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左家营消失，纳雍山体垮塌的现实注解

（文 / 龙灿）

村庄变成废墟

痛失亲人的村民

穿过三道封锁线，踏过泥泞，脚下，纳雍县鬃岭镇左家营村岩角组在数万立方泥石的覆盖下悄无声息。现场一片狼藉。

12月3日凌晨3时许，数万立方泥石从100多米高的峭壁上呼啸着扑来，这个古老的寨子瞬间从地图上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44条生命。事隔4天后，在自然近乎于恐怖的威慑下，巨大的挖掘机找到了39具遇难者尸体后，在数万立方土石面前束手无策，救援举步维艰。

救护车、消防车、成群结队的救援队伍呼啸着来去，从对面山头上看下去，大山高傲地沉默着。“在自然面前，人类仅仅是一条水洼里的鱼，看似快乐自在但实际危机四伏。”一位采访者在现场这样感叹。

事发4天后，现场的救援事实上只具有心理安慰的意义。无人生还是失踪名单上的人们惟一的结局，但灾难所带来的伤害才刚刚开始。

头上的山体随时有再次垮塌的危险。尽管还有一半的寨子毫发无损，由武警和当地公安、治安联防人员组成的警戒组24小时监视着现场，拒绝所有无关人员进入。S307纳(雍)——阳(长)线边，由当地政府临时建立的救灾营地安置着所有逃离险地的村民。从12月3日凌晨3时开始，左家营就此消失。

左家营村岩脚组村民小组长左光银带着我穿越已成废墟的寨子。灾难发生时，他和很多壮年男子多半都在几百米外的煤矿井下上夜班而逃过一劫，而堂弟左光云一家5口已经遇难，让他再次回忆灾难发生的瞬间，对这个壮年汉子是一种折磨，但一进入一片死寂的村子，看见王家小院那棵孤独的核桃树，惨痛的记忆就挥之不去。

核桃树的主人王正发，左家营村惟一一户外姓人家。王正发夫妇和3个孩子在睡梦中被埋葬，最小的女儿只有1岁。他家的小院子成了这次灾难的一个分水岭，王家主屋连同以西的10栋民房被完全埋葬，其东边的寨子被后面的台地庇护着，近200人侥幸与死亡擦肩而过。而左光银是分水岭右边第一家，距王家不足10米。如所有好莱坞灾难片的固定招式，人们都会在巨大的灾难来临前对灾难置若罔闻、反应迟钝。在12月3日凌晨那个寒冷的夜晚，这些人在震天的巨响中醒来，连衣服也来不及上身，就在一片烟尘和妇女孩子呼天抢地的哭喊、亲人和伤员绝望的哀号中上演了一出绝望的《末日浩劫》。惟一不同的是，这次浩劫与气候无关。

王家人消失了，左光银摩挲着这棵几十年树龄的核桃树絮叨地重复着一句话：“从此，它也是孤儿了……”

在幸存者一片悲苦的回忆中，死亡也无法割断的亲情是此次灾难中瞬间惟一的亮点。短短两分钟里半个寨子就消失了，但亲情召唤而来的自发式救援让20多人死里逃生。村民左代仁和多数幸存者一样，在逃离了险境之后的10分钟里再次回到了寨子，把5个本家从废墟中拉了出来。遇难人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与儿童。即使是在死亡降临的瞬间，这些母亲们本能地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当一位年轻的母亲被从废墟中挖出来时，一种被定格的姿势还在保护自己怀中早已经死去的半岁孩子。在人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角力中，这个僵硬的姿势让所有的听众和事后的看客在心底哭泣。

左家营寨子下有一个年设计开采能力为300万吨的国营大矿，寨子下大型煤矿长500米、宽100米、煤层厚3米的作业面已经达到寨子下。在鬃岭镇左家营村周边，几十个大大小小煤矿的爆破冲击波和地层沉陷，早在一年前就造成了村子地面和民房墙体严重开裂。为此，煤矿支付了部分村民搬迁的赔偿金，还有一些煤矿并没有如实兑现赔偿金。左家营的人们注意到了来自脚下的风险，但高悬在头上的危机被所有人遗忘了。村民们在面对一片废墟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煤矿采空才导致了灾难”。

当地老百姓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如果早兑现了所有赔偿，惨剧应该能避免。但他们也承认，在安全监督和落实机制缺乏的现实中，经济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左光云将自己刚建成的新搬迁房反租给了煤矿作办公用房，自己一家5口在旧房中全部遇难。

所有人都在寻找答案。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中国地质环境监测专家实地考察后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因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质灾害。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将认定为地质灾害的原因用专业的术语昭告天下，其中“岩体的裂缝是陈旧的，没有人为的因素。人为因素必然有迹可寻，地质的变化沉留时没有痕迹”是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在当地因采矿导致的沉陷已经成为公害的时候，这个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当地的煤炭专家明确表示，采矿必然会导致采空点垂直空间和旁侧60度范围的沉陷，采矿过程中遭遇村庄的时候，必须要留下同等面积的保安煤柱，回采时必须遵循的“经济比较”原则。如果保安煤柱的价值大于村庄的搬迁则采，否则必须放弃。但当地遍地开花的采矿忽略了这最基本的技术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采矿过程中的爆破和采空造成的大范围沉降在此灾害中是否被充分考虑？

面对40余人死亡的现实，在重大事故问责制的拷问下，采煤是否诱发山体垮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事故发生5天后，尽管所有人都只能继续等待谜底，但44人的死亡现实第一次引起了有关方面对沉陷的高度警惕，158户处于沉降地带的居民被紧急疏散到临时救灾营地。当地政府给予每个遇难者8000元的丧葬和补偿，据悉，由专家发布的“地质灾害”结论是重要的依据之一。

纳雍：渐渐远去家园

121亿吨储量的优质无烟煤，井没有给家园带来财富。在部分人急切的心态下，无序的攫取让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态圈悄然破裂

汽车一通猛吼中挣扎着爬上一座山头之后，停在一个遍地是垃圾和水坑的黑黝黝的街边，驾驶员说，纳雍到了。尽管没有下雨，满街的泥泞，这是居民们随手泼向街边的结果。曾经的水泥路早在未知的时候就已经支离破碎。微弱的灯光下，街上行人稀少，只有一群群少年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

送记者来的司机说，纳雍的夜来得早。

这个委婉的说法很快被我们领会到了其背后的潜台词。在晚9时许，当记者试图找一个吃饭的地方时，发现城里的饭馆已基本歇业。当地人说，纳雍人的夜晚开始得早，是节约基本开支最有效的办法。

纳雍县当地人说，他们有一串能随口说出来的数字。纳雍是西南煤海的中心，地下有121亿吨优质无烟煤。在能源日趋紧俏的今天，这是一个让所有当地人骄傲的数字。但与这个天文数字一样出名的是纳雍的贫穷。

纳雍县矿业局的专家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7月他曾经对部分煤矿进行过验收，纳雍有88口五证齐全的大型煤矿，19口在建大型煤矿，由地县两级认可的民营煤矿56口，这都是仅仅浮在水面的数字。从10年前开始，大批外地人带着资金拥进纳雍挖煤，煤矿“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密集起来。

另一个资源富有的表现是，在纳雍的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用油桶改装成并从不熄灭的长明灶、一年四季烧着当地出产的优质无烟煤。仅仅是为了省掉再次生火的麻烦。

从10年前开始的大规模采煤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公路渐渐地好了起来。5条柏油公路从县城向周边城市辐射开去，到省城贵阳也只需要7个小时。在各乡场之间的公路上，面包车多起来，几千年来背着尖底背篼翻山越岭的山民们一夜之间改变了出行的习惯。寨子与寨子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这个改变曾经让他们激动不已。石板坡村的居民赵仲阳说。在10年前，他要到5公里以外的县城，就不得不花上半天的时间。

但享受这一切改变都需要钱。赵仲阳说：“我们没钱。”

被采矿改变的现实

12月5日一大早，纳雍县城西南5公里处杨家营的居民一觉醒来就不得不陷在一种深深的担忧中。几个月来，寨子里的地面沉降和开裂越来越严重，房屋开裂，寨子里的房子都成了危房。这是几百米外的煤矿采煤的直接影响。他们找到了矿主，但由于涉及前任矿主的遗留问题，一说到赔偿谈话就无法进行下去。这个矿主来自四川，村民们担心一旦煤矿采完矿主就会一走了之。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采矿造成的沉陷在纳雍已经成为普遍问题，一时半会儿还管不到这里来。

没有赔偿，搬迁无法进行，寨里的人每天在忧虑中睡去再从噩梦中醒来。

尽管寨子已经陷入危机，村民们每天还是三班倒地下到矿井里挖煤，赵仲阳说，知道这是在把自己的家推向彻底毁灭，但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是一笔无法拒绝的巨大财富，赵说：“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县城到鬃岭、从鬃岭到阳长。没有人能说清楚究竟有多少寨子被日益严重的沉陷所困扰并急需重建。纳阳公路管理所的余光平带着记者在公路两侧实地感受沉陷的现状，从两天前开始，213公路鬃岭段北侧相对高度40米左右东门山顶已经出现最宽达20余厘米的裂口、并扯裂了整个山头。余光平很无奈：“山下就是采空的煤矿，我们只能昼夜不停地在现场进行监测，一发现情况立即封锁道路。”

当地原矿业局的高级工程师张先生明确地告诉记者，“现在是处处狼烟啊。”他介绍，地面沉陷是采矿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技术问题，但在贵州这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质构造中，这种危害就显得特别突出。这里脆弱的山体经不起折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了更快地将地下的资源变成钞票，关于沉陷，在纳雍被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几千年以来，贵州多地质灾害的山地居民一直沿用木框架结构的房子，这种房子最直接的表现是百年不倒，墙倒屋不倒。大批山民在矿井里挖煤挣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新居，推倒了原来的木框架房子修建以砖墙为承重的砖瓦房，奢侈一点的还用水泥板盖起了小楼房。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没有框架保护的脆弱墙体一遭遇地下的风吹草动就开裂，整栋楼房、整个寨子就此危机四伏。

在213国道纳雍至水城段，因鬃岭灾难引起的震荡直接反映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紧急搭建的4个疏散营地里，近千名因地面沉陷告别家园的村民不得不在这里栖身。

这些被疏散的居民仅仅是沉陷区的冰山一角。一个尴尬的问题摆上了桌面——谁来为这笔巨额的重建费用买单？当地县政府的领导一脸无奈，“很多煤矿都有历史遗留问题，说到赔偿就纠缠不清。但纳雍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财政实在没钱”。

尽管已经被当地政府从危房中动员到了救灾帐篷中，垭口田组的村民李朴辉在这个新家里呆不下去。他一定要带记者到寨子里看看。摸摸开裂的墙壁，这个壮年男子就有些恋恋不舍。尽管最初的老房子早已不在了，但住了几十年的寨子不是说走就能割舍掉一切。

“煤矿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拥有财富的机会却很快夺走了他们所有的一切。”从纳雍县城一路调查沉陷的县国土局干部如是说。但大多数居民并不愿意回到原来出门靠爬坡下坎的生活状态。

无路可退，向前又找不到方向。在帐篷中惶惶不安的垭口田组村民认为，他们陷入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怪圈。

尽管沉陷让他们的生活伤痕累累，村民们还是不敢想象一旦煤矿停工后将何以为生。大范围的采煤导致地下水下渗，在几年前山坡上就已经断水。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村民们用塑料管道从遥远的山上引来山泉，但随着山体垮塌，有限的饮用水源断了。而这种缺水状况随着煤矿的掘进还在继续恶化。

在石头比泥土多的坡地上等天下雨远不是明智的选择。“没有水，庄稼和植被都长不好。”

与贵州大多数地方一样，纳雍石头多土地少。在石头之间的缝隙里，玉米和土豆是少数几种能适应的农作物。春天在石头缝中烧出一块地，撒下种子就基本不再管，8月，山民就背着背篼去收玉米。一家5口人近10亩地，能收不到3000斤玉米。市场上每公斤玉米卖1.5元，卖掉两公斤玉米能买回一公斤左右大米，但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用玉米换大米是一个奢侈的做法。

几十年来不间断地烧山，山上的植被越来越少，裸露的岩石从薄薄的土层中探出头来，一场大雨之后，表层的泥土越来越薄，最后到处都是探头探脑的石头——越来越严重的石漠化成了村民头上的另一块危岩。玉米产量越来越低，村民们只能再次转移，寻找更多土壤的荒山，然后另一块土地再次面临石漠化的劫难。

石漠化对宅子里的老人是一个忧伤的话题。几十年来，除了工具的变化，种地方式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在几十年前，他们不用施肥，漫山遍野的森林和灌木丛就是最直接的肥料。春夏两季劳动，大多数时间都十分清闲。

抢险现场  

他脚下的水泥块曾经是屋顶  

失乐园

“急功近利、无序开采、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但不满足人类的贪婪。它会用加倍的残酷报复人类的疯狂。”正在贵州调研的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张虎林对记者说，“沉陷、水线下降、石漠化还仅仅是暴露在外面的问题”。

“在这一轮新的采煤热潮中，一些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渐渐地消失。”正在贵州调研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庄春地说。

纳雍地下丰富的优质无烟煤吸引来大量外地淘金人，现实的工资收入又吸引了大批本地人纵身下井。采矿带来了交通条件的改变，与外界的交流增加了，现代物质文明很快冲击着这里原有的生活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从县城到乡村逐步进行扩散。

在破败而萧条的纳雍县城，尽管晚上行人稀少灯光暗淡，但不影响惟一的一家设施齐全的酒店里的卡拉OK厅从傍晚唱到凌晨。在鬃岭镇，一些背着尖背篼的年轻人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这意味着他们在陡峭的山里再也不能灵如猿猴。在纳雍采访的过程中，即使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我们在这些充满神秘传说的山头、河边没有听见过曾经的歌声，惟一的音乐是在沙包场一个卖劣质盗版磁带小贩放的流行歌曲。

纳雍有22个少数民族，在民族资源等同于巨额财富的今天，这笔财富的价值无人能说得清楚。在纳雍的猪场乡，举世闻名的原生态的苗族芦笙舞蹈“滚山珠”声名远播。演员们一边手持芦笙，吹奏舞曲，一边翻滚、跳跃、倒立，做出滚地龙、叠罗汉、上三人等令人叫绝的动作再现当初先人们寻找家园那史诗般的迁移过程。让当地人骄傲的是，这个全部由当地山民演出的“滚山珠”获得过世界民族民间艺术最高奖——“金山杖”奖，在国内外100多场演出场场轰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歌声和舞蹈曾经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最普通的快乐。我们在寻访这个特殊的团体时被人告知，这些演员早已经各自到井下挣钱去了，当这一切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之后，新成长的年轻人选择了打工挣钱。从1999年以后，猪场乡本地已经很久看不到这种民间自发聚集的表演了。有当地媒体的消息显示，当初带队表演“滚山珠”的队长王景才正在下井挖煤。

当地旅游局也试图将当地无处不在的石灰岩山体、溶洞、暗河和丰富的民族资源推广，但在这个煤矿老板可以在歌厅和赌桌上一掷千金的地方，他们一年的经费只有2万元。旅游部门如果想召集民间原生态的歌舞表演者进行宣传，连演员的生活费都没有。

与那些希望将所有的原生态生存环境“原地封存”的理想主义者不同，当地人明显地厌恶交通困难和物质匮乏。但在与沉陷和石漠化争夺家园的角力中，村民们比任何时候都怀念小河淌水、森林遍野的日子。“以角小学里的一棵大树，12个孩子也搂不过来。”来自以角乡的村民张群用近乎抒情的口吻向我们描述了几十年前发生在那棵大树下的种种片段——那里是村民快乐的源泉，唱歌跳舞、甚至是冒着被“道德败坏、伤风败俗”的风险在树下追寨子里的姑娘……在多年以前，这棵树被连根支解扔进了高炉，烧出了一堆废铁渣。

即使是在两个山头之间，不论认识与否，人们习惯于扯着嗓子吼几句：“月亮出来那个月亮黄哦，叫我唱歌我心慌哎！当时见你我不敢唱，过后我的歌哦，震山岗……”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就不惜花费一天半天的工夫下山过河去并找到了自己的女人。

这一切都已经悄然远去。月儿牵线歌声说媒成了美丽的传说。

纳雍各民族的少男少女在恋爱以后，要根据风俗合八字。男方带着几大块肉上门，双方父母没有意见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结婚的时候，再次送上大块的肉和礼物就可以迎娶新娘。礼金是没有限制的，有个意思就行。但10年以来，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不得不为持续上涨的礼金而伤神。从几元红包涨到现在的几千，家境好的，为了在亲戚中挣足面子，几万元的礼金也不鲜见。当钞票的多少是惟一的衡量标准以后，沙包乡的周华和很多同伴一样，16岁的时候就离家到煤矿里去挖煤。

在纳雍的各个村寨有一条使用率最高的标语：“初中没有毕业，出去打工不得要。”当地学校的老师说，要与不要没有定论。老的文盲还没有消失，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新文盲不断产生，形式已经严峻到他们必须使用这种善意的谎言。

“我没有赶上歌声定情的时候。”年轻的周华这样解释自己还没成年就不得不为钞票而奔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