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帝国的建立

大风起兮云飞扬：帝国初年的艰难

公元前195年10月，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刚刚平息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

汉高祖刚即位时，在当时首都洛阳南宫的一个庆功宴上，曾与手下功臣将领讨论过得天下和项羽失天下的问题。在他看来，成功失败，全在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给前方运送军粮，我比不上萧何;统领百万大军，开战就打胜仗，攻城就能拿下来，这一点我赶不上韩信。此三人乃天下豪杰。”

然而功臣在天下平定后面临的“兔死狐悲”的命运，似乎永远是一个终极问题。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在刘邦的猜疑中先后被诛，淮南王英布被迫叛乱。当刘邦亲率大军击败英布后，边境危机又接踵而至。汉朝虽然取强秦而代之，但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和亡秦一样，实在尚未可知。在返回首都长安路过故乡沛县时，刘邦在沛宫摆下盛大酒席，宴请故人亲友和沛县的父老子弟。旧地重游，回顾半生戎马生涯的刘邦不禁击筑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正如翦伯赞在《秦汉史》里说:“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开国的汉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不过当过亭长的开国皇帝似乎能够忍受这一点。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通过暴力创建的王朝，从开始便表现出不凡的气象。在接受群臣的建议后，高祖将首都从最初的洛阳迁往长安，依靠关中险要的形式高屋建瓴，向东控制天下，从此无后顾之忧。之后汉高祖命故秦博士、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以确立天子威严。面对匈奴的威胁，以武力夺天下的汉高祖也决定还以颜色。

( 整个文景时代，汉朝通过  郡国兵和屯田兵组成边防部队，防御匈奴的进攻 )

尽管今天的研究显示，匈奴从人种学上也许不同于汉人，但汉朝司马迁在《史记》里却记述，匈奴人认为他们也是炎黄的子孙。在汉朝人看来，匈奴和汉只是夷夏之别，这种思想在《左传》中已有反映。在秦始皇的年代，甚至出现过一则“亡秦者胡”的谶语。为此拥有强大武力的始皇帝修建了长城和从咸阳到阴山的直道（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这两个浩大的工程。为了防外患却导致了内乱，这对于新科的汉朝同样是个难题。自匈奴汗国崛起开始，中原政权此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几乎全部来自北方。如何解决内忧和外患，决定着百废待兴的新王朝的存亡。

文景之治:韬光养晦的年代

( “广明左尉”铜印 )

汉高祖刘邦去世前曾吩咐手下人杀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起誓未来“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这个盟约的，大家共同讨伐他”。这就是“白马盟”。显然，异性王的剿灭并未让刘邦对内政放心。所幸在吕氏试图夺取江山时，当年誓盟的将领在太尉周勃的率领下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在位数十年间，虽然汉王朝对匈奴采取防御与和亲并重的方针，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数年和平。汉朝边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卧，将吏身被甲胄而睡”。大臣贾谊为此痛哭不已，建议汉文帝要“猎猛敌”，全力对付匈奴。大臣晁错上书汉文帝陈述防御匈奴的战略“筹边策”。晁错认为，“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因此要“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

整个文景时代，汉朝通过郡国兵和屯田兵组成边防部队，防御匈奴的进攻。通过迁徙内地人民充实边疆，建筑城邑，高城深垒，稳固边境。采用晁错的建议，“以夷制夷”。赐予归附汉朝的胡、义渠、蛮夷部署以汉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们与匈奴类似的骑射能力和风俗习惯，会同边境的汉朝部队，共同守卫边疆。面对匈奴的多次袭击和大举进攻，汉朝的策略虽然只能做到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但还是保证了内地中原地区的安宁。

如此同时，文景两代皇帝都采取了“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不但奖励农耕，宫廷还提倡节俭。半个多世纪农业文明的发展让汉朝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的人口。文景两朝皇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对内减免严苛的制度，对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让汉朝在建国初期内忧外患中得以安然度过，史称“文景之治”的两代朝廷，成为汉朝的走向强盛前韬光养晦的年代。然而在匈奴的铁骑威胁下，帝国开国年代一个错误的决策在多年孕育后，却险些在国家上升阶段带来致命的危机。

大汉帝国内部三十九郡几乎占据了帝国领土的大半。与之相比，皇帝直接统辖的不过十五郡。高祖当年为了稳定刘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辅佐中央。然而血缘从来就不能避免为权力进行的杀戮。同姓诸侯王可以掌握军队，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逐渐形成内部的割据状态。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决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则必将“制大权，以逼天子”。汉文帝采取“剖分王国策”，将数个大国一分为数国。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刘武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这些策略却适得其反，使诸侯王与帝国中央的积怨越来越深。当晁错在景帝时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诸王的领地和实力时，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终于联合楚、赵、胶西、胶东、州、济南等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在任命当年为汉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主将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得以维护。

选择儒家：政治理想的寻求

然而尽管汉朝承秦制，但秦的败亡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教训。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在于反传统反封建的同时却缺乏政治理想。短暂的秦帝国在用法家制度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却未能统一帝国内部辽阔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毁了秦帝国精英文化（焚书坑儒）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平民文化。在今天湖北发掘的秦墓中，一个叫禧的秦朝官员的竹简档案，记载了秦朝断然试图统一全国风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历史。这些“父老”正是支持汉高祖刘邦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类似西门豹在“河伯娶妇”中痛斥的愚民，却是乡间宗族的领袖人物。汉帝国明智地选择了黄老和儒家思想较富人性的道德观，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汉高祖刘邦甚至强调儒家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建国初期的艰难终于得以度过，文化标准上的统一则最终避免了秦代招致的叛乱。

将大汉帝国内各种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正是汉武帝。他最终选择了儒家。这是汉帝国一次长达70多年的政治试验，它早在汉高祖分封诸侯王时就已经开始。

法家的治理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整治梁孝王，民间同情的却是后者。法家和道家的结合的黄老学说提倡“无为而治”，却全然解决不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在帝国百废待兴的年代，儒家百科全书式的治学方式迎合了社会在知识上的需求。儒学主动调整思想迎合武帝的作为（他曾当过胶东王，对于齐鲁的儒家很有了解），最终使得儒学中春秋公羊学派在朝廷中占据统治地位。

这绝非偶然。公羊派儒家宣扬“大一统”迎合了刚刚平定七国之乱、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汉帝国;儒家提出的推恩令，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维护了国内的安定，却又不失仁义;“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的思想，也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

从此汉帝国建立后的三大任务——发展生产，消除内忧，平息外患三大战略，已完成了前二者。平息外患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伟大责任，正等待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完成。

反击匈奴：大漠双星闪耀

《资治通鉴》记载汉景帝后三年国家的富足:“京师指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功臣们乘牛车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40万匹之多。即便如此，汉武帝在即位后的12年间，为未来对匈奴的反击进行着个方面的准备也相当谨慎。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下达了开战的决心。通过马邑富豪聂壹，汉朝试图诱使匈奴军臣单于率10万骑兵入汉境。汉武帝则派遣30万大军在马邑（山西朔州）山谷埋伏，试图诱敌深入予以全歼。然而由于情报被军臣单于发觉，马邑之战功败垂成。汉匈50多年的脆弱和平终于破裂，两大强国的全面战争开始了。

马邑之战后4年（前129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从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匈奴。除了卫青捣毁匈奴的圣地龙城，其余三支部队都遭到失败或者无功而返。两年后匈奴入侵汉朝东北部的上谷、渔阳地区。汉武帝采用避实就虚的战略，派车骑将军卫青与将军李息从云中沿黄河河套进行长距离大范围的迂回作战。穿越单于本部和右贤王的领地，包围白羊王与楼烦王的部队并予以全歼。

《史记·卫青传》记载汉军大获全胜，并“全甲而还”。这一战不但是军事史上长途奔袭的伟大战例，还一举收复秦代版图、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去除了匈奴威胁长安的前沿基地，并为汉帝国进击匈奴提供了绝好的前进基地。汉帝国反击河南之战彻底改变了帝国60多年来被动防守的作战方针，从此阴山南麓的匈奴主力开始暴露在汉帝国的铁骑面前。

卫青的第二次重大出击目标是匈奴右贤王的王庭。他率领着由步兵、骑兵和战车部队组成的10万大军，再次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出现在匈奴人面前。正喝酒醉卧、毫无察觉的右贤王只带着一名侍妾和数百人逃走，其下小王数十人和上万名匈奴人为卫青俘获。

历史全然翻转！过去是匈奴人主动犯边，现在却成了汉军主动寻找匈奴的军队。右贤王被击破，使得匈奴从辽河流域到天山阿尔泰山的广阔领地被分割成两段。匈奴铁骑再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了。当匈奴的骑兵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24年）再次进攻汉朝的代郡时，汉朝派遣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义渠胡人）、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前匈奴小王）、右将军苏建（苏武的父亲）、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的强大阵容，率兵十余万主动攻击匈奴单于本部主力部队。此次战役虽然双方都有得失，但是汉朝的战果更大。更重要的是，汉帝国另一颗伟大的将星冉冉升起:18岁的霍去病随卫青出征，仅率800骑兵，就斩杀匈奴2028人，并且斩单于的祖父，俘获单于的叔叔和相国。

汉帝国的三次胜利让匈奴单于采纳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接受投降的汉将赵信的建议:“撤军到更北面的大漠深处，诱使汉朝军队前往，届时远征的汉军人马疲惫，匈奴可以一击成功。”这一决策让大漠以南的匈奴只剩下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以及东面的左贤王。此时张骞已经从西域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一举打通连接西域的河西走廊，联合西域各国攻击匈奴，成为第四次反击匈奴的战略目的。

霍去病在攻取河西走廊的战役中终于一战功成！他以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从陇西出发，转战五个匈奴属国，几乎抓住单于的儿子。在与浑邪王、休屠王部遭遇后大获全胜，杀死了匈奴的折兰王、卢侯王，俘虏了浑邪王的儿子、相国、都尉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在河西十分之七的军力被一举消灭，河西走廊从此被打通。同年霍去病再次远征。他率军深入大漠千里后突然南下，一举击破浑邪王、休屠王部，计俘虏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共59人，斩俘3万多人。几乎清除了河西走廊全部的匈奴势力。此战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史载匈奴歌谣当时唱到:“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开通西域:文治武功的顶峰

河西之战不但断绝了匈奴和南方羌族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这的确是大汉帝国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从一个摇摇欲坠的新生国家到武帝时代的文治武功，汉朝已全然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数代人为之所困的匈奴边患终于得到缓解。但帝国的彻底和平还没有到来。

元狩三年秋（前122年），匈奴骑兵数万人再次攻击右北平地区，掠杀千余人。汉武帝获知赵信为匈奴单于献计，试图囤积精兵于漠北以待汉军。于是命令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前所未有的骑兵大军，辅以数十万步兵辎重部队，深入匈奴深处寻找其主力部队。匈奴俘虏错误的情报让卫青而不是霍去病与匈奴主力相遇。卫青用武刚车（一种有边有盖的古代战车）结阵，同时派出两翼骑兵冲击匈奴骑兵。在两强相遇中，单于在汉帝国远征大军面前脱逃。这一战卫青击溃匈奴主力，并焚毁匈奴赵信城而还。

大漠以东，霍去病的5万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队相遇。年轻的汉朝将军以此前中原军队前所未有的进攻精神，一举俘获匈奴7万多人，并追击左贤王直至狼居胥山，封山而还。匈奴汗国即使在冒顿单于最昌盛时，骑兵也不过30万人。此次漠北决战彻底歼灭了匈奴主力部队，从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

<p "="">强大大汉帝国的建立，与之相辅相成的，便是强大匈奴汗国的衰亡。在张骞联合西域各国攻击匈奴后，匈奴汗国不但主力被汉帝国的军队摧毁，在西方势力也被汉和乌孙联军击败，在东方也被新兴乌桓部落击败，从而分裂为南北两个汗国。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北匈奴的攻击下，率全部人民归附汉帝国，并前往长安朝觐。这一事件给西域各国以巨大的震撼，从前蹂躏西域各国的强大匈奴汗国竟被中国征服，从此大汉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这一巨大影响体现在此后匈奴再次与汉朝开战之后:公元前36年，在匈奴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8年后，汉帝国西域副校尉陈汤竟然能私自调发西域各国军队，合同汉朝屯垦部队共4万余人，分两路，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大宛，过乌孙，至郅支城（哈萨克江布尔）下合围匈奴，并斩郅支单于首级，传送大汉帝国首都长安。这是一场结束西汉与匈奴百多年战争的胜利，大汉的威信从此在西域建立起来。正如陈汤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指出，应该向天下各国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苏   武

被称为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的苏武，在于他的气节被铭刻在中华民族心理的深处。在他去世两千多年后的1913年前后的中国，还出现了《苏武牧羊》这首被传诵一时的歌曲。作为汉武帝时平陵侯苏建的次子，苏武在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作为中郎将送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返回。由于副手张胜涉及匈奴内乱，苏武不畏匈奴的威胁以佩刀自杀被救，让匈奴人为之肃然起敬。他甚至赢得了匈奴将领女儿的爱情。在被迫留在匈奴期间与该女子结婚生子。匈奴单于为诱逼苏武投降，先将他幽置于大窖中不给饮食，后将苏武徙至北海(今俄国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牧羊。虽生活艰苦至极，甚至掘野鼠窝吃野鼠所藏草籽，但“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历经19年仍不降匈奴。即便单于派李陵前往，谎称苏武两兄弟获罪被杀，母亲患病而死，妻子被迫改嫁，家中余人生活无着，试图动摇苏武归汉的意志，仍被苏武严词拒绝。其气节让李陵长叹:“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而痛哭不已。甚至苏武的匈奴妻子因匈奴阻挠而不能与他归汉，也引剑自杀。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书·苏建传》中班固赞叹道:“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苏武有之矣。”苏武死后，汉宣帝命人绘苏武像于未央宫之麒麟阁，以表彰其高尚的节操和精神。

李    广

作为脍炙人口的汉代名将，陇西成纪人李广的家族留给人们的是不幸的家族历史。李广家世代从军，其先祖李信为秦国名将。李广本人在汉文帝时以陇西良家子从军击胡，历任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将领。“七王之乱”时李广以骁骑都尉职随太尉周亚夫出征，在昌邑城下夺得叛军军旗。此后李广几乎担任过从上谷、陇西到北地、云中的汉朝几乎所有北方边境的太守，立下显赫战功。然而李广的战绩却由于机缘和其他的缘故，从未曾有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伟大胜利，终其一生未能封侯，甚至不及手下数十平庸的将校。后人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善于骑射，史书记载他曾单人射杀多名匈奴射雕英雄，而传说中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期间，夜间箭射入石，后唐人卢纶在《塞下曲》中歌咏“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正是赞叹李广惊人的射艺。公元前119年李广以60多岁的高龄随卫青出征后，因迷路又不愿将责任推给下属，自领责任，并为避免受辱而自杀。后人认为李广之死是因为卫青与之交恶，事实却源于武帝的好心，为避免李广受挫而暗命卫青避免让李广接敌。这难道是天意？李广之子李敢同样随霍去病立下大功。他认为卫青陷害父亲而击伤卫青，却被霍去病故意射杀。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击匈奴，由于没有后援而被匈奴举国之力击败。被迫投降后却被诬陷而导致全家被诛。伟大军人的忠诚和战功如此就能被轻易摒弃，不但是李广家族的悲哀，实在更是汉帝国的悲哀。

卫   青

卫青本是奴婢与小吏的私生子而出身卑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当有人称他未来必会富贵时，卫青笑答:“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这种平常的心态是他能在武帝众多名将中得以善终的主要原因。卫青由于姐姐当上皇后而平步青云，但让他成为汉代最伟大将领的还是由于其前所未见的军事才能和光耀千古的辉煌战绩。在他之前，西汉从未对匈奴的作战中获得过重大胜利。卫青一生7次进攻匈奴，先后为汉朝夺取今天的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漠南之战卫青击溃匈奴右贤王部，武帝派使者捧大将军印在边塞封卫青为大将军，三子俱封侯，却被卫青坚决推辞。元光六年，卫青击破匈奴祭奠祖先、天地、鬼神的龙城。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发动对匈奴第四次大战役中，卫青大军万人北行一千多里，跨大沙漠与严阵以待的匈奴军遭遇。卫青以武刚车成圆形营栅，以骑兵冲击匈奴，击溃匈奴单于，追击匈奴军至掣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此次漠北之战汉军击溃匈奴主力，从此匈奴开始西迁，此后匈奴“漠南无王庭”。尽管卫青从家奴到贵极人臣，并与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结婚，但却为人谦让，甚至对此后门下故旧转投地位超过他的外甥霍去病也不以为意。公元前106年卫青去世后被谥为烈侯。汉武帝命人在自己陵墓茂陵以东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像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象征他一生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

“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霍去病在18岁就率军击杀匈奴单于的叔叔和高级贵族而被封为冠军侯。公元前121年汉帝国对匈奴的河西之战中，霍去病以骠骑将军出陇西进攻匈奴，汉军骑兵越过燕支山俘虏浑邪王王子和相国，并缴获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同年，霍去病的骑兵扫荡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面对汉武帝赐宅慰劳，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回答与战绩同样流传千古。在汉匈规模最大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率军“追奔逐北”两千多里寻找单于，获匈奴顿头等三小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共斩俘7万余人，匈奴左部几乎全军覆灭。此后霍去病和卫青会师于瀚海（今贝加尔湖），“封狼居胥”。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几乎被彻底清除。似乎是天妒英才，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像流星一样划落在大汉的天空，年仅24岁。为了悼念这位汉帝国的伟大武士，汉武帝发五属国铁甲军，从长安至茂陵列阵。并专门为他修建了形状类似祁连山的宏伟陵墓，墓前彰其战功而立的14件大型圆雕石刻上书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特纪念他的旷世武功。壮怀激烈的唐人对于汉人的辉煌充满了无尽的崇拜和怀念。李白的《乐府诗胡无人》是这样写的:“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虎剑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张  骞

陕西固原张骞墓前的匾上“大汉之魂”四个字，正是对两千多年前那位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汉人至高无上的赞颂。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哥伦布，却忘了他的探险比哥伦布早了1500年。当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汉武帝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后，武帝派张骞以郎官身份出使大月氏，以“断匈右臂”。然而张骞于建元二年（前139）出发后中途为匈奴所俘。匈奴为笼络、软化张骞，让他娶匈奴妻并生子。然而张骞一直保留大汉旌节，终于携妻出逃。然而他没有回到大汉，却继续未完成的任务，取道车师国进入焉耆，途径西域多个国家，最终翻越葱岭到达大月氏。在回汉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虏，终于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前后历时13年之久。张骞的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成为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此后他劝武帝联合乌孙共击匈奴，并为此再次出使西域。属下足迹遍及中亚、西南亚各地，甚至到达罗马帝国和北非。张骞的出使不但将汉朝的声威波及整个西域，最终促使乌孙和汉军联手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还将西域众多物产引入中国。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成为有史以来东西方的第一条商路。这无疑是伟大的成功探险和成功的外交壮举。最重要的是，张骞的探险显示出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

汗血马

张骞首次通西域让汉武帝知道了在大宛有好马。《汉书音义》记载:“大宛国高山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马至于山下，与交，生驹汗血，号曰:天子马。”《汉书·张骞传》中，记载汉武帝用《易经》占卜，说:“神马当从西北来。”汉朝从乌孙得到好马，称为“天马”。后来得到更加强壮的大宛马，就将乌孙马改称为“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据说汗血马日行千里，出汗色泽鲜红似血而得名。今天的研究显示，当年的大宛马可能就是今天中亚的阿尔捷金马。据说所谓“汗血”可能是马身上的寄生虫所致。当年为获得大宛国贰师城的天马，武帝甚至派使者携带重金和黄金制作的马前往交换，却被拒绝。武帝不惜发动战争以获得大宛良马，并最终得手。在汉武帝看来，天马是可以与龙匹敌的神兽。天马的来临，是国家强盛，四夷臣服的象征。汉平陵发现的玉奔马和武威出土的马踏匈奴，显示汗血马在汉朝的极大崇拜和汉帝国肆意张扬的雄心。

汉

“汉”可以说是现代汉语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汉语、汉字、汉族等与中国相关的许多名词的来源。追溯“汉”字，要从其最初始意义说起。

“汉”字从早期的金文、小篆一直演变到楷书，左边的形符始终没有变化，显然与水有关。“汉”字的本意就是一条被称作“汉”的河流“汉水”，也称“汉江”。汉水是长江的一条最长的支流。它发源于陕西省的西南部，流过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后进入湖北，在武汉注入长江。两千多年前，汉水的上游地区因为一个名叫刘邦的人物而开始出名。

刘邦当时被封在这里作汉王，他以这个富庶而又易守难攻的偏僻地区为根据地，与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当刘邦击败项羽登上皇帝宝座，他便以其发迹之地来命名这个新建立的王朝。汉武帝时人陈汤有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字便成了中原民族的代称。由“汉”字组成的词汇大都与汉水流域、汉朝或是汉族有关，可以说它们都来源于那条被称作“汉”的河流。惟一的例外是古人将银河星系也称作“汉”，先秦的《诗经》中已经有这样的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这意思是说，天上的银河，望去像是水光在流。

汉   人

“汉人”的概念，来自汉朝，就是汉帝国的人。秦汉时期，有不少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流落匈奴，匈奴称之为“秦人”、“汉人”。

汉帝国崩溃后，这个概念多次变换，魏晋南北朝时，“汉”的概念，已经完全与血统脱离，成为文化概念，演化成“无特定族群背景”的代名词，人们在淡化特定族群背景后，就泛称汉人。隋唐的开国者杨姓和李姓（李世民），都有鲜卑皇族血统。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又出现大规模融合，又形成一个新的被称为“汉人”的族群。此后又经历了宋、元、明、清等几个朝代的民族大融合。如今，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古越人。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

汉   子

在两汉时期，与汉朝人作战的匈奴人，开始称汉军士兵“汉子”，这种称呼后来为契丹人、蒙古人，以及边疆地区其他一些民族所沿用，往往称中原民族为“汉人”，这就是现代“汉族”称谓的由来。因此可以说，“汉族”这个名称来源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朝代，也来源于各兄弟民族的交往。

有趣的是，“汉子”这个称谓从原来专指汉军士兵，逐渐演变为对一些有豪勇之气的男子的称呼，这或许是因为汉朝军队的英勇善战吧。于是，“汉”这个字就被附加了“男性”的引申义，而“汉子”中的优秀者则被称为“好汉”，这在中国民间一直是对于男性的高度评价。

汉  隶

汉代隶书的统称。因东汉碑刻上的隶书，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画，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已有了明显的隶意。隶书成熟于东汉。汉桓帝(147～167)、汉灵帝(168～189)时代，是隶书的盛期。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

汉  墓

汉代墓葬多以砖石结构为主，厚葬深埋，不易腐烂和毁坏，所以在现代考古发现中，汉墓出土比比皆是。截至目前，我国已发掘汉代王陵40余座，其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南越王墓和山东乳山鲁王墓等少数几座保存完整，没有被盗，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有名的汉墓包括：

（1）河北满城汉墓——该墓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的墓葬。规模巨大、保存完整、年代明确、文物丰富的墓葬同时出土，随葬品中有多样稀世奇珍，如:两件首次发现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闻名遐迩的“长信宫灯”，一只华丽精美的错金博山炉等，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

（2）马王堆汉墓——该墓的发现也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长达160厘米、仅重48克的素纱蝉衣堪称绝世珍品。最受世人瞩目的是那具千年不坏的古尸。

（3）西汉长沙王室墓——1993年在湖南省长沙发现。这个墓主地位、葬制等都超过马王堆一号墓的汉墓中，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其中最为特别的是三件漆筑，为中国首次发现的有关筑这种乐器的实物，澄清了长期以来对筑的模糊认识。 历史中国古代史汉朝中国历史秦朝李广帝国汉朝文化伟大汉武帝汉人军臣单于东汉建立张骞卫青西汉霍去病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