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娱己”，还是“娱人”？

（文 / 马戎戎）

从传统眼光看，刘墉很难被称为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作家会像他一样，用12本书来教导你怎样“做人”。但从商业眼光看，刘墉则不折不扣是一个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不算台湾地区，10年来，他在内地出版了60余种图书，销售量已突破300万册。今年3月，刘墉的最新作品《爱不厌诈》由接力出版社在内地推出，第一版印数即达6万册。像任何“特色产品”一样，刘墉和他的作品招致了很多争议，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深入浅出”，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就是棒棒糖，小孩子一旦长大就不会再喜欢。在《爱不厌诈》一书的后记中，刘墉也第一次吐露了他的困惑：“写作这条路是艰辛的，一方面为了娱己，一方面希望娱人。于是求宠广大群众，或呼应少数知音，这两个目标就总在作家的心里拔河。”

三联生活周刊：《爱不厌诈》是你处世系列中最新的一本，你对自己的新书如何评价？

刘墉：在《爱不厌诈》之前，我写过很多书都是讲处世技巧，但侧重不同。《爱不厌诈》，讲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如何和所爱的人沟通、交流，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事，故事里人的作为都有不诚实的成分，但都有自己的道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在从谅解的角度来看人性。

三联生活周刊：“诈”这个字眼在你的书里频繁出现，你似乎把它当成了为人处世的重要手段，你怎样看待“诚”与“诈”的关系？

刘墉：“诈”也是人性，小孩子从刚生下来，就会用高八度哭喊，要父母抱抱；再大一点会装头疼、肚子疼，要大人关心；你能说这种“诈”不对么？

在台湾，有人把我的书称为“刘墉厚黑学”。我其实一向主张以诚待人，但是我也主张，处世需要一定的技巧，如果你缺乏技巧，将不知如何自处，也会让他人尴尬。很多情况下，你要达到目标，不是暴跳如雷就可以的，要迂回前进。只要你到最后迂回的目的还是诚恳的，是鼓励大家向上的。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街边好多小贩会用各种手段诱使你买他们的东西，绝大多数时候，货物和承诺不符，但这是他们生存的需要。为了使我儿子用谅解的心来看这一切，我开始写处世系列：《看破人生的真相》、《把话说到心窝里》、《我不是教你诈》，都是写给他的，我希望他能辨别事物的本质，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诈”只能用于减少双方的尴尬，创造双赢的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有人认为你的作品不过是小孩子的“棒棒糖”，甚至是在迎合读者。

刘墉：我是不是在迎合读者，请看我的纯文学作品和专业的文艺理论书籍。有人有“棒棒糖”的印象，是因为我那些不是棒棒糖的文章没有在内地出版。

另一方面，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纯文学的读者很少，少到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我必须交错着保证我的读者群。我近几年每年出一本写情书，比如《爱又何必如此矜持》；再出一本处世书，比如《把话说到心窝里》；出一本纯文学，再出一本励志书。下个月我要推出我的另一本新书《爱原来可以如此豁达》。其实我所希望的是把我的思想理念，或是纯文学的理念通过“糖衣药片”传达给观众，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帮观众一步步带上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作品里写你小时候是个性格冲动的人，但现在你好像把一切都做得很有技巧甚至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刘墉：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性格冲动。我对儿子生气时会把枕头往墙上扔，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会很快平静下来。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基本上也是这个发展脉络。四十几岁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五十知道了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接下去就是六十而耳顺，别人说什么都说好好好。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你55岁了，55岁的你认为对于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理想的和作者的关系是什么？

刘墉：作品，最重要的是感动人，要能“直指人心”，而不是掉书袋。掉书袋只有在知识不普及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有文化。做人，要有散文的灵动，小说的变化，论文的沉厚，不能固守在同一种状态里，要做到不负我心，不负我生。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太不在乎，会失去成就感和价值，太在乎会迎合、媚俗。作家还是应该保持一种边缘的状态，即可以观察生活，又不能沉溺其中。 娱人刘墉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