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男的，喝多了

（文 / 沈宏非）

劝一个有病或没病的男人戒烟时，医德比医术高强的医生在大事恐吓之后往往也会善解人意地补充一句:“酒嘛，最好也戒了，一时戒不了的话，也可以适当地喝一些吧”。

我相信，即使那医生要求对方在戒烟的同时把色也给戒了，酒，也还是可以喝一些的。

这个时候，医生的宽宏大度，往往使风声鹤唳的被忠告者在暗自大呼侥幸的同时彻底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吸烟从严，喝酒从宽，为什么？凭什么？

首先，是道德上“可以喝一些”。男人喝酒没有错，喝醉了也不是罪，就连雍正爷当年在《大义觉迷录》里驳斥曾静“逆书”中对他的“酗酒”指控时，也不惜以尧、舜皆好酒，而《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这等铁证来为自己开脱。

其次才是医学上的“可以喝一些”。就中医理论而言，这一“医嘱”的全部常识基础其实就是:适量饮酒可以活血（李时珍《本草纲目》:“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气既行，血既活，浑身上下，一切便都搞活了。与其吸烟死，不如喝酒活，好死不如赖活，好死更不如好活。仁心仁术，无非是不想让你“心死”。

一般相信，饮酒导致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相比之下，吃饭带来的则是低层次的生理活动，无非饱暖思淫欲而已。例如侯宝林大师在相声里说过的那俩醉鬼，一个打亮手电筒让对方顺着光柱爬上去，另一个则坚决不从，理据是“爬半道你一关电门我不就摔下来了？”很显然，这正是一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高级精神活动，相比之下，饭气攻心的俩男人在饭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各自回家洗洗睡了，就算猛抽上两口饭后烟，也绝对达不到酒后的境界。

所谓“搞活”，“活”的主要还是心思，肢体还在其次。如果说女人使男人成其为男人，那么，酒最终令男人成为“活人”。当一个男人被酒激活，不消半个时辰，就能迅速达到这样的境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刘伶，《酒德颂》）一旦进入到这种境界，男人往往就会想到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进而顺手就把这些刚刚想到的事情一发都给轰轰烈烈地做将出来。

有一个天津话的老段子（亦可视为白话文体天津话段子版的《酒德颂》）是介么说的:

有一男的，喝多了，马路上拦车，拦了一警车，警察说:“干嘛？”

“干嘛？你说干嘛？打车回家！”

“警察说:‘你认字吗？这是110！’”

“是啊，110，介谁不认识啊，一公里一块一！”

介个段子留在手机里快两年多了，我一直舍不得删除，每次喝到差不多时，不管在座者听过没有，都有再说上一遍的冲动。主要原因，与其说特别喜欢它最后抖开来的包袱，不如说是特别喜欢它的开头:“有一男的，喝多了。”两年多来，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句子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人类历史之宏大叙事的一个几乎可以通用的开头以及最基本的故事原型。张良刺秦，行为模式上也是“马路上拦车”，至于当时喝没喝以及喝了多少，《史记》上没写，不过，司马迁却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当时和张良一伙专事“刺秦”的恐怖主义分子，一个比一个能喝:“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彼时，琴也弹了，“风萧萧兮易水寒”也唱了，按照“高荆刺客乐队”的规矩，酒是非喝不可的了。再说，张良在河南命力士向秦始皇座驾抛出120斤重的大铁椎时有否饮酒固然不详，但是，对于这一壮举的文字记录，却也能把另一个男人给读High了。“宋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饮满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与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五斗不足多也。”（《四友斋丛说》）

酒后的“纵意所如”之事，数不胜数。从刺秦到打架，从革命到暴动，从斗酒诗百篇到醉草吓蛮书，从马路上拦车到水底下捞月，全都没拦住。区别只是在于时间、地点、意图以及当时究竟是“有一男的，喝多了”、“有俩男的，喝多了”还是“有一群男的，喝多了”，等等。天下大势，喝久必分，分酒必喝。因为酒，因为喝多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就醉醺醺地行进在我们庸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