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G7、G4中国进入“强国俱乐部”的路径

（文 / 周一凡）

10月第一天，中国迈入了世界顶级经济俱乐部的大门——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晚宴上与西方七国集团(G7)同行会晤，讨论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泰勒(John Taylor)称，这次两位中国财经高官到会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首创”。观察家们认为这一消息的标志性意义在于，这很可能是中国加入G7的第一步。中国将从G7的“稀客”，转变为这个“富国俱乐部”的正式会员。

实际上，早在10年前，1994年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召开，负责会议事务的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小和田横就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时的回应是“那是富国俱乐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去”。历史上曾经与此相类似的是，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关贸总协定对中国虚位以待，但中国也以类似理由拒绝了。

如今对外资和消费的依赖都使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更富裕的国家。与前几年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相比，中国政府这次表示了更加愿意合作的态度，也让人们开始猜测，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加入这个世界经济大国俱乐部了。俄罗斯经常参加扩大了的G8首脑会议，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对中国敞开大门，将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一个明显认可。

“G7现在的位置很尴尬，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奥内尔(Jim O'Neill)说，“G7的会员们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是多么的有限。”

“中国经济重要性的凸现，令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地位。特别是在产业调整和讨论贸易摩擦问题时，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许多重大的国际经济事务根本无法决定。即使决定了，没有中国的合作也实施不了。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七国集团以各种形式加大了与中国沟通与协调的力度。”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志雄说。

自7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就一直主导着世界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走向。经贸关系专家、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是政治安理会，西方七国集团则有点像“经济安理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该参加。但是，俱乐部越“豪华”，其“会费”也就愈高昂。七大工业国的出发点绝非要做某种毫无实质意义的政治秀，而是希望寻求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的经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机制纳入到全球协调范围内。

“美国十分希望能在这个多边体制内解决一些诸如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之类与中国的双边问题。”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杰弗里·谢弗(Jeffrey Shafer)说，“加入G7可能会在债务等问题上承担一些新的责任，但也能给中国提供更多机会。对中国而言，在G7内可享有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更多发言权，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打下长期稳定的基础。”谢弗认为，中国加入后的G7不应再被看作是“富国俱乐部”，而是一个“强国俱乐部”，也就是对世界经济和金融能够产生足够影响的国家的多边协商新机制。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愿意正式加入G7的意向。

“我想澄清一个概念，中国与西方七国财长央行行长对话，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加入七国集团，而是中国和七国加强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沟通和合作。虽然去年中国的GDP在全球排第七位，但人均GDP却排在第111位，仅相当于美国的1/35。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繁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金人庆指出这次中国接受G7邀请，是希望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促进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中国希望通过7+1非正式对话向西方七国介绍中国的发展政策，阐述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的主张，增进相互了解和沟通，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帆认为，在目前情况下，G20仍然是中国和G7之间交往的一个缓冲地带，应该充分利用G20，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加强和发达国家的沟通。尤其是应该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合作。

有观察家认为，G7影响力的减弱正好提升了G20的位置，除了发达国家外，G20代表了更多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G20代表了全世界2/3的人口、全球生产总值的90%，以及80%的国际贸易额。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也认识到，为了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不顾及新兴市场国家。在这种考虑下，G7才成立了一个G20，里面既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发达国家，作为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一个辅助机构。

“明年G20会议将在中国召开，这就显示一个信号，随着形势发展，G7已经有点落后于现在的形势。”何帆说，“是否可以考虑倡议建立G7+3财政部长会议，即G7加上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可以弥补G20中成员过多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也有助于弥补G7+1机制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少数派的缺陷。”

这时候，外设一个“G4”的概念又被专家学者们提出，这个G4将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一个欧元区代表，理想中这将是一个更核心、更具可操作性的磋商机制，讨论内容将远远超出G7的磋商范围。

2004年9月30日，格林斯潘，约翰·斯诺、金人庆和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上合影  

一切都不在G7的掌握之中

无论是相对贬值的人民币，还是不断暴涨的原油价格

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7会议的消息，比那些“历史意义”、“象征性”更为实际的，是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操作层面的影响。

在G7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外汇市场投资者加大了对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采纳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猜测。香港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上扬，市场人士对此分析，投资者认为G7会议会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决议，就像20年前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一样。

自从美元不断贬值以来，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就成为人们对中国经济讨论得最多，却可能是理解得最少的问题。那些预期人民币将因为中国财经高官参加G7会议而升值的人们，显然也不了解中国政府一贯的行事风格。

此前，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就判断，周小川和金人庆接受G7的邀请前往华盛顿，恰恰表明中国近期不会动汇率。在摩根大通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那些猜测中国会在此次G7会议上重估人民币汇率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在确信正确的汇率机制已经到位之前，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屈从于外国的威逼，而轻易调整汇率政策。在与G7的同行们会晤后，周小川就对外界表示，中国人向来不习惯做出某种时间表的承诺，但中国在改革中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胆略和勇气。美国财长斯诺当天在G7与中国部长对话会后也确认，此次没有就中国汇率改革提出时间表，美国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最终，G7只不过重申了去年首次在迪拜会议上发表、后来在今年2月份博卡拉顿会议上再度完善的有关汇率的看法。G7在声明中说，汇率过度动荡及无序波动对经济成长不利，但重申，相对于固定汇率机制而言，希望各国推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七大工业国同时呼吁各国继续紧密关注汇市动向并进行适当合作。

不过，市场仍然预计中国在未来12个月内会调整汇率政策。在香港外汇市场，市场人士预计一年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将是在1∶8.11的水平。

实际上，此次G7会议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外界预期的那样大，不断攀升的油价，显然是比人民币贬值更让G7成员们头疼的问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前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石油问题。就在各国金融首脑聚集华盛顿参加世行和基金组织年会之际，纽约市场的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50美元心理大关，创下历史新纪录，油价近期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世界石油市场的情况和价格前景是今年年会期间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基金组织总裁拉托也再次强调了石油问题，要求各国货币，决策层对石油价格高升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近期影响进行密切监测，并做好准备应对这些不利影响。

G7金融首脑在声明中要求石油生产国确保足够的产量以保证油价处于适当水平，同时强调主要石油消费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重要性。声明认为，世界石油市场的有效运作对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均十分重要，国际能源机构应努力加强石油信息的透明度。

但G7的声明并没有对不断上涨的油价起任何稳定作用，主要为石油消费国的G7成员们，在平抑油价方面所能利用的工具显然也十分有限。

在G7会议结束后，纽约商交所原油期货价格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历史最高收盘价。截止记者发稿时，基准11月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53.31美元，上涨0.64美元。短短一个月中，原油期货价格已上涨了每桶10美元以上，较上年同期反弹79%。

Man Financial分析师雷博(Andrew Lebow)说，原油价格一点都没有下跌的意思，再度收于历史高点。投资者惶惶不安，对诸多可能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的消息做出反应。

伦敦石油期货市场  

除了伊拉克地区时常出现的暴力和破坏活动外，现在又加上了沙特的恐怖活动风险以及尼日利亚(世界第六大石油出口国、非洲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的新危机。因尼日利亚政府和工会未能就双方关于燃料油价格的分歧达成和解，这预示着这个美国重要的原油供给国可能爆发全国大罢工。

自从“伊万”飓风经过之后，墨西哥湾的石油生产有不小一部分难以恢复。正常情况下，墨西哥湾石油产量是每天170万桶左右，但现在其产量减少了约30%。同时，“伊万”飓风与其他飓风、暴风雨等一起，使美国石油冶炼业的结构性不足恶化了，而此时美国却应该准备更多的重油以应付冬天的需求。取暖产品的缺乏会给未来几个月的原油价格施加很大的压力，就像以前汽油缺乏时一样。

而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使近几个月来石油需求出现净增长。面对需求不断增长的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基本上已经没有额外可供使用的产能：在每天2920万桶的实际产量上，它最多也只能额外增加150万桶。至于以俄罗斯、挪威为首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石油生产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

同时市场没有忘记，有可能破产的俄第一大石油生产集团尤科斯公司，也许会取消石油出口。该集团石油生产的75%用于出口，每天接近170万桶。

“以50美元的价格买入石油，这也许是笔好买卖，”一位原油期货交易员说。事实上，石油价格再次跨过50美元这一门槛时，许多自动买入的指令就已经发出了，然后就又引来了大量的买单。

除了与石油密切相关的因素影响市场走势之外，交易员们还指出了另一条理由：美元大幅下挫也为能源市场价格走强提供了支撑。在弱于预期的美国9月份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发布之后，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应声跌至数周以来的低点。美元疲软常常伴随着油价上涨。

对于所有这一切，G7几乎无能为力。

七国集团会议

西方七国集团(G7)

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先后发生了“美元冲击”、“石油冲击”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了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

1976年6月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七国集团，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从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1994年后为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会议。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宗旨，故也称“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从1975年至1979年的前5次会议都是以经济问题为主要议题，讨论了诸如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和贸易等问题，协调了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从80年代初开始，各国间经济矛盾加剧，经济方面的协议常常难以取得有效的结果，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政治问题也逐渐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1994年第20次会议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参加政治问题讨论，形成了“7+1”机制。1997年在美国丹佛举行七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延续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首脑会议”(也被称为“八国集团”)，“7+1”的模式结束，八国首脑会议体制形成。不过，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七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