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中国足球
作者：李菁（文 / 李菁）
2004年的第一场雪还没有下，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2004年的冬天已经来了。
暂停了漫长的两个半月之后，中超联赛选择了“9·11”这个特殊的日子重新开打。然而，从早先的中远俱乐部扬言退出到多个俱乐部爆发财政危机，早已有人闻到中超江湖里弥漫的那股令人窒息的崩溃气息。
终于，在辽宁队肇俊哲怒摔队长袖标这样的“微震”之后，中超联赛最强烈的一震在10月2日发生了：因对裁判判罚不满，国安罢赛，并声称“拒绝再玩”。许多足球圈里人说，“出事”是意料之中，有悬念的不过主角“人选”和“方式”而已。
10月10日，电话打到国安俱乐部的办公室，居然就是杨祖武接的电话。已经连续数天处于媒体“狂轰滥炸”下的杨祖武，语气平静得有些让人意外。杨祖武说，昨天(10月9日)上午，足协来电“通知我们开会，内容是从技术层面来评论这场比赛的裁判问题”。
从10月2日发生罢赛事件至今，北京国安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关系演变颇为微妙。国安以攻为守，动作连连，甚至向中国足协下达了最后通牒；而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者，却给外界留下色厉内荏、软硬难施的尴尬形象。
“这不是强硬不强硬的问题。”杨祖武避开了外界的评论，与几天前在记者发布会上，将罢赛问题与中国足球大局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相反，杨祖武现在宁愿把问题拉回到裁判是否误判的具体层面上：“他(周伟新)必须承认他是误判。”
“罢赛不是一时的冲动，就像足球环境不是一天就演变成今天这样。”杨祖武不愿多谈俱乐部后面的心理过程。“不管裁判是不是导火索，我们要谈的问题都是中国足球急于解决的问题，不但是裁判问题，是为了足球环境的改变和清洁。足协应解决什么问题，俱乐部应解决什么问题，都应该好好想想。”
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老总王珀在接受采访时，连称杨祖武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一炮轰得很好，我们都是憋得太久了！”王珀快人快语，虽然他一再表示，从尊重球迷的角度而言，罢赛总是不对的。“我们也在盯着这个事情的走向，估计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们国力也老受欺负，但从来没处理过裁判。”
著名记者毕熙东将足协召集各方开“评议会”的举动视为“妥协”：“中国足协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妥协。从抗争不合理的权威的意义上，我认为是一种进步。”毕熙东形容国安“北京孩子”：“不太遵守圈里的‘游戏规则’”，因此“老受挤兑”。在毕熙东看来，在现行职业足球快爆发危机的时候，国安的举动，“机会对，时候好”。
足球圈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相对于其他俱乐部球员赌球、假球的泛滥，“国安队相对较少，俱乐部也比较规矩”。也许在北京国安看来，他们自己一向是遵守规则和维护规则的好人，然而当好人的结果是，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不断遭受打压和侵害，他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改良的希望，于是“革命”成了惟一的选择。
搜狐体育记者方肇在接受采访时，刚刚在网站上主持了杨祖武与网友的交流。在网上交流时，杨祖武首次提及这个细节：在与沈阳队比赛当天，现代队突然被告知须换队服，理由对方的蓝色队服与现代的绿色“靠色”，杨祖武当时便有“不祥之感”。
这个细节也许并不说明什么，但“现在的裁判都是‘疑似黑哨’，不管他们真的误判还是其他，大家都十分敏感”。“过去说裁判的信用和银行的信用是一样的，他们的生存都是靠信用程度维系的。如果银行有一次不兑现，大家对其失去信任，可能马上发生挤兑现象；现在的中国俱乐部谁都不信，你让他换队服，他就觉得你要搞他。”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国安俱乐部被方肇形容为“惊弓之鸟”。
2003年7月，甲A 第9轮比赛在西安举行。大雨没有浇灭球迷的热情
也许不止是国安，每一支球队都像个惊弓之鸟，“近期多少场次，比赛结果跟澳门开盘的结果一模一样”，毕熙东说，9月25日，现代队对四川冠城队比赛之前，传说澳门那边开出的比分是2∶3，“北京刚开始2∶0领先，大家都松了口气，想这下可不是真的，但没几分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结果还真跟他们一样。你说能不让人怀疑吗？”
无论是裁判还是中国足协，都已成为失去公信力的一个群体。当杨祖武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出“崩盘”二字时，没有人感觉这是危言耸听。
“出这样的事情我毫不惊诧。现在是整个系统出现问题，是带着病毒在运行。”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张斌说。张斌并不认为“罢赛”事件最终会对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产生什么质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没有谁受委屈，都可能是某一时刻的受益者，也可能是某一时刻的受害者。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多大的丑闻，只要忍住一段时间，一切都会云开雾散的。”
“大家都呼吁司法介入，我呼吁行政介入。不可能有单独的司法介入，龚建平一案也是因为两会代表提出的，公安部介入的，我仍然视之为行政手段。足协没有能力解决，它也没有任何权力解决这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我更看好行政介入。”张斌说。
中超第一年，“救亡”却成了主题。足协面临的不仅是国安“拒绝再玩”的姿态，而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对足球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