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的旗号

（文 / 李意）

8月10日，鲁尼在埃弗顿训练场为英超新赛季专用的新款耐克足球作宣传

维杰·辛格获得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头衔 

在奥运会开战之时，第86届PGA锦标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呼啸峡球场激战正酣。8月16日，维杰·辛格在三洞延长赛上击败对手，获得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头衔。这次胜利使他今年的总奖金达到690万美元，是老虎伍兹的两倍。

德甲、英超，这两项足球联赛也在奥运会期间开战。耐克欧洲地区的业务主管尤南·麦克劳林有理由把注意力放在英超那里，他们与英格兰球星鲁尼签订了赞助合同。而最新的调查数字显示，耐克首次超过阿迪达斯，成为欧洲领先的足球品牌，他们在足球鞋类市场的份额已占到34%，阿迪达斯则为30.2%。

耐克去年与勒布朗·詹姆斯签下7年合约，价值高达9000万美元。詹姆斯也入选了“梦六队”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但舆论批评这支球队更像是广告明星队，美国篮协和NBA并没有从篮球技战术角度出发去构建一支队伍，詹姆斯和另一位球星安东尼都是耐克的“红人”，他们需要国际赛场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德国足球在前不久的欧洲杯上失利，足协匆忙将克林斯曼推上帅位，并向他许诺，如果能在2006年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上拿到冠军，他将获得500万到600万欧元的奖励。而本次雅典奥运会，德国奥委会花费的备战资金总数为900万欧元，不及一个超级足球明星的身价高。在德国的金牌数迟迟不见增长之时，德国《科隆快报》说，既然赛艇、自行车都有新技术新材料，F-1赛车也有理由加入北京奥运会，如果西门子赢得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工程，上海的F-1赛道就是奥运分赛场了。

这种说法自然是玩笑，悉尼奥运会之前，澳大利亚高尔夫球选手“大白鲨”诺曼就曾说过，应该把高尔夫球列为奥运会项目。但职业高尔夫的历史比现代奥运会还要长，职业体育与奥运会本来就是对体育的两种不同的诉求。职业网球选手、篮球选手和足球选手参加奥运会只是一种调剂，美国棒球大联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如同NBA在篮球中的地位一样，但美国棒球队并没有出现在雅典，他们在美洲预选赛上就被淘汰了。

中国的职业体育起步于1994年的足球改革，公众对于足球的批评是：运动员有钱了，可成绩还是上不去。这种批评显然忽视了职业体育的规律：足球俱乐部以赢利为目的，联赛经营也以赢利为目的，水平越高，赢利的可能性越大，但联赛赢利与国家队的成绩并没有任何关系。

在足球之后，中国篮球也进行了职业化改革，CBA的运营虽然还未给人带来足够的惊喜，但篮球的市场却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相对于足球来说)。其中最亮点应该是CUBA的完善，以往中国男子篮球的设置为倒金字塔，成年队有40多个，青年队有30多个，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是，体育官员只能把有限的经费放到成人队，养不起多余的青年队。但CUBA目前拥有了700多支队伍，联赛受关注程度增高，高中生愿意在大学里打球，而不是进入专业的青年队，专业运动员也希望去高校，以大学生球员的身份参加比赛，退役之后担任教练，带大学生打球，进入大学系统评讲师、副教授，这样他们获得的社会认同感更强。篮球市场化带动的CUBA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的篮球水平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但学校赛制的完善无疑会促进人才机制的完善。

但是，即便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足球与篮球，依旧是国家体育体制之下的资源再分配。足协与篮球管理中心掌握着联赛的经营权，他们借助企业的力量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我们借助“职业体育”的某些方式——联赛与赞助——来强化我们的优势项目，比如排球的职业联赛、乒乓球的联赛与大奖赛，另一方面，我们也以国家体制的优势来进军纯粹的职业体育领域，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奥运女子网球第一轮比赛中就淘汰了大威和鲁宾，她们的成绩来自于中国网球确定以女子双打为突破口的决策。

中国体育依赖政府拨款的比例在减少，但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对体育资源的控制是众多体育官僚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