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人牛群

（文 / 李鸿谷 吴琪 于林才）

2003年11月18日，2003年第二届商用房产及商铺展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牛群为标称皖北商贸第一城的“牛群中国商贸城”二期商铺首站上海正式发售鸣锣  

牛群一直很努力，这基本是没有异议的事实。有意思的是，有众多头衔、在安徽蒙城任副县长的牛群，现在不得不加上一个：债务人。这是他重新引发媒体关注的重要事实。解释牛群，很多人要求记者回到“动机”。

牛群的动机是什么？不同观察者的结论甚至尖锐对立。

蒙城县地处皖西北，即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安徽省，仍属中下水平。县宣传部的干部介绍说，蒙城大约有20万人在外务工，一年寄回来的存款为11亿元。“这已经是县里经济来源很重要的一块”。2000年底，牛群开始在这里挂职任副县长。当年送他到蒙城的现代出版社某负责人，仅在蒙城住了一宿，“那真叫冻啊”。“这么穷的地方，你能说牛群到那里是为名为利？”动机由此成为“正面”牛群最重要的依据。当然，除此还有一般接触时他留下的“诚恳”形象。

做副县长，牛群的人生境况为之一变。一位他的曲艺界同行的评价是“巨变”——相声演员的底色，现在差不多无人提及。赴蒙城上任之际，离他做《名人》杂志的主编与现代出版社副社长，也仅半年时间。

真正让曲艺界注意牛群，始于8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曲艺调演。那次调演上，许多同行注意到这位跟姜昆接近的新演员。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个性，“姜昆是姜昆，我是我”。几位他的同行，都与记者回忆起他当年的豪气。后来果然他出息了。“他在艺术上确有天分。”同行客观地描述，“这种天分特别集中表现在‘说’上面”。说这一能力几乎贯穿了牛群的多数职业变换。遗憾的是，至少开始，这一能力并不让他觉得顺利。“《那五》是他跟冯巩共同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同行说，“其实他俩的压力都一样，都没有演戏经验。不过，仅此一剧，冯巩出来了，后来不断接拍电视剧。”没有出来的是牛群。对相声演员来说，“出不出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

几位去过他北京家的人士介绍说，“一间房贴满了‘文革’时期的报纸，一间房弄得跟战壕似的，客厅当然就是他的那些名人照片”。非常有特色是一致的评价，“整个装饰使人感觉个性与文化，至少从这里看不到特别富裕的气象”。

弄摄影、拍摄名人是牛群转换职业身份广受关注的开始。牛群在摄影上使用的胶卷与相纸量之巨无法与所有专业摄影工作者相比，其中到底多少来自专业公司的资助，也无人能说清楚。摄影专业人士对他的作品，面对记者采访，都不太乐意给出较高的评价，较普遍反映是“钱堆出来的”。但从市场效应来看，“他的势头又确实远远超过一般摄影家”。为牛群承办过他的海口摄影展的王亦平回忆说，“大约有十几个城市都展出了他的作品”。这些展出一般使用的商业运作模式，王亦平介绍说，“我们承展人承担运费与场租费，门票归我们。同时，我们需要购买这些作品的书籍与邮票小型张”。结果，王亦平当然是亏的。他是牛群摄影影响经济链中实际承担支持的一链。当然，即使现在，虽然家里还剩有摄影书与小型张，王也没有抱怨，“我们大约给牛群五六万元(买书与小型张)，反正没有超过10万元。”对于牛群，王的印象是“敬业”，而且，“很有经济头脑”。所以，王亦平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在蒙城亏了那些钱。

在牛群摄影的商业运作里，除办展卖书与卖邮票小型张，还有杂志求稿的那部分收入。《名人》杂志因此找到牛群，在双方接洽中，现代出版社某负责人说，“牛群提出来他希望来做这份杂志”，结果他成了《名人》杂志的主编兼现代出版社的副社长，“这是走很正规的调动程序完成的”。这一次职业身份变换，同样广泛成为全国娱乐版报道的热点。这本《名人》杂志曾高密度地聚集了几乎所有演艺界名人，所用图片几乎全是牛群自己的摄影。但办了几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收，名人们好像只是友情出演。最后牛群是否挣着了钱也不清楚，不了了之。

即使是同行，相声演员说起自己的角色定位是：“自由职业者。”比较之下，从广播说唱艺术团进出版社后，表面看，出版社的同事认为牛群仍为“自由职业”状态，“他并不像我们一样按时上下班。可能更主要的功能是做单位的形象与公关工作，甚至有时来上班，也有一个扛摄像机的跟着”。而从相声同行角度观察，“自由状态只是外观，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近权力了”。大约半年时间，牛群选择了去落后贫穷的蒙城县——“走很正规的手续”，做挂职副县长。据知情者说，他的选择目的是做实业。牛群对自己的经营，自此提升到新层面。后来牛群向媒体自曝的新闻是他将自己的户口迁至蒙城。走到蒙城的街头，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几乎可以被称为“牛群的城市”，普通人说话交流的口水，还有那些最显赫的广告牌，主角只有一个：牛群。

蒙城县宣传部人士说，牛群为我们带来的效应，“无形资产也有十几个亿吧！”所以，回北京，与出版社旧同事相聚时候，牛群曾说：“我一进蒙城，钱，几亿、十几亿地追着我去那里。”

应该说，蒙城与牛群，当初是彼此选择。对牛群而言，蒙城是一个小空间，中国才是大舞台。在他两年副县长任期接近结束之际(后来又续任)，给媒体的又一个震撼是“裸捐”，牛群选择宣布将自己“全部”捐出来的地点是全国政协礼堂——“起初，我建议把蒙城的聋哑学校改制民办利于发展，谁知道县里红头文件定我为法人代表，学校几百万固定资产归了我个人所有。这可睡不着了，赶紧做了第一个公证，将学校资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接着又想，今后我拍广告、演出，似乎也涉嫌‘借慈善之名赚钱’，所以又做了两个公证，将今后一切广告费、演出费、劳务费，统统捐给慈善总会用于特教事业。末了一看，就剩身体没捐了，干脆再做个‘遗体属于最近医院所有’公证，到时让实习医生拿刀子放开胆儿练。”

接受牛群“裸捐”的中华慈善总会相关人士当时对他的说法，多少有基本的担心，“未来你拿什么生活呢？”但在戏剧高潮的当口，牛群演绎的是“境界”——“大公无私，以前只在小说、电影里看过，咱也想尝试尝试，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可不是开玩笑。‘裸捐’这件事，我真觉得捐出去的是包袱，无钱一身轻呐。人各有活法，53岁的我，其实一直生活在理想王国里，特想活潇洒。我也特想弄明白，人的思想境界到底有多大潜能。也许是经验，也许是教训，但必定会有用。”

“未来如何生活？”担心这个问题的还有现代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由此决定保留他在出版社的那份工资。

不过，慈善业内人士的解释(这同样也是牛群自己的解释)，多少让大家对牛群“未来生活”的担忧变得多余。“他所捐，是在他死后的。身前，一切仍在他运作与控制之中。而且他现在的收入到底多少在他自己名下，多少在他家人名下，谁也说不清楚。”

一边是在蒙城以办特殊教育的名义争取社会捐助，而这个由公办变成民办学校的法人代表就是牛群自己。另一边是对所有收入全部捐给这“特教事业”的表态。从逻辑分析，“裸捐”显然是为让更多人被“特教事业”所感动。没有人怀疑牛群品牌的影响力，他到蒙城后创造的第一个关于牛肉干的品牌就几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应该说，牛群在演艺圈明星中是比较早意识到自己的品牌要与社会结合成一种权力，或者说意识形态，由这种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再回馈给自己和社会。他无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知名品牌，这个品牌落户蒙城而做实业，带来投资、拉动了经济，但奇怪的是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就如《名人》的经营，当地方经济被撬动之后，给当地带来的项目利润与社会公益效果与他的盛名之下，简直完全无法平衡。之后纷纷浮出的倒是各种债务。比如最近被各媒体热衷的那位叫葛维杰的个体运输户，东挪西借的6万元运输“保证金”，两年多时间，没有得到运输任务，也没有得回保证金。工程款、材料款、装修款、押金……七七八八加起来，媒体报道说，牛群“总欠债近200万”。记者在这座县城采访，这些数据并不大的款项，在收入十分有限的当地人那里，远非那么容易凑齐。

一位著名演员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的表演，为什么连续几年的投入远远低于产出？是牛群完全没有相应的经营能力，还是在聚攒名声，将名声转换权力，将权力再度转换成利益，以此利益回报社会这一商业链的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