复劳动，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做同一件事情，这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但是，他又说:“如果我们不去深刻理解生活中的机器部分，那么我们绝对不会有闲暇去欣赏树木、鸟儿、鲜花与绿地。”

亨利·福特在他的自传《向前进》的“序言”中说:“我认为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机器并不只是机器，它们源于某种商业理论，我希望这理论能够把世界变得更方便于人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他生前一定没有预想到，因为T型车、装配流水线和8小时工作制，他其实是领导了一场生活革命和一次工业与社会的变革，并最终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在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评价中，“亨利·特制造出第一辆T型车以来，这一个革命本原对社会基础带来的变革和影响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运动都是本次革命剧烈震荡的从属性而不是本原性的反应”。

1912年10月，马塞尔·杜尚和阿波利奈尔、毕卡比亚一起完成了一次汽车旅行。当他们从侏罗山脉返回之后，杜尚构思了一幅巨型作品，它的主人公将是一辆汽车，“一架有5个心脏的机器，一个必须占有从巴黎到侏罗公路的镍和白金的纯洁孩子”。在艺术家的想入非非中，被拟人化了的汽车就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孩，它只有一个发明家父亲，但并不是从女性的子宫里诞生的;就像古代的炼金术士们所坚信的，采用炼金术的配方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在20世纪初，这种炼金术士的“镍和白金的纯洁孩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属于奢侈品，甚至银行也不愿意为它付款。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汽车公司尝试组建自己的融资公司，从此开始了汽车信贷消费的历史。

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出分期付款购物思想究竟是源于谁的发明，但消费信贷的历史应该比美国独立历史本身久远得多。

在亨利·米勒的小说《情欲之网》中，当“他”和女演员莫娜迫不及待地决定同居时，他们选中了布鲁克林上区一套迷人的公寓，虽然房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那天下午她必须去参加排练，我决定自己去买家具和其他的东西。我觉得用现金购物太不划算，何况我们国家体制就是建立在分期付款的购物法上的”——“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仅周到而且很有品位。接着，亨利·米勒用他令人难以捉摸的笔触不厌其烦地形容了那套舒适的房子里昂贵的木地板、胡桃木墙壁和宽大得足以改成床罩的玫瑰红绸缎窗帘，他们的邻居都有大型的豪华轿车、仆人和名贵的宠物，他们的狗食都会让人流口水。当然，“他”自己也有穿着比影星还帅的丝绸睡衣、漂亮的摩洛哥羊皮拖鞋和莫娜送的3个烟嘴——“就连往烟灰缸里弹烟灰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俯身去欣赏它，每一个都是那么独特精致，它们美得简直让我心生崇拜。”

( 迪奥的广告 )

“所有的人都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亨利·米勒的描述似乎为马尔库塞的断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本。在探讨什么才能构成高尚体面的生活这一问题时，享乐主义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只要在信用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当场兑现自己的欲求，分期付款制度因此被视为是伤害清教伦理和造就现代享乐主义的重要因素。采用装配流水线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使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以及比那些技术发明更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这是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对消费社会兴起过程的阐释。

在《非物质社会》中，法国社会学家马克·第亚尼这样描述我们身处的数字化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他说:“在非物质社会，随着信息的侵入，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似乎正在消失，工具理性以及这种理性所带来的逻辑原则也正受到冷落。”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反映在设计领域，那就是人们越来越在产品中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以及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

( 20世纪初，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小集团表达的是生活审美的伦理 )

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杰弗瑞·米勒曾经认为平面液晶iMac的成功在于它的婴儿形象，就像日本动画中的大眼睛人物一样——“在一个纤弱的身体上有个大大的脑袋，却只有细细的脖子，好像在说我应该被照顾，不要抛弃我”。这样的比喻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史蒂夫·乔布斯也确实这样说过:“在大多数人的词典中，设计意味着装饰性的东西，事实上没有比设计的涵义更为深刻的东西了，设计是人类创新的灵魂。”

意大利设计师埃托·索托萨斯的表述听起来十分精彩，他说:“设计对我而言是探讨生活的一种方式，它是探讨社会、政治、爱情、食物，甚至设计本身的一种方式，归根结底，它是关于建立一场象征生活完美的乌托邦的或隐喻的方式。”

( 18世纪中期，法国上层社会的化妆舞会 )

我们的时代发展是否确实从上世纪40年代的原材料经济时代、50年代的商品经济时代、70年代的服务经济时代发展到90年代的体验经济时代呢？至少汤姆·彼得斯这位被誉为全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管理领袖是深信不疑的。他说，“只有那些拥有新观念、敢于尝试改变世界的人才可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成功，但也正是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真正的重新想象的年代”。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中的定义，体验本身代表了一种已经存在的而先前没有被清楚表达出来的经济产出类型，它是一种开放式互动经济形式，尤其强调商业活动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 约15世纪的油画《人间乐园》 )

50年前，莫霍利·纳吉说:“我们这个世纪的现实就是技术，就是机器的发明、制造和维护，谁使用机器，谁就把握了这个世纪的精神。它取代了过去历史上那种超验的唯心论。”

从表面上看，机器面前人人平等，技术领域内没有传统，没有阶级意识，生产者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给许多货品都加入了精神的附加值，在满足温饱之后，许多消费行为也都带有审美活动的意义，下列的十余人都洞悉这个表象，并从中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和个人趣味的满足。他们可以被称为“物质审美分子”。■

苏格拉底“癫狂的城邦”与

库哈斯“癫狂的纽约”

苏格拉底以清明的思想为正确生活的条件，他认为，世俗中的食物仅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衣服的价值仅仅局限于遮蔽和御寒功能，对女人的需求仅仅出于生育的需要。这样的城邦生活，被他的对话者格劳孔感叹为“猪的城邦”。苏格拉底问，“缺了什么呢？”格劳孔答:缺躺椅、桌子、点心之类平常的文明用品。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别有他求的城邦是“癫狂的城邦”。他所指的不是道德上，而是医学上的癫狂症状。2000多年后，同样被他的时代视为思想者的建筑师库哈斯在研究了现代大都市的典型城市纽约之后，作出的判断与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指责几乎相同——癫狂的纽约。他的定义同样不是道德意义上，而是有医学含义的癫狂。区别在于，库哈斯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期待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的城市，他的对策是像读一首诗那样解读它，适应它，并服务于它。

2000年中，思想家们对物质生活的评判，终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被翻天覆地。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讲究享受的 男人和被阉割的男人之间建立了 一种关联，这种关联后来得到了 亚里士多德的响应

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对话形式来规划的物质生活就只有衣、食、住这三项与肉体相关的最基本需要，并且认定这些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因而也就是有限度的。按人的自然倾向，满足之后再要更多的内容就对肉体没有意义了，纠缠于各种现象的艺术也都是多余的，它们都不能摆脱肉体和现象的拖累。只有理性沉思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因为在理性沉思里，人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拖累的世界，人才能超越各种桎梏，而且只有理性才能找到完整永恒的世界。

反对的一方以为人从绣花衣服上能找到快乐是因为绣花，而不是遮蔽和御寒，而所谓癫狂的城邦指的正是人对这种物质的欲望。不过从这种的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以理性著称的古希腊，人的这种欲望也从没有在现实中消失，只不过古希腊的主导精神是排斥感性享受的。斯多葛学派的芝诺虽然在哲学论述上有别于柏拉图，在这一点他也把理性的生活看作是自然的、高尚的生活，他认为，理性生活是一种不为所动的生活，对任何事情的冲动和激情则都是非自然的反应，都会使人丧失独立和自由。

希腊哲学晚期的主要流派之一伊壁鸠鲁学派则开始主张快乐，他的快乐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精神的快乐是可以被我们所支配的，所以是积极的快乐;肉体的快乐大部分是强加于我们的，所以是消极的。虽然如此，消极的快乐却拥有优先的地位，它是“一种餍足状态中的麻醉般的狂喜”。伊壁鸠鲁快乐论反抗的是理性思辨对感性的贬低，以及人们对超感觉之物的迷信。“Epikurean”这个词在后世传播中一直具有贬义，形容那些追求享乐的人。当伊壁鸠鲁传到罗马时，罗马的繁华已经把感性享乐散布到广大社会，盛宴饕餮成了帝国重要的一景，执政官、行政官都会大开私囊行大众之乐。物质享受具有那样的鼓惑力，以至于斯多葛学派后期的塞涅卡，也都说要“牢牢把握住肚子，就是向独立性迈进的一步”，尽管如此他还是衣着整洁，并说自然简朴的生活不等于粗俗。

与此同时，古罗马历史上也制定过形形色色的禁奢法，曾规定女人不得穿彩色长裙，还曾限制宴会的宾客数量，还有对菜单和开支的具体规定，对银质餐具价值的规定等等。禁奢法是要通过政治手段来控制人们表达欲望，道德家的哲学正是这种控制的思想根据。

欧洲的中世纪以宗教的名义进一步强化了精神生活和世俗物质生活的分离。14世纪彼特拉克在诗歌中表达了以人和现世为中心的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在此之前，欧洲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公共的、国家的或宗教的，彼特拉克的人文精神和文艺复兴似乎唤醒了在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中挣扎了上千年的欧洲世界。历史学家卢卡斯描述这个时期的人们在发现了自我之后，也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就是自己的了领土，自己就是自己的领主。过去只有领主可以有椅子坐，那是权力的象征，15世纪，意大利人人都要有自己的椅子。卢卡斯说这个物质的椅子其实是精神椅子的体现。洗澡作为公共行为的形式也已经停止，随后意大利人又开始改造睡觉的形式。主人、家人、客人都睡在同一个板子上，意味着个人的身体完全没有私人的隐蔽性，16世纪之后，有腿的床开始在贵族中流行，虽然同一个房间里仍然有好几只床，但中间有了帘子相隔。随着椅子和床在欧洲的风靡，公共生活向私人生活转变，生活自主的时代真正到来。新教在把宗教中的精神生活从教廷收到个人手中后，对这种转变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启蒙时期卷入辩论的思想家 来自英国、法国、德国

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这种对物质的追求，成了他们政治权力的实现途径。物质生活中加入的这种精神内容还都是公共的价值体现。18世纪一场大辩论中，思想者们在新的层次上重新肯定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享受。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第106封信里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享乐和幻想就会变成世界上最为痛苦的地方。伏尔泰没有多少有专利的思想贡献，但他是那个时代洛克哲学和牛顿力学所代表的先进思想的最积极传播者，在他用讽刺小说抨击宗教的时候，《对世俗的维护或为奢侈的申辩》也是一个角度。卢梭则持相反的立场，在他的眼里，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把人们的自尊、自爱，富有怜悯心作为人的本性，但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了私有的观念，出现了穷人和富人，有了贪婪奢侈、弱肉强食种种的不平等，并造成了人类所有的“罪行、战祸、痛苦、恐怖”。伏尔泰对卢梭的主张立即答复说:“迄今为止，没有人有你那种聪明诙谐，竟试图把我们变成畜生;读你的书让人想匍匐而行。”甚至骂卢梭是“第欧根尼发了疯的一条狗”。

不同于法国人，霍布斯和洛克正是从卢梭的反面对世俗生活和奢侈生活加以肯定，那就是它能够增加贸易收益，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亚当·斯密也把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当作是生活发展的动力，封建时期的一些零碎玩意儿的需求和制造最终导致了人人经商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可以保持公正的规则。英国哲学鼓励一种从感性经验中获得真实感的思想方法，休谟哲学为人类理性划定了界限——我只知道我感觉到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关于我感觉以外的任何陈述是否真确。所以虽然太阳每天升起来，然而我们无法证明太阳明天必定还会升起来。在生活中也必然推崇道德相对主义，1752年他在《论奢侈》中宣称斯巴达那种道德制度是违背人性的，精美的享受既有社会意义，也可用于个人生活。到1760年再版时，又改名为《论艺术的精美》，趣味与理智不同，“理智传达真和伪的知识，趣味产生美与丑的及善与恶的情感。前者按照事物在自然中实在的情况去认识事物，不增也不减速。后者却具有一种制造的功能，用从内在情感借来的色彩来渲染一切自然事物，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他说的享受已经不是罗马式的暴饮暴食，而是品尝精美的事物。”

18世纪美学的兴起是从另一个方向对感性的召唤，席勒以《审美教育书简》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把人分裂成了碎片，人的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齿轮的嘈杂声，人成了感性自我的对立面。艺术中的审美可以把人从这种物化的程序中解救出来。

达达主义和布鲁姆斯伯里 小圈子的努力是胜利、还是 失败在现代的时尚中

1880年前后英国的《笨拙》杂志刊登了大量的漫画讽刺一个新生的人群——唯美主义者。一幅叫做《唯美主义者的早餐》的漫画里画了一个奇装异服的人走进餐馆，把一支百合花插在餐桌的花瓶里，侍者问“您要点什么？”唯美主义者答:“不要，我很快就要吃完了。”回答的时候他依然目不转睛在那支花上。在19世纪讲求实际、生活严谨的中产阶级看来，那些唯美主义艺术家是矫揉造作的，哗众取宠的。

唯美主义者们拒斥资产阶级刻板的主流生活方式，要求生活应该有艺术审美的质量，从穿着、谈吐、起居的各种细节实践一种清除平庸的生活方式。他们把日常生活上升到形而上学的水平，用生活细节中的人为技巧来反抗当时的道德体系和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

20世纪初，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小集团表达的也是生活审美化的伦理，同样是反抗资产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一时间这个以维吉尼亚·伍尔芙姐妹俩为首的小圈子成了英国知识分子的飞地，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作家福斯特都是常客，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一种精神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体验在那个年代还保留着精神贵族的味道，到了后现代社会陡然被平民化。

如果说唯美主义者和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创造审美的品质，20年代的达达主义则追求在艺术中消解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界限。杜尚的现成品直接挑战的是博物馆艺术的光环，相反的作用是启发了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物件上的生活审美，达达的策略今天已经为广告和传媒所采用。

这一系列实践的动机本来都是反对资产阶级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社会规范的自我救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任何社会需求、任何社会资源都是它扩张的领域，它会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各种类型的精神创造，包括对审美的要求。

“19世纪上半叶，商品还是像亚当·斯密的别针那么微不足道，到了下半叶，它却在全球的工业经济中扮演了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角色。”美国学者理查兹指出这点是为了找到讨论当今社会的起点。1846年，斯图尔特在纽约开了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商店，它不仅让零售业彻底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顾客购物的理由。沿街的巨大橱窗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样式的物品，大楼里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它吸引顾客在商品之中萌生梦想，激发欲望，所以它的开创意义不在于商品，而是把购物的场所变成了学习场所，顾客在这里了解新的潮流、学习新的消费方式。

把自我丢失在资产阶级灰暗的机械生活中的人们又一次开始在物品中寻找自我。艺术家进入设计领域，重新组合物质生活和精神审美的关系，按照趣味理想设计制造产品。福特流水线代表的“工业社会实现了物质上的民主，后工业时代必须把产品中给人的美好感受看成了对功能性的超越，所制造的产品必须造就一种特殊的知觉态度，帮助人们取得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因而具有了文化生产的功能。为了强烈地经验这个现实世界，每个人都要对一组参照物中的美学价值作出认同，使产品符合个人的愿望，使用者越是努力这样做，他从自己身上和产品上提炼的东西就越多，这样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实验者”。法国社会学家第亚尼的这个描述似乎表明当年物质生活作为对宗教强权的反抗，审美生活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抗，启蒙主义精英渴望实现的理想，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似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一直倡导人类幸福的哲人们却没有对此流露出欣慰。参加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法国哲学家耐仁无奈地引用了英国著名记者布热依的感叹:“人们从两个方面使劲，试图拉近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结果距离确实是比以前近了许多，但鸿沟却更深了。”

第亚尼描述的另一个现象是，古典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或希腊英雄，他们传达的都是一种共同的美感，都表达“我们性”。而现代的情感和美感以“现代部落”为形态，朋克，雅皮，波波。英国社会学教授费瑟斯通描述说，这些群体总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日常生活，并使生活具有某种特殊的风格，以种种方式超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詹姆逊对这种通过商品形式生产的文化产品极为不屑，这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文化领域的体现”，“现实的优先地位被颠倒了，文化调和了所有的一切，甚至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被文化的表现模式所支解”。

鲍德里亚算是“尽量保持与现实同步”的思想家，他埋怨另一些文化批判者说，“既然世界没有了参照物、没有了最低理智，为什么你们却希望思想有一个参照物呢？”我们从后工业社会入手，对商品做了符号学分析，他断定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政治、工业组织，而是符号、传媒、符码生产的场所。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物品与人类的关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消费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式。消费可以代表个体获得某种文化公民的资格。因此，在物的消费中得到的是精神满足，甚至是人生的幸福感。

100年前时尚商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德国哲学家齐美尔就分析了它的社会功能:“时尚有着既使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因为政治的民主并没有消除社会等级，高等级的人有区别于低等级的趣味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消费选择时刻被仅次一等的阶层注视着和学习着，以此区别于更大的人群。当一种时尚成为流行物时，高等级的人又会转向新的趣味。时尚就这样在区分开等级的同时，又在商业推广中为模仿者制造着区别于他人的幸福幻觉。

鲍德里亚也承认，这种消费方式确实导致了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感，导致了一种文化适应美学。但是他这个“知识的恐怖主义者”又做了进一步的争辩:“一种幻觉只要不被公认为是一种错误，其价值就完全等同于一种实在的价值。而一旦幻觉被这样公认，它就不再是一种幻觉。”

这个被英国《卫报》评价为“大恐慌的狂热抒情诗人”鲍德里亚，在文化斗士桑塔格眼里却是个白痴和犬儒。■

关于物质生活的“说法”

赫拉克利特: 在伦理上主张一种高傲的苦行主义。如果灵魂是干燥的，人就高贵，如果灵魂因为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如喝酒，而变得快乐，灵魂就潮湿了。他鄙视那种使人离开了中心抱负的各种欲望。“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幻的事物。可是多数人却在那里像畜生一样狼吞虎咽”。

巴门尼德: “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可感知的事物都被他斥之为幻觉。

苏格拉底: 他总是穿着蓝缕的旧衣服，光着脚到处走。只有到了饿的时候才吃饭，只有困了的时候才睡觉。苏格拉底所懂得的美，只是有用处的，比如最美的眼睛就是视觉最敏锐的。深信清明的思想才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

柏拉图:“有着高明的心灵而且又是时代和世界观察者的人，怎么会对人世生活想的很多呢？”因为所有的物都是理念的摹本，所以我们把各种各样的猫都叫做猫，如果没有一个理念中的猫，为什么我们把它们都叫做猫。认识理念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实在，所以如果一个人把实在的摹本当成实在本身还以为真，“你说他不是在做梦吗？”

第欧根尼:最有名的话是，亚历山大拜见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时，他说“要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像其他犬儒学派的人一样，他鄙视世上的所有财货，这种鄙视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他拒绝所有宗教的、服装的、居室的、礼貌的习俗，决意像狗那样生活。给人类生活带来文明的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在他看来就是“人类文明和堕落的肇事者，他就该被锁在山上让鹰啄食他的肝”。

亚里士多德:“如果有人喜欢闻苹果、玫瑰或熏香的气味，我们不会说他们放纵，但是如果有人喜欢油香或佳肴的气味，我们就会说他们放纵，因为这种气味联想到他们想吃的东西，尽管人们饿了就会觉得饭香，但是只有放纵的人才喜欢食物的气味。”

伊壁鸠鲁:“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抽掉了听觉和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之乐，哪怕是智慧和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传言称伊壁鸠鲁一天要呕吐两次，因为他吃得太多了。没钱的时候他又会说:“当我靠面包和水过活的时候，我的全身都洋溢着快乐。我轻视奢侈的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有种种不便随之而来。”他为快乐的定义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困扰”。

奥古斯丁: 他在小的时候和一群同伴偷了邻居的梨，为此他在《忏悔录》里用了七章来检讨这件事，他检讨的不是偷了梨，而是在不饿的时候纵容了要吃梨的贪欲。这是不可宽恕的邪恶。他站在一个思想者而不是主教的角度说，“对物质利益的正确态度是，它们必须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享受。对物的享受只是因为物而喜爱物，受物奴役而依赖于物”。

加尔文:他在被聘为日内瓦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后，就把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铁丝网里放牧。日内瓦人的私生活就荡然无存，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从言论到思想，从吃饭到穿衣，从装饰到娱乐，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监视告密的控制之内。

彼特拉克:有第一位知识分子之称，第一个现代人之称。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把当时神权统治的时代称为“中世纪”，把古希腊时期称为古典时代，又预想了将来会有一个新的时代。他用诗歌大胆地歌颂大自然的美景，歌颂人间之爱，歌颂俗世的幸福和欢乐，第一次肯定了个人以及个人的生活、欲望的意义。

康 德: “无非是一些手忙脚乱的动作。”这是一个关于康德的传闻，由于他的生活过于严谨和刻板，他的学生们为了看他是否对感官快乐完全不感兴趣，找了一个妓女强推到他的房间，第二天他对学生的询问如是说。他鄙视感官快乐，但是也不排斥得体入时的装束，在哥尼斯堡他以衣着时髦著称，在他看来“时髦的蠢人要胜于不时髦的蠢人”，但这同样是出于严谨的要求，而与美无关，他甚至对感性的美一概冷漠。

黑格尔: 把黑格尔说的精神及与它对立的物质加以比较，就可以理解精神的本性:物质的实质是重量，精神的实质是自由。世界的每一种事物，包括化学、物理、生物，包括国家、民族，包括法律、道德都是绝对精神的历练演化的不同形态，最后在哲学中绝对精神回到自身，达到完满。这套理解历史的模式奠定了所谓历史宏大叙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具体形态的本身并没有自己的意义，惟一的价值就是通向历史终结的伟大目标。

狄德罗:朋友送他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睡袍。他穿起华贵的睡袍后就觉得原来的家具都极不相称了。为了与睡袍配套，他换了相应的家具，又发觉地毯显得针脚太粗，于是又换了地毯。整个房间终于跟上了睡袍的要求，可他却因为“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而大感不快，这就是他的《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200年后，美国经济学家施罗尔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的书中，用“狄德罗效应”这个概念来谈论消费主义的状态。

马克思:在经济困窘的年代，马克思惟一的一件外套被频繁地送进典当行。作为物，这件外套在当铺老板眼里只有很少一点交换价值。当这件外套被送进当铺时，它已经不是个物件，而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性就表现在商品的形式上。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件外套还有御寒的价值，使他能够继续去大英博物馆写作《资本论》。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还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的。

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一书中向人们推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学的”，另一种是“伦理的”。这两种生活是相互矛盾的，非此即彼的，但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我们偏向一方，也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来支持一方。如果没有道德权威，没有合理的理由，那么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能取决于一种基本的选择。

西美尔:他是第一位把时尚当作哲学题目的思想家，他以沉思的方式凝视时尚这个流动的舞台，发现“时尚有着既使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是我们寻求社会一致化与个体差异化相结合的一种生活形式”。

马尔库塞:他把工业社会的统治看作是有时以来最全方位的统治。个人生活的满足和从人类整体构想自由、美和生活的理性活动本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两个向度思维。发达资本主义有着对一切人类经验的协调能力，能通过社会组织满足各种人的需求。渐渐地这种需求的内容和功能都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所决定和支配，人都按照广告来休闲、消费，甚至爱和恨。结果，人丧失了把现实和哲学所构想的世界相对照的思维向度，成了单向度的人。

罗兰巴特:“审美是一种逃避的技巧。”所以风格不过是一个借口，借以逃避所有深入的动机。

鲍德里亚:《黑客帝国》第一集中，一个黑客带着他的小白兔文身女友来尼奥家做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软件盘，那本掏空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名著《拟像与仿真》。鲍德里亚对商品做符号学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不是政治、工业组织，而是符号、传媒、符码生产的场所，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人们消费的不是物，而是物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因此，在物的消费中得到精神满足，甚至人生的幸福感。物品与人类的关系发生这种巨大的转变后，消费成为认识世界的方式。■

2005年7月6日，迪奥在巴黎举行的秋冬女装展示会

亨利·福特和他生产的汽车

物质审美的声音

“我们出售的是一种能力，它能让身穿黑色皮衣的43岁的会计师，驾驶着汽车穿越无数的边陲小镇，这甚至会让人感到有些畏惧。”

——一位哈雷·戴维森公司的管理者说

“对美丽和优雅的渴望巩固了计算机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一个好的程序设计者的效率要比普通人至少高100倍。这个巨大的差距不是技术、数学或者工程培训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品位、良好的判断力和审美天赋的问题。”

——戴维·葛伦特《机器美学:优雅和技术核心》

“凌志只是把他们的汽车作为安装我们音响设备的装置来出售。”

——世界顶极音响设备供应商哈曼国际集团创始人薛尼·哈曼

“在我们的系统设计室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诗人，而不是技术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艺术家、音乐家和舞蹈家。”

——美国商业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

“未来只能靠超级产品和新的联结界面，去激发出身体的新用途。大众化和批量生产的产品传统将让位于一种完美的身体语言，这种动机性手势可以透过历史长河回到其远古的、神秘的和诗意源泉的情感性手势，也可以向音乐一样是仪式性的。”

——意大利建筑师莫甘蒂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