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另一种方式走出去

（文 / 王小峰）

维吾尔族歌手克里木

大概是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的原因，新疆文化长期以来被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忽略了。很多人对新疆文化的了解不过是停留在羊肉串的层面上。如果说新疆音乐，从早期的歌手克里木到后来的王洛宾，再到以摇滚方式出现的艾斯卡尔，也仅此而已。即便刀郎在今天如此走红，人们也不太会去关注新疆的音乐，他们只希望在新疆挖掘出第二个刀郎而已。

于是，就有了西域刀郎，走出沙漠的刀郎，现在的歌坛成了“拼命三郎”。商人们喜欢干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但这对新疆音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看未必。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美国的国土面积和所处的纬度和中国差不多，甚至形状上也有些相似之处。从地理位置上看，新疆相当于华盛顿、俄勒冈、蒙大拿、爱达荷和怀俄明5个州所处的位置，我们都知道，西雅图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了美国音乐的重地，我们不妨把西雅图比做乌鲁木齐，好像很多事情都能看明白一些。

从整个音乐现状看，90年代的美国，流行音乐进入到一个瓶颈期，需要一种新鲜的音乐来刺激，恰巧这时候从西雅图出来了一个“涅槃”，他们风靡了美国和全世界。中国流行音乐好像从一诞生就进入了瓶颈期，但是在商业化的今天，流行音乐已经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它所依赖的港台音乐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此时的歌坛需要一种新的声音来刺激一下，于是就出来了一个刀郎。

“涅槃”的走红，让美国唱片公司蜂拥至美国的西域，希望在那里找到第二个、第三个“涅槃”，同样，刀郎的走红，让国内的唱片公司兴奋不已，如果你查查近期北京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都有哪些人，会发现北京唱片界人士的比例增加了不少，这也算是西部大开发吧，不过更多人都是带着一种美国人当年到西部淘金的心态，希望拎回来的不仅仅是葡萄干，还有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合同。

商人看到的只是商机，他只希望最快见到效益而已，而忽视了新疆音乐在这几年的变化。最近，我去乌鲁木齐，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作为一个西北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自己唱片产业的条件。首先，这里不缺少音乐，这里有13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能歌善舞，都有自己的悠久音乐传统；其次，乌鲁木齐是连接欧亚的一个交通枢纽，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在乌鲁木齐，你可以买到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以及阿拉伯地区的音乐。再次，这里有一批出色的音乐人和具有天赋的歌手，一批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公司已出现雏形。

拿刀郎来说，他的唱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新疆发行公司的版本，一个是广州发行公司的版本，仅新疆发行公司的版本就在当地销售到21万张。再看看北京的发行公司，给一些歌手发行唱片，在全国发行，销售到10万张就要开庆功宴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新疆在音像消费市场上的潜力，换句话说，如果新疆忽略内地市场，它完全可以运作自如。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唱片产业，二十多年来，因为经济、文化的优势，导致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为中国音乐的中心，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音像发行公司、制作公司都聚集在这三个城市，不管你在中国任何地方，想在音乐上求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到这三座城市闯一闯，这似乎成了走向成功之路的不二法则。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地方特色显示不出来，不管你从哪里来，走向成功之后，基本上都失去了个性。

拿艾斯卡尔来说，他是很早就到北京发展的新疆歌手，他的歌曲中有新疆音乐的特色，同时也为了适应今天听众的口味，加入了很多流行元素，他起到了音乐融合的作用，但是自身的音乐特色也失去了不少。可是今天是一个需要音乐个性的年代，这种音乐个性已不是什么摇滚、另类、地下的概念了，因为这些概念说到根本上还是一种商业包装下的概念，与音乐本身的特点无关，试想，如果人们都去标榜另类，那还有什么另类可言。

这是一个需要从根源上表现音乐个性的年代，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只有通过发展地方音乐产业，才能实现。乌鲁木齐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样板。我这次在乌鲁木齐遇到了曾经来北京发展过但又回到新疆的两位音乐人，一个是民歌手何力，他正在录制专辑，如果他在北京录音，那么他会录出一张很普通的民谣唱片，但是他在新疆录音，音乐完全是新疆化的，这就是差别。另一个音乐人洪启，他回新疆发起了新民歌运动。正是当地的音乐氛围才会让他们有一种新的选择方向。

过去，由于人们只把京沪粤当成未来的发展方向，导致很多地区音乐人才流失，而京沪粤这三地由于人才“拥挤”，导致很多人无所事事，造成极大的浪费，尤其是云南、贵州、广西这些音乐比较丰富的地区，如果当地的音乐人都能看得远一点，肯定能把当地的音乐产业发展起来。如果发展起来，用另一种方式走出去，那会更有意义。 刀郎歌手音乐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