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王朝》 — 信仰与阴谋的传奇

（文 / 朱步冲）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重新寻找这个英雄传说的真相，我们会发现故事本身一样激动人心。与影片中那个早年丧妻、意志消沉的铁匠完全相反，伊比利的巴利安在1140年左右出身于法国南部高贵的伯爵家庭，他的妻子玛丽亚·科穆宁娜是法国汉纳公主伊莎贝拉之女，在受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鼓舞后，巴利安毅然卖掉了自己的采邑庄园，来到了刚刚成为东方拉丁王国新首都的耶路撒冷，在12世纪历史学家诺让的吉尔伯特的笔下，这里的确是一座“天国的王朝”:“没有领主，只有虔诚的朝圣信徒、僧侣和保卫它的骑士，这里容得下上帝和他的子民，拜占庭人，希腊人，法兰克人，德鲁兹人。”

然而，表面上的和睦掩盖不了这些“圣地保卫者”之间的争权夺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建立的四个拉丁王国，耶路撒冷、安条克、伊德撒和的里波利公国的统治者之间内讧不断，从而给曾吉、努尔丁以充分的时间来组织穆斯林，发动将法兰克人驱逐出巴勒斯坦的“圣战”。到了努尔丁的继承人在位时，叙利亚与埃及都已经被统一。在巴利安的半自传历史著作《简史》中，最担心的不是来自穆斯林的武力威胁，而是拉丁王国内部各怀异志的大小贵族。1187年4月，依靠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四世对他的器重，巴利安成为新国王德吕西尼昂的特使，与医院骑士团领袖罗杰，提尔主教约西亚，以及圣殿骑士团团长杰勒德前往加利利，试图劝说的里波利公国国王雷蒙三世与耶路撒冷修好，对付共同的敌人萨拉丁:根据情报，萨拉丁已经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决心彻底将法兰克人从圣地赶走。

4月28日，一支7000人的穆斯林军队出现在加利利平原上，巴利安，医院骑士团领袖罗杰以及提尔主教约西亚都主张听从雷蒙的意见，固守在城堡中，但一向与雷蒙有隙的圣殿骑士团团长杰勒德坚持在这里就和宿敌开战，结果法兰克骑士惨败，包括罗杰在内的130人丢了性命。事实证明，萨拉丁已经集结了一支30000到45000人的队伍，其中12000人是身经百战的骑兵。

为了抵抗这次前所未有的攻势，德吕西尼安集结了一支25000人的队伍，其中包括1200名重装骑士。7月1日，萨拉丁越过了约旦河。雷蒙建议骑士们应该据守在坚固的耶路撒冷城墙后面以逸待劳，因为萨拉丁的军队数量是法兰克人的两倍之多，但炎热的天气和水源的匮乏将使他们很快筋疲力尽。但沙提永的雷诺和圣殿骑士团团长杰勒德却嘲笑雷蒙是懦夫和异教徒的同谋。优柔寡断的德吕西尼安不肯背上软弱的声明，于7月3日命令全军向耶路撒冷以北的太巴列开进。巴利安与他的扈从，以及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作为殿军，身穿厚重铠甲的骑士们很快就吃到了苦头:“士兵们干渴难忍，我们的嘴唇上很快就结起了厚厚的硬痂，而舌头肿胀如车辕上的皮条，不断地有骑士头昏目眩地从坐骑上跌落。”巴利安在《简史》中写道，“同时这些疲惫不堪的人还要应付那些不断前来骚扰的撒拉逊轻骑兵，他们不断地利用自己轻便灵活的特点向我们放箭。”

当晚，疲惫的法兰克军队在哈丁宿营，却在凌晨发现已经被穆斯林团团包围，萨拉丁以他从草原民族那里学来的诱敌战术，将自己的军队布置为一弯新月的形状，将法兰克骑士与支援的步兵分割开来，战斗变成了一场屠杀。雷蒙、巴利安等几名骑士在拼死苦战后得以脱围，但德吕西尼安、雷诺与杰勒德做了萨拉丁的俘虏。“法兰克人的死尸遍布郊野，使人没有落脚之地，而俘虏的数量则多过沙砾，这是他们自从进入巴勒斯坦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我们夺去了他们的真十字架，据说上面有一块来自耶稣十字架的木头，这个沉重的打击更使他们灰心丧气。”穆斯林编年史学家伊本阿西尔如是说。在这一胜利的威慑下，阿克、阿什克伦、克拉克等法兰克据点相继投降，9月20日，萨拉丁的军队抵达耶路撒冷城下，一如影片中描述的那样，巴利安在指挥残存的士兵与居民抵抗了12天后，不得不与萨拉丁媾和，在遭到这位苏丹骄傲的拒绝后，萨拉丁的书记官伊本沙达德记录下了巴利安在遭到拒绝后的言语，“在战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撂倒十个对手，我们会推倒岩顶清真寺，让你们尝尝失去它的痛苦，我们还要杀死所有的伊斯兰战俘，毁掉所有的财物。您不答应我们的请求，就会失去一切利益”。精明的萨拉丁在与他的军官和书记们详细讨论后，总算巴利安达成了协议，法兰克人必须交出一大笔款项用以赎身，而萨拉丁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 《天国王朝》剧照 )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巴利安并未像影片中所描绘的那样为了追求灵魂的安宁而遁入世外桃源，他仍然忠于已经失去大部分领地的国王德吕西尼安，为恢复十字军在巴勒斯坦沿岸的势力而奔走。在巴利安的子孙中，不乏和他本人一样英勇忠诚的骑士:儿子约翰就曾在狮心王理查一世麾下奋战，其孙巴利安二世则为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器重，被委任为他在耶路撒冷的全权代理人。1291年，当十字军放弃了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时，伊比利家族仍然出现过一些最后的勇士。正如13世纪佛兰德斯一位无名诗人所撰写的十字军赞歌:“骑士，你在上帝召唤时挺身而出，最终的安息是残酷的战斗给你的奖赏。”■

两个相反的世界

“十字军并非仅仅是一场延续了200年而失败的军事扩张”，《剑桥十字军史》的作者乔纳森·瑞利·史密斯说，“它几乎一手促成了近代欧洲的诞生。”耗费巨大的远征使得领主们不得不考虑财政问题，第一次十字军开拔前，布永的戈德佛雷德就向国王菲利普一世卖掉了自己位于凡尔登的庄园来筹措出征的开支。1188年3月，法王腓力普二世与英王亨利二世在领地内向所有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僧俗贵族征收名为“撒拉丁什一税”的一般动产税。直接税、常备军、市民政治等促使近代欧洲国家诞生的因素在这场战争中逐渐露出水面，而威尼斯等最早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这两百年中实现了原始积累:从近东得到的香料、丝绸、农产品让意大利成为了欧洲奢侈贸易的中转站;大量军人与僧俗朝圣者通过地中海到达巴勒斯坦，他们旅程所需的费用和资金的供应，使得意大利各城邦的银行与金融业务逐渐在全欧洲展开，1201年，威尼斯统领丹多罗就与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香槟省元帅维勒阿杜安的杰弗雷达成协议，由威尼斯负责十字军之远征后勤，而将东征矛头引向拜占庭帝国，其筹备船只物资的开支，来自向全民摊派的借款，而以政府公债，证券形式偿还。1248至1254年，路易九世为了维持第五次十字军行动，花费了153万利弗，包括支付给骑士、弓箭手和步兵的薪饷，购买骡马、船只、粮秣的开支，以及为手下颁发的赏赐和贷款，为他本人被俘后所支付的赎金，这笔相当于国王本人年收入12倍的巨款使得法国宫廷第一次要依赖意大利城邦的银行贷款来度过危机。

罗马教廷企图借助十字军扩充自身权力的举动也为它的衰落埋下了种子，为了鼓励骑士们停止私斗，向东方进军，教会为十字军骑士规定了许多特权，包括在出征期间不必负担封建义务，如果已经驱逐出教则可以获得重新接纳，并可以不顾教廷禁令与异教徒通商交往。“赎罪”从苦行与忏悔变成了世俗义务，最终堕落成圣物与赎罪券买卖，从而使路德、加尔文和慈温利的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

“与促成了一场经济文化革命的西方不同，十字军运动对于穆斯林世界只意味着对西方的无休止戒备。”阿赫迈德·马鲁夫在《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们，仍常借鉴萨拉丁、耶路撒冷的光复与陷落等人物事件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色列仍然等同于新的十字军国家。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泛阿拉伯主义开始在叙利亚、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家中流行，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甚至提出了建立大叙利亚的主张，即像萨拉丁一样，将伊拉克与地中海之间的所有阿拉伯地区合并为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从英法联合入侵苏伊士运河，到海湾战争，只坚定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信念——只要是反对西方，无论是政治、军事，乃至石油经济方面的敌对，都是合法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