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流动”的儿童

2月中旬，立春过后的北京仍然阴寒未尽。同心未来学习中心的老师们在这开学前的最后一周忙碌着，准备迎接新学期。提前返回北京的孩子有的已经回到了学校玩耍，尽管为了在开学前节约经费，暖气还未打开。同心未来学习中心是一所面向北京务工人群子女的活动空间，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这是北京市最知名的城中村，容纳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也出过育儿嫂范雨素这样的素人作家。

按照正常的节奏，春节过后，孩子们会陆续返回学校。这些儿童多是在北京工作的家政工、清洁工、保安、建筑工和个体商贩的孩子。近一两年来，受到疫情和教育政策变动的双重影响，北京市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受到波及，开开停停。

“读到一半，学校不让开了。”在2021年秋季学期，任文欣记得一些家长已经交完学费，完成报名。但突然学校收到通知，告诉他们不能开了。“我们又赶紧协助他们去对接其他学校。对接完了以后，学校又有风波，原来的学校表示还能正常开，所以有的学生又回去了。”任文欣是协作者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项目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为打工子弟提供阅读服务的公益项目。

劳动力转移，或许是过去40年间中国内地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来自乡村和城镇的劳动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庞大的迁移背景之下，流动人口的暗面是形态各异的家庭和尚且年幼的孩子。流动人口，又称“外来打工人口”“进城务工人员”，是还没有获得完全城市公民身份，徘徊在边缘的“异乡人”。他们被留在老家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而被带在身边的孩子被称为“流动儿童”。

2017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计划公益组织联合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这是国内首部流动儿童蓝皮书。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10月，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7亿。而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总量约为1亿人。用更直观一点的数据来讲，每10名儿童中就有4名受到人口流动影响—他们就“流动”在我们的周围。

长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扮演着控制人口流动、协调社会资源分配的角色。由于没有居住地户籍，流动人口的子女往往无法享有户籍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选择回老家“留守”，意味着与父母分离；而选择留在城市，意味着要面对城市里艰难的升学路。

因为无法参加居住地的中考和高考，他们需要在初二或者初三时作出选择，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返乡、读职业学校或是进入社会。对许多流动儿童来说，辍学以及早早务工是他们可预见的命运路径。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同时严控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人口疏解的背景下，许多流动人口被迫离 开。

北京市就在当时提高了非京籍学生义务教育的门槛，并大规模拆除打工子弟学校。与珠三角地区更多源自工业化的劳动力流动需求不同，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多集聚于第三产业，比如，餐饮、零售、建筑等领域。

在北京，以家庭为单位的外来人口一般都居住在城乡结合处，或者城中村这样的小角落。朝阳区洼里、太阳宫、海淀区八家都是典型，招收流动儿童的学校也多分布于此。

从2022年9月起，杂志在北京市不间断地访问流动儿童学校、家庭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写下了这篇报道，试图展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北京市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流动困境”。

漂浮感

一项针对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调研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达到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长住10年并不意味着“稳定”，其心态和生计都处于动荡之中。对流动儿童来说，动荡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频繁转学”。

小姚是任文欣在工作中救助的一名流动儿童。因为爸爸要在外面跑外卖，她和姐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于贫困，很多时候，小姚的晚餐都以“喝水”解决。

“我们经常自嘲，我们服务的群体是‘灯下黑’，你难以想象，在北京会有孩子连吃饭的营养都成问题。代际贫困一直在发生，尽管现在也有好的新动向。”任文欣说。

小姚之前就读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了，几经协调，她中途去了一个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那是一所混合公立学校，部分承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但这些孩子往往会被分配到一个班里，与城市里的孩子隔绝开。“老师会觉得你们的基础怎么这么差。”此前，小姚在打工子弟学校成绩可以排到中上等，但在公立学校，她成了“差生”。

“很多孩子会因此很受挫。我们就会帮他们制定学习计划，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班里的事情。差不多要大半年，他们的学习成绩才开始一点点往上追赶。”任文欣说。

在2018年，何冉所在的新公民计划公益组织开启了一项流动儿童返乡追踪计划，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北京一所九年制民办打工子女学校新希望学校43位六年级毕业生在未来几年里发生的故事，了解他们在毕业后的去向和变化。何冉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从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何冉和同事每周都去给学生上课，从辩论赛，到性教育课、电影课，何冉希望这些轻松有趣的内容能让孩子们有所收获，同时也能拉近他们彼此的关系。2018年暑假过完，这个43人的小学毕业班里有25人返乡了。而据2022年9月的统计，这群孩子中入读职校的有15人，继续升学的有23人，辍学的有4人，另外一名学生情况待定。

曹玉是何冉跟踪的学生之一。2022年4月从中职学校辍学后，他在饺子店、火锅店、烤鸭店都做过服务员，但没有一份工作干满半个月。6月的一个晚上，何冉收到曹玉发来的一张长椅夜宿照—鞋脱了，双脚翘在长椅背上，夜色朦胧。因为没地方落脚，曹玉只好睡在长椅上，他告诉何冉，自己又辞职了，这是他半年来辞掉的第五份工作。

曹玉是安徽人，在北京出生、长大，他的妈妈是天生的失语者。在何冉调查的43名学生中，选择继续升学的基本上都是成绩好的学生。但曹玉不属于其中，他本来计划在老家的职校攻读汽修，谋得一技之长。不过，读了没多久他就再次辍学了。

小升初开始，这些孩子就要面临分化的抉择，想升学的逐渐转回原籍，不想升学、计划打工或者读职校的学生就在学校里混日子。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申继亮主编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这种不稳定性往往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漂浮感。

何冉记得，在毕业时，她和同事设计了一个告别环节，鼓励孩子们用照片记录在学校里的瞬间，提交照片的孩子会收到机构送的相册，作为一份有独属记忆的毕业礼物。何冉原本以为孩子们会很踊跃，结果根本没有几个同学感兴趣，“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很难再见到的离别氛围”。

“当我和这群孩子关系熟了以后，回推这段经历的时候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分离是比较稀疏平常的事情。”何冉说，“有好多同学小学都换了好几所，也有一些是有留守经验，再从老家转学过来的。所以‘分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流动行为。”

入学的门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后称“协作者”）成立于2003年2月，是全国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2003年，机构刚成立不久就遇上了“非典”。在那期间，协作者就开始做一系列“非典”救援，当时的目标是找到在“非典”疫情下处于困境的农民工。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流动儿童。

在开展服务之初，创始人李涛跑遍了北京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如张万坟、黑桥村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区。“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往往都住在菜地里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他们上的学校都是打工子弟学校，但那时学校的状况比现在差很多，放学回到社区也基本没人管他们，问题非常多。”李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城市里，流动儿童入读的往往是两类学校：一类是以打工子弟学校为代表的私立学校，一类是与本地学生共读的混合公立学校。从资质和教育质量来说，一般后者更受到家长们的青睐。但即使政府和相关部门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入学矛盾仍然难以解决。一方面，公办学校学位有限；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往往处于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大多在城乡接合部，大城市里的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与流动儿童无缘。

目前各个地方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两大类。积分入学制即按照流动人口累积的分值，依据区域内的积分由高到低安排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入读。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材料准入制则是家长们在准备好符合政策规定的材料资质后，子女可获得本地入学资格。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采用的都是材料准入制的方式。

2014年起，北京市对于随迁子女的入学证明材料要求“五证齐全”，这五证包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簿、居住证、无人监护证明等等。根据各区不同要求，有时家长需要准备三十多份证明材料。其中，无人监护证明在2019年被取消，政策要求变成了“四证齐全”。对于务工人员来讲，其中相对难获取的是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居住证明。

“房东不给你（房产证）照片，最后托关系，又私下里多给了2000块钱，才愿意配合我们交这些材料。”白冰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每学期都有很多家庭因为各种原因孩子没有上到公立，都还在准备一些材料，所以会把私立学校当作过渡。”

两年多里，白冰已经为女儿换了3所学校，入学手续的办理总是因各种原因受到阻力。每当自己感到疲惫时，白冰都会想起参加活动认识的一位家长所述的情况—孩子留守在老家读书，经常旷课，到后期演化到上学就“自杀”的地步。白冰担心女儿也变成留守儿童，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在北京读完初中，留在自己身边。2022年9月，白冰终于在办齐手续后将女儿转入一所公立学校，可以稳定地读到小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