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厂子和档口

自从2022年年底在广州疫情中成为焦点，海珠区康乐、鹭江两个城中村里数量众多但散乱的大小制衣厂又一次被外界关注。围绕它们的讨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防控管理一路延展至旧城改造和产业升级。

事实上，数年来，康乐村、鹭江村不止一次被关注，起因各异，但最后总会落于这两点。而且答案都一样：没有答案。

至于“要拆”“要搬”这样的消息，在两个村里也已经至少盘旋了4年。2023年春节后刚开工不久，模糊的消息再次有了具体的面目：2月，是“去清远”—在这两个村聚集的制衣厂，将被招到距广州90多公里外的清远市；4月，是“搬上楼”，一份名为《中大纺织圈发展规划纲要》的文件提及，考虑“把传统小厂房集中搬上高层空间”。

以旧城改造的视角看，这两个相连的城中村需要被改造的原因几乎是显性的。它们在城市的中心区域：走出康乐村约一公里，就能见到中山大学南校区内被保护的古建筑和穿梭其中的学生们；鹭江村出口几百米处则有汇聚了连锁店的、光鲜明亮的合生广场商业中心。但在两村共1500亩的区域内，聚集着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数千家制衣工厂—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大、工厂的形态以家庭式和作坊式为主，二者的数字很难被精确统计。这些工厂开在村内密集的居民楼里，楼多由当地村民自建于1980、1990年代，彼时这片区域还农田遍布。从各地来开服装厂的人租下了它们，其中湖北人最多；随着生意的扩大，房子又被不断向上加盖。

村里的生活与生产仍显现出一种“原始”。楼距极近的“握手楼”中间空出狭窄的走道，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空，以及吊在窗口的布匹和货箱。由于这些楼很少装电梯，厂主经常在窗口安上吊机，让货物从一层楼门口缓缓吊到自己所在楼层的窗口。工厂老板们常年在村子的主干道上举着小黑板寻找生意，以接近菜场交易的方式找到客户和工人。

尽管“搬走”的信号在2022年年末海珠区的疫情发生后曾一度相当强烈，今年3月左右，当《第一财经》杂志在这片区域询问“谁愿意离开”，无论制衣工人、厂主还是服装辅料店店主，几乎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

如果想进一步理解这种回答，只要在村里待上两天，就能发现康乐、鹭江两村的“稳固”建立在一种让人很难插手的“灵活”之上。

康乐鹭江两村和附近几个制衣、辅料制造村紧挨中大布匹市场，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大纺织圈”，有着稳固的生产和生意模式。在这里，国内的中低端女装以极快的速度在非标准化的小工厂里产出，整片区域的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

小工厂接小订单并迅速交付后再找新客户、接新单的“小单快返”模式在这里成熟运作。村里云集了日结工资的熟手工人，厂主和下订单的商人习惯了相互观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论能容纳几十人的大厂，还是一家人运营的作坊都各有生意。相比盒子式的大工厂，有人把这里比作自然生长的池塘，同时容纳了“蝌蚪”和“青蛙”，是一个绝对稳定的生态 圈。

但城市旧改已经介入这个“生态”。2月起，为了“拆除违建”，康乐鹭江两村中一些加盖的顶楼工厂已经被拆成废墟；3月中，它们楼下的工厂仍在一切如常地运行。

“每一种角色都满意”

2019年，康乐、鹭江两村上一次陷入拆迁的讨论时，陈前进曾经试过去深圳的一个工业园区做一线服装品牌加工厂的厂长，但他只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就回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他跟随湖北老乡在鹭江村做了七八年制衣工人。

陈前进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工业园区里过按时起床睡觉的规律生活，也不适应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过高”的生产要求。带着在广州城中村里的习惯和标准，他在深圳频繁因为质量原因被客户要求返工。他为此专门请了几位质检员—在广州的城中村里，出于人力成本考量，这个角色常常被省略；但在深圳标准化的工厂里，这是一笔不得不花的开销。

“花三四千元买一件衣服的人总是少数”，为了让自己更放松地、做多数人的生意，陈前进回到了鹭江村。在这里，一切看起来都更灵活，想要不那么苛刻的客户，只要下楼去招就可以。他有权自主选择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在村里的主干道上，工厂老板们从清晨开始举着小黑板和样衣招客户和工人，这是两村最为外界熟知的场景。一个有服装加工需求的客户，可以和这些老板一一攀谈、货比数家，在户外大声讨价还价，最终与最契合的加工厂厂主达成合作。

陈前进当然也知道这种“灵活”的代价，既然每个工厂老板都有均等的机会，相互之间低价恶性竞争的几率就更高。此外，“灵活”的背面就是“不确定性”，既然可以随意选择，工厂厂主和服装订单客户都默认自己“脚踩多只船”。

但相比标准化、高质量的压力，陈前进还是更看重充分的自主掌控权。2019年年末回到鹭江村后，他在这里的几家工厂做了3年采购和加工管理员，2022年7月他付了40多万元的转让费，以月租2.4万元的价钱在鹭江村口租下了一间200平方米的工厂。

做中老年女装批发生意的张琦就是在鹭江的街上和陈前进相识的。他和家人2022年从湖北老家来到广州创业，在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开了服装档口，每个月需要上三四十件新款，批发给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服装店。家人负责打好衣服的样式，张琦拿着样衣寻找合适的工厂加工。

作为“中大纺织圈”一部分的康乐鹭江两村成了他找工厂的首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快”和“方便”：在中大布匹市场买好布，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村里，一并采购好辅料、找好印花厂，再直接送到加工厂。电瓶车是这里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它们在村里毛细血管一样的小道上飞驰，但能准确地避开行人并在需要的地点适时、平稳地停下。在大城市里，这给了张琦一种小镇市场的行走尺度和人工效率。

最快的情况下，前一天下单，第二天成衣就能出现在张琦在沙河的档口。这也是不少沙河、十三行的服装批发市场档口主每天的路径和经历，因为适时地、比别的档口更快地挂出好卖的款式是生意的关键，速度至关重要。这些批发市场距离中大纺织圈不过半小时车程，“从市中心到市中心”的距离能为生产速度加持。

与工厂里标准化流程造就的速度相比，康乐、鹭江两村的制衣速度是由更显性的市场竞争催生的。它更人工、更自发，甚至更高效。

江西人华文龙同样在鹭江村开工厂，工厂里24小时有人交替工作，这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他自己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半开始。到达工厂之后，熬夜做工的工人已经回家，他需要先检查夜里工人做完的衣服、给白天来的长工安排当天的工作；九点钟，把厂里工人一天的工作交代给车间主管后，他会下楼到大街上招当天需要的短工。十点半，整个村里早上的招工都接近尾声，华文龙也把招到的短工安排在各自的缝纫机前，开始在玻璃门另一边的办公室里坐下泡茶。在午饭前，他会给前一天的短工转账工资，厂里若临时缺人手，他就亲自补位。

下午一点，前一天熬夜工作的长工上班，他再次给他们安排工作；五点吃晚饭，已经有工人做出了成衣，负责剪线头、熨烫等收尾工作的“尾部”工人和主管也在这时到达，他们在饭后将连夜工作到天亮。从批发市场来的客户们往往在天黑之后光临工厂，此时他们忙完了档口的生意，需要和华文龙商量接下来的订单。生意谈完，华文龙离开工厂的时间往往接近凌晨。

谈起自己鹭江村工厂生意的效率，华文龙连着说了几个“可爱”：“可爱的老板们在这里聚集”“可爱的街道把我们笼络成一个大市场”，以及最关键的，“可爱的工人有可爱的效率”。

“小单快返”的市场需求训练了工人们的速度，与这种速度相配的还有“计件日结”的工作形式。华文龙的工厂里分长工和短工，但他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位签订劳动合同。长工每月会比短工多获得500元房补，但和短工一样按完成件数计工资，可以随时离开工厂而找下一家；短工在同一个厂做满20天后，会被华文龙看作长工。

用华文龙的话说，“老板和工人都是合作关系”。因为工人做得快、好、多能直接在当天收获更多的工钱，熬夜赶制在这套系统下看起来是“自愿行为”。和老板们的灵活和紧张一样，工人的“自愿”进一步加快了整个村的链条运行的速度。

这让康鹭村在业内以“聚集了制衣能手和熟手”而知名，“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活做”和纯粹的“多劳多得”练就了工人们的功夫。同时，因为没有工厂系统的约束，“自己对自己负责”的零工经济让这里的工人与工厂主一样，有一种与亲缘依赖关系和“工厂螺丝钉”都不同的独立性格。这种自由度令一些中年工人在家庭需要时可以广州、老家随时“两头跑”，而对于新近涌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一代，这种用工属性又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29岁的制衣工人刘魏就是如此，他不断提到自己“过好一天算一天”—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在康鹭两村的时间尺度。从湖北孝感老家来到广州时，除了听说这里工价更高，刘魏更看重作为零工灵活的时间，以及不用依附于任何工厂、经常能自己待着的自由度。在村里，他很少联系湖北老家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回老家创业的念想，更希望用攒下的钱去外地旅游。

刘魏的一天经常从中午起床、吃饭、上街参与招工开始。几乎每天的每一个时间段，他都会留意把自己的生活日常拍成短视频，到凌晨做工回家之后熬夜剪出来，他的一天才结束。他在村里的单间每月房租1600元，这不便宜，但他看重这里每天有阳光照进来，还能直接看到窗外的广州塔。这是为了自己开心，也是为了视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