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政治(327)

（文 / 张 跃）

“我的使命就是反烟”，面对记者的采访，张跃总会语气坚定地这么说。这位来自河南农村、44岁的小学教师，自从得知他年仅26岁的妹妹因受“二手烟”危害、患脑癌去世后，他就从自家开始走上了反烟的第一步。凭着一张嘴、一双手，由苦苦劝说到动手“抢”烟。当在家里成功实现禁烟后，张跃试图劝阻更多人戒烟。张跃从2001年11月怀揣着“中国反烟人”的名片和一份份《反烟宣言》，开始了他的反烟之旅。两年多来，他到了中国56个城市，花费了五六万元，并为此负债了3万多元。

“我即使不能让吸烟现象绝迹，但起码会让这种现象减少，让更多的人知道吸烟的危害。”张跃说，吸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2月27日，世界上首个反吸烟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开始正式生效。作为该公约的第七十七个签约国，中国将在全国人大审批后实施这一反吸烟条约。

另一份几乎同时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香烟消费量在非洲、亚洲、东欧和中东仍继续增长，在西欧减少，美国则保持稳定，而我国的烟民数量已达3.6亿人，年烟草消费占据世界总消费量的1/3。在去年底有关部门发布的上一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上榜最多的仍然是烟草行业，这一状况相对数年前并无实质性变化——“根据统计，前100强之中，烟草行业总纳税额达830亿元，占据100强中的1/3席”，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何振一说，从1982年到去年底，名义GDP增长率与烟草税利增长率的波动轨迹基本一致，“烟草和能源行业一直是我们国家税收的两大命脉和支柱”。

对香烟上瘾的显然不只有烟民。国家财政是烟草行业的最大获益者，政府一直努力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压力间寻找平衡点:既要对公民的健康负责，又要不挫伤一个拥有5000亿资产、每年上交1400亿税收的庞大产业的积极性。研究中国烟草经济的周阳敏博士说，200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家对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进行了精简，其中8个被撤销，1个进行了重大调整，而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惟一的一个获准保留，并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专卖体制在保证烟草业为国家财政、防止税金流失方面功不可没”。

“从健康角度来说，香烟是烟民和非烟民的权利问题，背后，是权力和贸易问题。”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烟控公约》中国谈判团成员杨功焕对记者说，单纯出于健康理由的反烟运动在任何国家看起来都不容易那么奏效。

上瘾的还有那些烟草大省和烟草种植者们。周阳敏说，“80年代，国家为了促进烟叶生产，调整烤烟收购价格，使收购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0%，提高了烟粮比价。在这种动力下，我国烟草种植大省对烟草的依赖性被进一步深化，6000万人依附于烟草工业。烟草一旦出问题，省财政就会陷入危机，近200万烤烟种植户更将难以为继。”

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玉麟说，按照《公约》提出的各项条款，我国的烟草价格、烟草广告和烟草包装将面临重大变革，“加入《公约》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在法律上明确承认烟草的严重危害，特别是也承认烟草业在经济上的破坏性后果，这和一直以来我们对烟草业在经济方面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王玉麟所说的“不同”是指，在新的游戏规则下，政府将由既是烟草业的所有者又是烟草业的管制者的双重角色逐步变为单一的烟草业的管制者，“‘发展’同样是一种瘾，对政府来说，这并不是件易事”。

《公约》谈判团成员烟草专家段宁东认为，相对复杂的情况还在于，即便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烟草公司等跨国烟草公司在过去几年全球开放的烟草市场中已经占有了70%的份额，但中国烟草企业凭借专卖制度仍然把95%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但这个市场随时可能打开。在贸易自由化和《烟控公约》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加入这场‘香烟政治’的主角会更多。” 香烟政治张跃烟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