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颤栗

（文 / 朱 伟）

克尔恺郭尔因肺结核死于1855年11月11日，今年是150周年纪念。克尔恺郭尔在知识青年中应该说认知度极高，我想也许是因为他跨着哲学与宗教两界的缘故,但好像又是女知青对他更为崇敬。她们好像与男知青一样，最津津乐道于他1842年写成的《勾引者日记》。这《勾引者日记》其实是他的处女作《非此即彼》中的一章，她们狂热地喜欢它，是因为它是一部关于男女关系的极美散文，她们其实都向往那种细腻的勾引——有多少男人具备这样细腻的素质呢？尽管对于他来说，勾引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离开。对克尔恺郭尔而言，这部“日记”是他以不屑姿态对自己审美层面的一种炫耀。他其实只把女性当成审美对象，是他超越审美所需利用的基础。1842年，他在挑逗雷吉娜后，已经中断了与她的关系。

最早向我狂热推荐克尔恺郭尔的，是作家皮皮。皮皮曾狂热地喜欢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当然还有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她向我激动地推荐刘继翻译，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恐惧与颤栗》。记得认真读完那本小册子后，我曾与她有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认为从哲学与宗教的角度，克尔恺郭尔的价值其实都是文学性的，他以文学的漂亮来叙述哲学与宗教，所以称自己为诗人。他的乐趣由此也在对推论繁衍的描述，这种他充满激情的繁衍往往是纷繁而反理性。比如“恐惧”与“颤栗”，被描述的实际是一种紧张的感觉，这感觉又是判断错杂的结果。他提供的是错杂之美，而非一种推论到终极的透彻。

《恐惧与颤栗》写成于《非此即彼》之后，应该说确实凝聚了克尔恺郭尔思想的精华。恐惧与颤栗的关系是他思想的核心——恐惧是不安，颤栗因幸福而发生，经恐惧而达到被神光照耀的颤栗。不安与幸福是两极，互为因果，互为矛盾。恐惧是在审美层面之后发生，因伦理而感恐惧，这实际还是包含着他所不断絮叨地论述的从审美到伦理再到宗教的三个境界——也就是从感官自然享受的爱上升到伦理层面的职责，再升华到宗教层面的信念。这本只有10万字的小册子，我在10年里读过三遍，最后结论，它还是一种所谓“诗化的哲学”——他以哲学来叙述宗教，以宗教来叙述哲学;以哲学来遮蔽宗教，又以宗教来遮蔽哲学。他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作文本，实际追求的是一种对生存现状洋洋自得解读的乐趣。在解读过程中，他深深体会的是任何一种判断本身的缺陷，于是他深陷彼此对峙又互为关系的困惑中，这困惑使他根本无法穿透这些现实。

克尔恺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叙述亚伯拉罕的故事，采用了4种不同角度的叙述，最后都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来作提示:第一层次，当孩子不需哺乳时，母乳的意味已变，母亲是因伦理恐惧而给孩子断奶。第二层次，母亲进而藏起乳房，孩子实际就不再拥有母亲。第三层次，母亲与孩子在互为阻隔后，孩子就不会再与她那般亲近。第四层次，母亲断奶时，为免孩子夭折，准备了更具营养的食物，母子变为互为独立的关系。这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对应的是亚伯拉罕说，“尊贵的上帝，他最好相信我是凶残之徒，而不要失去对你的信念”。第二层次对应的是亚伯拉罕回到家里，以撒欢快如初，他眼前却一片黑暗。第三层次，他无法悟出他祭献最心爱的儿子正是一种罪，而如果这是罪，如果不献出以撒，他就不可能理解这是不可宽恕的。那么，更可怕的罪又是什么呢？第四层次，以撒回到家丧失了信心，而亚伯拉罕更不怀疑有任何人看到这一切。他想通过这四个层次思考恐惧的超脱过程——从不安到安，但无论亚伯拉罕、母亲的层面，还是亚伯拉罕与母亲对应的层面，其实逻辑都不可能严密。

按克尔恺郭尔在此书中的叙述，亚伯拉罕对以撒的感情，是这四个层次的基础——上帝让撒拉晚年得子，亚伯拉罕等待他的儿子等待了50年，以撒是他的最爱。在此基础上，第一、第二层面都是伦理层面，亚伯拉罕对以撒拔出刀子和他献祭回家后的扪心自问，都是伦理的心灵折磨。伦理判断是非此即彼，相对而言是容易的。但第三、第四层面都进入了信念，表现的是他在宗教与对宗教质疑中的矛盾性。第三层面是与伦理的选择比较，上帝的旨意高于一切——要上帝就不能要伦理，为上帝的旨意，就可以肩负伦理之罪。在牺牲伦理后，牺牲以撒反而获得了以撒。而第四层面，当亚伯拉罕意识到上帝让他得到以撒，又让他舍弃;当以撒面对被谋杀的恐惧，又毫发未损地交还是对他的一种愚弄后，走出上帝给他的阴影，他就会认识到，非此即彼，做与不做其实都一样。就像波澜可以熨平，一切都可以如同没有发生，自我的信念实际高于面对上帝的信念。

克尔恺郭尔写此书是1843年，他1840年27岁通过神学考试，在上帝与雷吉娜之间选择了上帝，然后又觉得选择上帝其实也能同时选择雷吉娜。在这种分裂中，他对宗教开始怀疑，开始意识到选择自己才是行为的第一准则，但他又离不开上帝。上帝与自我，这是信念的两个层面，他是要自我又要上帝，实际又是从自我出发的实用主义——当需要上帝时候用上帝。刘继在他翻译的《恐惧与颤栗》一书的序中，对他的核心观念概括得特别准确:“审美生活的原则是享乐，特征是绝望。伦理生活的原则是选择，基础是愧悔。宗教生活的基础是负疚，特征是受难。处在审美与伦理生活之间的是讽刺，处在伦理与宗教关系之间的是幽默。”这些关系中，审美生活是感性的，伦理生活是理性的，宗教与自我又都是感性的。他不屑于享乐主义，以宗教为支柱，又不愿受难，所以只能在宗教与自我间自圆其说、自相矛盾。

其实细想，这种自相矛盾可能正是深刻的思想本身。1849年，克尔恺郭尔36岁时才理清了这种自我矛盾，开始认识到自我其实是一种综合关系，这关系是上帝对人的限制与人期望着摆脱上帝的挣扎，挣扎过程就是自由。从本质上，上帝其实与人是分离的，存在就是两极间的挣扎生成。因为这种清醒的宗教与自我的折磨，克尔恺郭尔只能离理性越来越远。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瞿旭彤先生翻译美国人苏珊·李·安德森所作《克尔恺郭尔》一书中读到，他死后，是否以宗教仪式举行葬礼都成为问题——因为他一方面认为人只有在同上帝关系中才能获得自我，一方面又质疑上帝与自我的关系，他把所有牧师都描绘成说谎、欺骗、作伪证者，认为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真诚的牧师。 颤栗亚伯拉罕以撒恐惧与颤栗宗教国学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