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勒斯坦：“唱衰”美国三十年

（文 / 周濂）

苏、东剧变，海湾战争，“9·11”袭击，伊拉克战争……

这是一个“事件”(event)频发的时代。

“事件”，根据汉娜·阿伦特的定义，就是“切断日常生活过程及程序的事故”。阿伦特又说，“只有在一个不曾发生过重要事情的世界里，未来学家的梦才会成真”。由于意外事物的丰富性总是超过人们的智虑，阿伦特似乎认为未来学家基本是个没有前途的职业。她一定是低估了未来学家的能量，未来学家首先是理论家，理论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这些意外事物拉回到“日常轨道”，把它们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甚至预见的“事情”。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是未来学家，更是理论家，所以在他看来，苏、东剧变实则是现代世界体系自1968年开始衰败的必然结果，标志我们明确进入“后自由主义”世界。“9·11”袭击固然足够戏剧性，却远非转折点，它只是进一步确证了美国力量的衰落——华勒斯坦相信，如果在2050年回头看，这些事件只是一连串“历史长期变化大趋势”中的事情，而这个大趋势的大标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崩溃”，小标题是“美国权力的衰落”。

《现代世界体系》，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在70年代初发表的四卷本巨著，此书一举奠定其世界著名社会思想家的地位；《美国权力的衰落》是华勒斯坦2003年的最新力作。作为美国“新左派”扛鼎人物，华勒斯坦30年来不遗余力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唱衰”美国。

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西欧，从一开始就被区分为“核心”(富裕国家)，“边陲”(贫穷国家)和“半边陲”(由上升中的边陲社会或是没落中的核心社会组成)，其基本运作模式是：核心社会与边陲社会形成两极化，核心社会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边陲社会，半边陲社会介于两者之间，起到稳定体系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所以稳定，是因为边陲人民始终相信自己拥有“晋升”核心的机会，这个精神鸦片一卖就是五百年，直到1968年药效减弱，世界体系才开始走到尽头。

根据他的观点，现代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科技的现代性；另一个是解放的现代性，即追求实质民主的现代性，人类实现的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有“去殖民化”、“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两种现代性的本性十分不同，但在15世纪中叶到1968年之间的近五百年时间里，两者之间的潜在冲突被压制住了。而现代性所许诺的“新就是好”以及“政治变迁是正常的”，则赋予边陲人民以生活的勇气，并确保现代世界体系基本保持稳定。1968年之后，现代性的假面脱落了，两种现代性进入公开斗争，在自然科学上，牛顿科学的普遍性与真实性遭遇挑战，自然界及其所有现象开始历史化；在人文科学上，后现代主义占据上风，所谓后现代其实并不是“后”现代，而是“解放的现代性”拒斥“科技的现代性”。一旦“边陲”人民明白“科技的现代性”是欺人的陷阱，“解放的现代性”是无望达成的，他们就不再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这样“边陲”就要开始反对“核心”，现代世界体系就已走向尽头。

现代世界体系崩溃之后，不确定性成为最大的确定性。在1995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之后》一书中，华勒斯坦预言未来世界50年将是“麻烦重重的时代”和“斗争的时代”，“这些斗争将是出于绝望多过于信心”，并且一旦这些斗争代表一种真正的见解，则不会有沟通与解决之道。上述担心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9·11”的必将到来。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华勒斯坦的魅力主要在于他的方法论主张。华勒斯坦认为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实是起源于核心国家的、制度化了的西方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不仅要“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现存的问题，更要“否思”这些问题，直面并解构这些问题所由以产生的学科机制。显然，这种颠覆西方理论话语霸权的“愿景”诱惑，对中国学者尤具蛊惑力。

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指责华勒斯坦在“唱衰”美国，因为华勒斯坦一再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崩溃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力量的衰落。有趣的是，华勒斯坦认为在美国，除了鹰派人物，没有人相信美国力量正在衰落，所以他们才会极力主张入侵伊拉克，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现自己的钢铁意志及其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机会，只有达成这个目标，世界其他国家才会——“承认和接受美国在所有问题上拥有最高权力。……美国将进入一个繁荣和高利润的新时代。”当然，华勒斯坦坚持认为这只是鹰派一厢情愿的想象。

2004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一年祭，此前大约一个月，一部名为《基督受难记》的影片在美国上映，有心人称这部影片将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激发美国人把自己的遭遇投射成为在“为世界人民受难”，从而愈发坚定地奉行孤立主义并成为基督教国家。

  《基督受难记》是否真能成为一个把美国人抛离日常轨道的“事件”令人怀疑，同样，华勒斯坦是否真能“唱衰”美国也令人怀疑。如果有一天美国真的衰落了，大概也与华勒斯坦30年如一日的“唱衰”无关，就好像上帝之死与尼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