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缺席的被告与不完善的正

（文 / 朱步冲）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宣判  

11月2日，已经被迫中断了两年9个月的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将从11月9日开始继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审判，这场欧洲地区自1945年纽伦堡审判以来最大的一宗关于战争和违反人道主义罪的诉讼终于有了一丝走出僵局的迹象。不过全球关注的视点已经从骇人听闻的“塞族灭绝营”转向了法庭本身所处的窘境。“过去两年的审讯显示，米洛舍维奇绝对得不到类似纽伦堡的公正待遇。”欧洲自由通讯社记者，曾长期跟踪报道此案的克鲁格·马得森写道，“法官在这个关头强迫为他指定了两名对案情一无所知的新律师，许多关键性证人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不会出庭借以掩盖战胜国的罪行。”布什政府现在正在强迫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曾负责指挥北约空袭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参联会成员威斯利·克拉克将军出庭作证，但拒绝这位证人直接接受米氏的质询。“克拉克将军曾全程参与了参联会对轰炸计划的制订，并作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参与了代顿和平协议的签署。如果法庭全面深入地对克拉克进行听证，那么它就会发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是如何与这位前总统及其政府在整个90年代密切合作，又是如何利用战争达到其目的的。”英国《卫报》在采访法庭首席检察官盖尔后评论道，“然而就在今年初，在欧洲国家的压力下，国际刑事法庭不得不宣布不在审判中受理对于北约的指控，从而使它和联合国的权威又一次被蔑视。纽伦堡所倡导的精神已经被践踏无余了。”

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纽伦堡”不仅成为了国际对于一切破坏和平与人道行为作出裁判的代名词，更升华为“正义”与“合理国际秩序”的具体化身。自1998年年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于罗马诞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起地区或国内冲突中发生的人道主义案件被这个法庭审理。对纽伦堡审判中的历史真相与衍生出的争论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持续成为世界争论的焦点。

“纽伦堡与海牙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历史上的联系。”格雷特里说，“南斯拉夫本身就是反纳粹的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产物，长期以来充当了美苏两大敌对阵营的缓冲地带，但这是以牺牲该地区人民的意愿与利益为代价的。统一后的德国也认为一个分裂独立的斯洛文尼亚有利于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虽然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等领导人的确犯下了一些具体罪行，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历史与世界政治背景，美国与其盟友匆忙地将他们定义为当代纳粹，不过是想抛出一些替罪羊。”无独有偶，当10月22日，以伦敦国际法研究协会委员菲利浦·桑德斯率领的国际法学代表团进入巴格达，即将对审讯前总统萨达姆的伊拉克特别法庭成员展开为期一月的培训时，曾担任联合国战争法庭前总检察长，主持过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争罪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学家理查德·金斯顿就向英美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审判体现真正公正的纽伦堡精神，“法庭不应以战胜国的利益好恶来操纵，更不应把这些非人道的罪行完全归咎于这些战犯的个人意志，而是要追查那个永远缺席的被告-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体制”。罗伯特·格雷特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最近编纂出版了尘封近半个世纪，长达数千页的1946年美国陆军心理医生列昂·古德森在纽伦堡9个月与国际法庭受审的21名纳粹顶级战犯及家属、证人接触的原始记录，书名为《纽伦堡见闻录》。

前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  

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  

已经被迫中断了两年9个月的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将从11月9日开始继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审判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儿童。据统计，在“最后解决”中被屠杀的近600万犹太人中近1/5是15岁以下的儿童  

关于《纽伦堡见闻录》

“古德森冷静、不动声色的笔法来自于他的职业素养，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现实而生动的角度近距离观察这一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裁决。有时过于宏大的叙事反而会使历史面目模糊。”格雷特里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格雷特里教授说，古德森194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监狱见到这些“纳粹的病灶切片”时，他觉得自己完全是进了疯人院，除了第三帝国的战争物资与工业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看起来像个缺乏感情的工程师外，“前帝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看起来像个自大狂，坚持认为如果被处死，他将成为德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两位德国武装部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凯特尔元帅与约德尔将军是有沟通障碍的退休办公室职员，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拥有3/4美国血统的席腊赫是一名因忧郁症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至于为纳粹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罗森堡和施莱彻尔，一个头脑混乱，另一个却是色情加偏执狂。”

古德森与他的助手吉尔伯特上尉于10月15日对犯人们进行智力测验，以证明这些即将出席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被告们是能承担指控的正常人。结果显示他们的分数都高于100分，即正常入水平。纳粹政权驻荷兰的最高长官阿图尔·塞斯·英夸特拿到了最高分141分，“如果脱离这间窄小阴暗的牢房与那身囚服，塞斯·英夸特无疑是一位风度沉稳的学者。”古德森博士在每日谈话记录后写道，“他可以跟你细声细气地研究伦勃朗与布鲁克纳，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的统治下，1942年荷兰还有180万犹太居民，而到了1945年2月盟军解放低地国家时只剩下不到8000人。”

“如何解释这些心智正常而具备相当品位的罪犯心甘情愿地参与并策划了如此之多骇人听闻的罪行？”格雷特里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作为单体个人的同情心。”在询问检方证人戈林的弟弟阿尔伯特时，他坚决不相信这位处于权力顶端的兄弟直接策划指挥了“水晶之夜”，并与希姆莱合作将570万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因为在1923年那次失败了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一名警察射出的子弹飞掠过奥登广场，击中赫尔曼的腹股沟，冲锋队员将他抬到附近的一位犹太家具商人的妻子伊尔塞·巴尔林的家中。巴尔林太太和姐姐悉心地照料过这位年轻的纳粹分子。15年后，当冲锋队员横冲直撞地打碎这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橱窗后，赫尔曼派遣一名德国空军的副官找到这姐妹俩。阿尔伯特解释说，由于赫尔曼设法为她们搞到出境证件，她们才携带家属和全部现金逃出德国。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的真相，古德森与吉尔伯特试图从分析那些处于“死亡流水线”下端的病例开始研究，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在内的20名曾在集中营或死亡营任职，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的前党卫军成员在1945年圣诞期间于达豪集中营接受了询问。“让古德森与吉尔伯特惊诧的不仅是他们对罪行每个毛骨悚然的细节所表现出的冷静，还有一种潜意识上的自哀自怜。”格雷特里说，“所有罪犯都在抱怨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接受胜利者的审判。”同样，在纽伦堡司法大厦长达10个月的审讯中，21名被告也反复地使用“服从元首命令”作为对自身罪行的开脱。1946年2月17日，当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出示一份约德尔签署于1944年10月的文件，证明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了授权部队任意处决一切被捕的飞行员与盟军突击队员的《突击队命令》时，他不禁询问约德尔，一个具备高尚普鲁士军官团传统的职业军人怎么会签署那些残酷的命令？约德尔回答说，所有那些有他和凯特尔签名的文件证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一份发到武装部队的指示以“元首命令……”开头时，他和凯特尔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显然，纳粹制度化的屠杀需要一种将服从置于思考之上的文化，不仅如此，如果你被说服，要你杀的不是人而是低于人的有害动物，那你会遵命行事的。”古德森在当日的日记中忧郁地写道。

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确认“纽伦堡法庭宪章认可的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法庭作出的宣判”将适用于日后类似的国际刑事裁判与调查。“然而它本身在道德上并不是无可争议。”格雷特里表示，“虽然它开创的起诉国家犯罪组织及其首要负责人等原则无疑是成功的创举。但为这次审判定下基调的伦敦宪章并没有完美地体现它所宣传的人道与公正精神。法庭禁止辩方援引盟军的相似行为以证明被告无罪，并将法律追究罪行的时效性无限上溯。”奥托·克兰霍比勒，这位担任纳粹海军元帅邓尼兹辩护律师，曾为刺杀希特勒的“7·20”案件被告在纳粹法庭上仗义执言的海军法律专家曾不止一次地向古德森抱怨审判已经变成了胜利者强权的展示，“如果我的当事人因为担心空袭与深水炸弹而不得不禁止潜艇援救每艘被击沉敌舰上的落水者，那么尼米兹上将和他的整个太平洋舰队难道不该站在这个法庭上吗？”CBS的欧洲特派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在宣判日当天也发表社论，责难复仇成功的兴高采烈已经在法庭上压倒了对这一世界性灾难的共同反思：“在地面上用毒气毒死人或从空中炸死他们，这在道义上有何区别？抬头看看汉堡和德累斯顿的熊熊烈火吧，大约有60万德国人在空袭中丧生，是英国空袭死亡人数的20倍。英国夷平城市战略的创始人阿瑟·特拉弗斯·哈里斯手上沾的鲜血跟鲁道夫·霍斯手上沾的鲜血一样多。还有法庭周围那些岗哨里被呵斥的黑人士兵，他们不能与长官进入同一间军官俱乐部，种族隔离与灭绝营毒气室——难道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