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申遗”的现实矛盾

（文 / 金焱）

6月28日，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举行  

绕不开的结

整理中国与世界遗产的渊源，文化型旅游吸引物是一个绕不开的结。1987年中国首批获得认定的6处世界遗产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北京、西安等成为国际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今年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专家推测说，吉林将会因此成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这是世界遗产的效应。

吕舟说，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发展和保护。回顾中国文物开放的历程，中国文物局一位官员说：建国后，故宫成立了博物院，宗教不再被提倡，大多数寺庙无人管，因此陆续成立了一些保护文物机构。这是一段相对混乱的时期，改革开放前，民政部门、宗教部门和文化部门在不同时期都曾做过有关文物的主管部门。

改变发生在国家提倡发展旅游业之后，这位官员说，80年代到90年代十年间有句顺口溜是“文物修、宗教占、旅游赚”——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开始纠缠的话题，而到了1998年，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

1998年成为标志性的一年，有专家分析说，中央实行新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扩大内需的声音很高。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找到一种出路，以文物为载体的旅游就成为一个选择。这位官员说，1998年前，文化部门承担着主要角色，“那时地方政府不积极，投入很少，都是我们到地方去求，希望他们能重视文物方面的保护。到1998年以后就反过来了，从县长到市长到省长都跑到我这里来，谈的主题都是：要发展旅游。”

世界遗产地的出现无疑又为升温的旅游找到一个新出口，吕舟说，世界遗产涵盖的范围很广，从纪念物到文化景观到建筑群等等，与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不是重叠的概念。实际上申请成为世界遗产也并不意味着有人因此而给钱，吕舟说：“没有人给钱是因为不必要给钱，变成世界遗产后，就等于拿到了金字招牌，就证明了稀缺，自然会有募集资金的渠道。”

吕舟举平遥古城为例说，“平遥古城原是个落后的小城，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不过正因为落后小城才得以保存。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平遥古城第二年的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增加到500多万元，每天小城居民坐在那儿就等着别人来送钱，这刺激了很多地方政府，文化遗产打上了世界遗产的标签。本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保护，但是联系到现在的物质发展环境，就实用化了，人们关心的是‘申遗’能不能‘变现’。”

魏小安说，在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原有资源为核心，但主题还是一个字：“拆”，他说，“承德避暑山庄原来有一个围墙，外面都是乱七八糟棚子，后来为了拆除这些私建滥建的棚子，整个花去了一个亿。都江堰为了能达到世界遗产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整个拆迁花去了8个亿。”衡量起来，魏小安说，成本是眼前成本，效益是长远效益，在客观上产生了文化效益。

魏小安谈到世界遗产与旅游的关系时说，在世界遗产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化和地方化两个走向，在中国不同的地区看待遗产的出发点也出现了分化。“对于少数发达地区来讲，有钱了，开始讲究了，他们更看重遗产的文化性效应；而对于不发达地区，他们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可能不是出于保护目的。”

实际上，如果细分一下类别，魏小安说目前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热情最高的地方在西部，“那里大多数是贫困地区，他们过去大多靠采伐经济为生，实行退耕还林后，他们需要从砍木头变成看木头，九寨沟给了他们一个成功的先例。这个例证说明，从砍木头到看木头的转化是有可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部地区自然有更迫切的愿望”。

丽江模式

“丽江模式”如今被称为是亚太地区遗产保护的参考模式。图为丽江古城 

平遥古城原是个落后的小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针对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前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吕舟说这里有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他说，“2001年我们曾在丽江开过一个很长的会，并制订出‘丽江模式’——就是一个关系图，摆明各部门占有怎样的位置”。

“丽江模式”如今被称为是亚太地区遗产保护的参考模式。从书面定义来看，所谓的“丽江模式”，实际运行方式是政府投入巨资实施，通过建章立制，使积极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其行动计划的实施包括建立机构、制定遗产保护资金管理机制和在核心区鼓励传统文化的开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杨德鸿专门研究过丽江模式，他说，丽江古城集结了生活、生产和生态于一身，而亚太地区国家的文化遗产维护工程与保护机制虽然不同于欧洲先进国家，但亚太地区所面临的保护课题与西方国家却是一样的。除经由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并修正他们的做法外，如何找出其中最适当的保护机制更加重要。

“我们希望透过共同参与规划及执行文化遗产保护方案以及文化旅游活动，强化在地利害关系人所掌控的权与能。所以寻找到了亚太地区中8个保护城市的开发案例，制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观光开发之间的平衡机制，化解观光旅游业者、房地产开发商、当地居民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等冲突的模式。”

实际上，在丽江模式的概念提出之后，杨德鸿调查发现，从丽江古城的保护现况中可见其保护方式仍是以政府决策为主体，并以此来结合资源的集中与调配。如丽江县城建局以负责编制古城保护规划，划定重点保护区的范围及保护地段，筹集古城保护资金，组织实施古城保护工程，制订古城保护的具体规定并负责实施，查处违法违章建筑，负责古城区的日常保护管理等。县文化局协助县城建局做好各项古城保护工作，主要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定、保护、修缮，负责古城中无形文化的保护继承。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委员会负责指导、决策和监督丽江古城的保护和建设；最后由丽江古城管理所负责监督古城之整体容貌协调。

“我察觉到生活在古城社区居民与商业经营者并不完全知道丽江模式的实际运作过程和理念，所以丽江模式在古城的运作是官方的单一组织政策，其保护模式的机制推动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古城保护管理模式。而丽江模式(合作机制)政策议题中提及合作机制乃建立在各基层单位互动对话与合作平台，在丽江古城的运作体系里，是以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委员会制定相关条例与相关细节法条，并由商业经营者与外来观光客等共同遵循。”杨德鸿说。

“遗产效应”的另一个端口

哈巴雪山拥有中国纬度最南的现代海洋性冰川，金沙江流域典型完整的高山垂直带自然景观，而成为三江并流八大片区之一  

遗产的效应究竟有多大？恐怕这不是靠简单计算可能算清楚的问题，魏小安说，这是一笔特殊的投入产出账，不过对于不同的利益人群来说，遗产效应的也并不永远为“正”

围绕世界遗产产生的纷争，在三江并流地区成为焦点，而各方利益的冲突也紧随着三江并流被27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列入人类自然遗产而变得尖锐，13级梯级水电开发规划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纷争在哈巴雪山。

哈巴雪山相对是自助旅游的“背包族”的目的地，改变发生在2003年2月7日，云南探险娱乐旅行社总经理金飞豹说：“那天我和王石一起登上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顶峰，登顶后王石说，这是他登过的景色最美的雪山。”同时为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和著名企业家的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这番感慨显然有别于一般性的抒情，围绕哈巴雪山项目的设计开发计划在他们下山时就酝酿生成。

选择这样一座知名度不高的雪山进行开发，金飞豹说，这是一座适应性的雪山——对于入门级的登山者既有娱乐性又有探险性，而且哈巴雪山处在丽江和香格里拉两个机场的中间点，“如果航班凑得好，两天时间就能把全国的人凑到雪山下”。

金飞豹随后成为“香格里拉哈巴雪山国家探险公园”项目前期筹备组负责人，这一项目的投资规模总额确定为一亿元人民币，“项目开发时间预计是48个月，我们开始做大量调研工作，并和当地领导沟通”。而迪庆州的传奇经历与一个叫孙炯的导游相关，他将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的国度香格里拉与云南迪庆联系在一起，之后云南学者及考古家用9个多月时间考证确定了孙炯的推断：迪庆就是香格里拉。这一发现改变了迪庆州的命运，金飞豹说，“过去几十年，迪庆州整个地区的经济支柱都是砍树，甚至因为当地砍树力量不够，因而调集当时技术力量最好的东北林业局来支援，很是红火”。90年代限制采伐政策的出台，迪庆州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日子过得艰难起来，所以这一发现对以半农半牧为主的藏民就非常重要。

三江并流地区那时还未正式被批准为世界遗产项目，而对于香格里拉县和迪庆州而言，哈巴雪山的这项投资在当时当地都是最大的一项旅游项目投资。另一个独特背景是，香格里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实现了从林业经济到旅游经济的转变。

旅游经济那时还一直停留在民间转变上，政府转变的标志是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只是这一个名称就有200亿元人民币的品牌效应”。香格里拉如今在中国成为一个特例地区，县城里建起了五星级宾馆，拥有自己的机场，大的财团也赶来签约投资。

不过这些热闹对哈巴雪山而言还是相对遥远，因而，当这个一亿元的项目降临时，“无论是迪庆州长还是香格里拉县长都非常高兴”。具体的职能部门也是如此，金飞豹说，“哈巴雪山一带的土地都是荒山荒坡，从来都少有人去，土地局的官员就说，如果能够这样有力度地开发，一定会带动当地就业问题。而对于林业局来说，哈巴雪山原来是省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设有一个保护站，里面只有几个人定期做些巡视工作，人少设备简陋，因而工作也都是几十年日复一日的表皮工作。”

“当地政府没有门票收入，最多是当地百姓提供一两只鸡而已。”因此哈巴雪山国家探险公园的项目显得非常有吸引力，“我们打算在雪山上海拔4000米的高度建五星级宾馆，这是非常好的卖点，可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五星级宾馆。我们客户群是高端客户——从市场分析判断，一个高端客户的消费抵得上25个低端客户，而25个人同时进到山里所造成的污染肯定比一个高端客户造成的污染要高得多，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接待世界上最有钱的游客来这里度假。”金飞豹说。

这个项目在报批过程中，又有好消息传来，中国原生生态系统保留最完好、同时也是全球生态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的三江并流地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云南省政府于是规定，在“三江并流”范围内严格控制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所有建设项目一律实行一书两证制度，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风景名胜区建设许可证制度。同时，为保护“三江并流”区域的生态环境，林业部门下令禁伐当地的树木，并先后划定了白马雪山、玉龙雪山等十余个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而哈巴雪山因为拥有中国纬度最南的现代海洋性冰川、金沙江流域典型完整的高山垂直带自然景观，而成为三江并流八大片区之一。

“世界遗产的光环一落下来，整个事情都改变了。”金飞豹说，“因为是世界遗产的领地，哈巴雪山直接归到省里、国家级的职能部门管辖，甚至于砍一棵树也要层层报批，州里、县里的领导发现现在说话也要小心，走路也要小心。”最大的失望莫过于雪山所在的三坝乡的村民，金飞豹说，“这里依然是自然经济，因此他们希望看到有实力的企业来带动他们的牲畜销售，带动肉食品加工，到了现在就都动不了了”。

魏小安说，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保护是长远的，而现实问题是生存问题，“三江并流地区有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省，你让老百姓什么都不能动，他们怎么活？”

魏小安曾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做过调查，这一带是实行退耕还林的区域，原来都是以砍木为生，“天保工程”等工程后，退耕还林，“老百姓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3到1/2。”对于这些百姓而言，魏小安说，现行的政策是维持生存的政策，而不是发展的政策，实际上是贫困地区来保发达地区的环境，是在穷帮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说是不公正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怒江的13级梯级水电开发源于同样的诉求：地方希望谋求发展，脱贫致富。显然这个诉求不只在中国才成为一个问题，吕舟谈到一个LEAP计划。他说，1995年由分别来自8个亚太国家、12个城镇参与的这个亚太地区透过在地努力以整合地方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计划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已开发国家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二是证明文化遗产保护是创造就业并提供收入的工具，而且证明传统技艺、当地资源及人力有助于舒缓在地社区的贫困状况。

“申遗”是场什么运动——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小安

魏小安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要用“运动”来描述目前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掀起的热潮，您觉得这是一场什么运动？

魏小安：表面上这是一场文化运动，但实质上是经济运动，本质上则是政府运动。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中国的“申遗”起自1987年，但那时候“申遗”似乎并不热闹？

魏小安：“申遗”在中国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完全与社会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1987年我们开始第一批申请世界遗产，那时对于“申遗”外国人可能比中国人还要积极。到了现在，中国人不知道要比外国人积极几百倍，这个变化是因为中国社会现在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决定因素是时代背景？

魏小安：对，从全国来看，我们现在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到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追求标准化，追求批量化，反映到文化上必然也是标准化和批量化。很多人看重世界遗产的“世界”两个字，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国际化目标、现代化目标，也就是一种工业化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工业化的目标具体到一个景观或一件文物，想要把名字列入到世界遗产的名目之中，这之间的关联在哪里？

魏小安：工业化运动反映到一个具体城市，就是追求高楼大厦、追求大广场大绿地。一个景观或者一件文物的“申遗”也是与城市化运动紧密相联的，这里有一个二律悖反，一方面我们的城市个性在不断被泯灭，一方面我们的“市长”们又在努力希望建立城市品牌。“世界遗产”是品牌，是知名度，这几年“申遗”成为一个热潮，本质上就是操作主体无一例外都是地方政府希望以此创造出一个地方品牌，所以也是一项地方政府新的政绩运动。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起来，这个政绩运动与其他形式的政绩运动孰优孰劣？

魏小安：当然要好得多，在申报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围绕‘保护’两个字，在客观上产生了文化效益，过程中也普及了保护遗产的观念。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您说这在表面上是文化运动？

魏小安：希望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目标。如果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单中的项目愈多，也就愈能体现出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说过世界遗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有两个走向值得注意，一是市场化走向，二是地方化走向。

魏小安：从地方来看，谋求发展是实的，单纯以“保护”为出发点申报世界遗产的地方是有限的。因为申报所带来的效果是直接的，几乎可以说，文化价值极高的东西，其旅游价值也同样高。从目前我们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看，只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申报前后收益没有明显变化，当然，周口店是一个特例。

三联生活周刊：在申报世界遗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人归咎于体制问题，您的观点是什么？

魏小安：不能仅仅归结到体制上来，当然里面有体制因素，也就是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但也有文化性的因素，我们不是一个喜欢个性化的国度，我们喜欢‘跟风’，更重要的还是发展阶段的限制。大家看重遗产效应，而最重要的是品牌效应，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新品牌叫“世界地质公园”，首批全世界有28处被评上这个头衔，中国就有8个，美国一个没有。中国人在世界地质公园的项目上活动非常积极，甚至包括学者们都非常积极，原因就是大家认为这牌子不亚于“世界遗产”。黄山现在就很骄傲，“我们现在有三个世界级的牌子，而泰山没有这块牌子，就在后悔。为什么？四个字：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