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保持内在的生命力，去博取改变的希望

2024年接近尾声，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一年整体算是平稳的一年。但是11月发生在珠海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驾车撞击行人事件，以及随后不久的江苏宜兴持刀伤人事件，都造成了很严重的人身伤亡。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人们也更关切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202 4年共发生十余起无差别行凶案件，在这些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肌理牵涉其中。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认为，经济、就业、社会底层保障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

人们认识劳东燕，大多是从2019年她公开反对在地铁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这件事开始的。从2019年年初开始，她开始尝试公共写作，从人脸识别到人口买卖，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修订再到疫情之后大学校园的开放，时至今日，劳东燕是少数仍坚持为各种社会事件在公共场域发声的学者。

5年后的今天，她从对人脸识别技术推广运用的质疑转为关注将现代技术作为管控社会手段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今年她最关注的事件是“网号网证”制度，在她看来，“网号网证”的安全性、有效性尚未得到验证，有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包括政治安全、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等各个方面。“网号网证”制度代表的是利用现代技术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而这样的强控制路径并不适用于对复杂社会的治理。

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限制是刑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让公权力更加规范地在受制约状态下行使是她长期关注的方向。面对不断扩张的公权力、在公共领域日渐沉默的学者群体，劳东燕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并不感到孤单，而她对公众写作的兴趣还在变浓。她认为努力本身就是值得的，即便看起来未能取得实际的成效。任何时候，个人的努力、冲劲、生命力都特别重要，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希望。

Yi：YiMagazine

L：劳东燕

Yi：今年发生了多起无差别行凶事件，你怎么看待？法律层面有什么办法吗？

L：我认为法律层面几乎没有办法，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努力。这些人使用极端暴力进行无差别的大规模攻击，本身就已抱了必死之心，法律能对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法律中最厉害的手段就是刑法，刑法里面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死刑，可是他对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在意了，刑法拿他就没什么办法。这样的人在人格上肯定有问题，除此之外，经济下行等可能也是导致此类事件频发的原因。对施暴者而言，他们可能有过个人境遇不断变差的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改善的希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就业、社会底层保障等方面都需要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司法应当保持中立，不能过多考虑短期的政治与社会效果。作为最后的救济渠道，司法对于缓和社会压力，包括给予公众信心，都是很重要的存在。

Yi：从年初开始到现在，有没有让你特别关注的事情？

L：今年我最关注的是“网号网证”制度，这种运用数据技术来加强社会管控的做法，在路径与方向上就有问题。它完全有可能与人脸识别一样，在推行之后出现很大的社会性风险，到那个时候再叫停就晚了，因为各类风险以及风险造成的损失已不可逆转。

“网号网证”制度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很大，不仅难以避免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也易于被国外情报部门获取，以及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控相关党政官员的信息。这对政治安全、技术安全都会造成很大问题。再者，声称对打击预防犯罪有好处，请问做实证研究，做相应调查了吗？说是有助于防范犯罪，又说自愿使用，那么犯罪分子会选择使用有利于警方来封控他们的方式做网上的身份认证吗？此前推广人脸识别时，宣称对公共安全多有帮助，实际上信息泄露与滥用带来的危害远大于打击预防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当不同的声音被屏蔽，只剩下连篇累牍宣传的所谓好处，就会影响决策的正确性，造成现在的局面。

今年有较多关注的问题还包括跨地区的趋利性执法（即“远洋捕捞”）。这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今年有不断蔓延的趋势。趋利性执法让很多企业破产，破产后有更多人失业，客观上会加剧现有的社会问题，此种情况下花再多人力物力加强基层社区的治理也是杯水车薪。

Yi：很多人对你的关注是从2019年你反对人脸识别开始的，你当时对相关机构“管控风险的能力”、对某些技术的社会化运用本身提出了质疑，4年过去了，你对人脸识别有了哪些新的理解吗？

L：当年我更关注人脸识别本身，现在更关注把现代技术当作管控手段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不单是人脸识别，其他类似的技术，只要是用来管控社会的，都应该预先判断与考虑它的社会性风险—尤其当社会性风险不可逆时，更要特别谨慎。现在的社会治理中看起来用了很多新技术，但社会治理的理念方面还是很传统，仍然陷于控制思维与相应路径，这并不适合于复杂社会的治理。

Yi：在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来看，保持沉默一点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可你似乎一直在行动、表达。为什么你会一直坚持表达？

L：很多问题都具有社会性，需要推动公众来关注，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恰好与我的专业有关。作为法律从业者，根本目标是要推动法治，除了学术理论的探讨，实践层面的努力也很重要，会有助于推动法治的发展。当我发现越来越少的人在“对不对”的事情上保持沉默，我反而认为自己应该出来表达。从个人性格来说，我难以接纳消极适应的做法，也不赞成明哲保身的立场，因为任由事态恶化，终究还是会波及到自己与家人的。这里会有一个回璇镖效应，坚持表达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Yi：什么事情促使你意识到应该去行动、去发声？

L：要说出具体的事件的话，可能就是陆勇事件，后来这起事件被改编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引发人们对仿制药问题的广泛关注，后来直接推动了《药品管理法》相关条文的修订。与此同时，刑法涉及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对国家公权力进行有效限制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而我就是从事刑法研究的。近些年来很多事件都涉及国家公权力的扩张，而现有的法律机制本来就对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这种情况下继续扩权的危险性就很大。对此，我会产生相应的担忧，忍不住地要去关注，关注到之后就会希望力所能及地提一些如何让公权力规范行使的建议。

Yi：你最近遇到过“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吗？

L：两年之前特别明显，我一度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包括所从事职业的意义产生怀疑。不管做基础理论还是研究实务中具体的问题，我都希望能够有助于推进法治的进步，当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任何推进作用时，就会对自己所做之事有没有意义产生怀疑。

从2022年年初到2023年年中，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中断，导致在2023年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这是我从2004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绝无仅有的一年。即便在怀孕生育的年份，我都没有中断过学术研究，至少会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在那段时间，内在意义感的丧失让我失去做研究的动力，当时仅有的精力只能用来教学与指导学生。我去年出国访学，跟要恢复自己的研究状态也有关系。

Yi：能分享一下去加拿大访学的收获吗？

L：访学的收获是研究状态得以基本恢复，重新获得做事的内在动力。我此前也不断地在理性上说服自己，不要那么在意做事的结果。因为总是希望努力能立竿见影，或者至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付出的努力所达致的效果，当发现看不到什么效果时，就不免沮丧。要真正地转变心境，只有理性的说服还不够。在加拿大访学的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走出先前比较沮丧的状态。这一年中，学术写作上我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我原来更愿意做基础理论研究，觉得更有思维乐趣，更能发挥我在抽象理论把握方面的比较优势。访学的这一年，我的研究开始更多转向实践中突出的问题，比如网络暴力，比如以非法经营罪为代表的经济犯罪。

Yi：为什么近两年的研究更侧重微观领域？

L：即便不能推动宏观层面的变变革，在具体的个案层面，如果能够影响某个案件的处理，影响一个当事人的命运，我认为也是有意义的。我的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系列论文发表后，实务界的反响不错，能够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退一步说，即便现在做的研究未能影响具体的个案，也不会影响我做研究的动力。我国现有关于刑法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犯罪领域，包括财产犯罪与人身类的犯罪，尚未完成对经济犯罪与新型犯罪的体系性建构，做必要的知识储备相信对未来中国的刑法学发展是有助益的。

Yi：你曾说过，“为了这些具体的人，愿意冒一点风险为之发声”，那在你所做的这些呼吁、行动中，有没有哪一件事让你所冒风险最多，或者说付出的代价最大？

L：在公众领域发声肯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总地说来是有得有失吧。不过，我并不后悔选择走这样的道路。具体哪一件事让我所冒风险最多，在这里不便于言说。

Yi：近年来你对公共话题讨论的兴趣在变浓还是在变淡呢？

L：应该说是在变浓吧。我越来越意识到，制度的改良不是个人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法律界的事情。很多问题本身就跟公众切实相关，让公众知晓、参与，是法治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Yi：愿意在公众平台发声的知识分子这些年越来越少，你会感觉孤单吗？

L：我没觉得孤单，反而在过程中发现很多同道中人。如果保持沉默，是不会知道原来跟你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包括认识不少法律圈之外的朋友，所以我从来没有孤单的感觉。

很多人陷在某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他/她会认为行动没有意义，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也就不会去行动。这会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循环。但是，没有去行动，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呢？退一步讲，即便改变不了现状也没有关系，至少自己努力过。只要努力，就会有一份改变的希望。

我后来发现自己比很多人在心态上要积极。成效不重要，关键在于值不值得，应不应该做出努力。努力本身就是值得的，付出努力本身就是在博取希望，博取改变的可能性。

Yi：有一个流行的词语叫“垃圾时间”，有些人感觉自己进入“垃圾时间”，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担忧。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样去抵御未知的风险？

L：我不是人生导师，给不出多有用的建议，只能谈一些自己的体会。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情绪与心境上会有波动。在我看来，负责任地做好自己认准的事情，把当下需要做的具体的工作，每一件都尽量做到最好，这就是在为未来做准 备。

就比如，在一个男性主导的法学圈里，女性学者往往很难出头或是被认可。回想起来，我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主要就是努力写好每一篇学术文章，在各种会议与讲座的场合，都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发言有质量。个人的职业声誉，以及别人对你的认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确立起来的。所以我认为，在辨清方向的同时，脚踏实地的努力是对抗风险是最好方式。

有很多个人没有办法对抗的结构性因素，会对个体的发展构成制约，这时候个人的能动性特别重要。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制约自己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不要一味地去适应制约自己的结构性因素，而是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冲破这种结构性因素，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个人的努力、冲劲、生命力都特别重要，不用顾及别人的看法，更不要接受扭曲性的社会规训。

Yi：你对明年有哪些期待？

L：期待明年社会各个方面都会变好，可能比较虚幻，我只能讲对自己的期待。我对明年的期待是，更加踏实地去做一些当下能做的事情，为未来做好准备，设法培养与提升自身的反脆弱性，以便在环境变得更糟糕时有更强大的心理与能力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