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直面老后生活

每天早上6点，是沈虹起床的时间，半小时后她就要出发，目的地是北京81所三甲医院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医院是她最常去的几家。七点半左右，沈虹会到达医院，找到预约医生的诊室，此时医生还没正式上班，而她已经在约定地点等待她的客户—患者的到来。

沈虹是一名陪诊师，她的工作是陪患者看病。许多人对这个职业感到不解，或是将其看作“高级黄牛”，但事实上，在北京上海这样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城市，患者对陪诊服务的需求正在迅速上升，其中绝大部分的需求来自老年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65岁及以上人口2.1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4.9%。而在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一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在2022年10月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一些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比例甚至超过了70%。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推行“9073”养老模式，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针对需求规模最大的居家养老人群，包含助餐、助洁、助医、助行、助浴、助急在内的“六助”服务体系逐渐形成。

于是，陪诊师、助浴师、养老建筑设计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一系列服务老年群体的新兴职业在近几年涌现，而从业人群中，出现了不少90后甚至00后的身影。

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走进老年人的世界，会给老年群体带去怎样的生机？在服务老年人的过程中，他们又如何重新理解衰老和死亡？

活着的尊严

“你不知道我找了你们多久。”这是28岁的刘福鑫最常从客户那里听到的话。

刘福鑫所在的福乐加综合养老平台（以下简称“福乐加”）是一家成立于四川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上门帮助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洗澡是其最核心的业务。

这些老年人大多80岁到90岁高龄，近一半瘫痪在床，他们的子女也多已迈入花甲。于是，洗澡这件在常人看来再容易不过的小事，对这些身体无法自控的失能老人而言，比吃饭、如厕要困难许多。

刘福鑫去过一个条件很好的家庭—居住在高档小区、屋内装修富丽堂皇，家里还有保姆阿姨帮忙。然而一推门进入老年人的房间，一股恶臭扑面，那是没有及时清理的口水和排泄物混杂的味道。那次帮老人洗完澡后的一整天，这股味道都在刘福鑫身上无法散去，“难以想象老人自己是什么感受”。

有时也并非子女无心照料，而是老年人有所顾忌。3月中旬，刘福鑫去给一位爷爷洗澡，发现他的身上已经积累了厚厚的污垢。与他同住的女儿告诉刘福鑫，自母亲去年12月去世以后，老人就再没洗过澡，最后一次洗澡还是去年10月初。女儿曾提议帮他洗，但老人不愿接受。

然而，洗澡是一个人生活的“软刚需”，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关乎着一个人生活的质量、生命的尊严。

晏杨俊祺是福乐加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看来，上门助浴的过程中，为老年人清洁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还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维护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 很多老年人虽然不能说话，但还是有自我意识的，就算他们不表达情绪和态度，我们也要照顾他们的感受。”晏杨俊祺举例，比如在给老年人脱衣服的时候，他们会全程为他盖着大毛巾，脱衣服和清洁身体都在大毛巾下操作，一方面可以保暖，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老年人的隐私。晏杨俊祺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在给老年人洗澡时，从他们眼中看到无助和感激。

1998年出生的胡晗是易得康医疗照护平台的一名护士，他的工作是上门给申请长护险的老年人做评估，并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和需求来为他们匹配护理员。

“长护险”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6年提出的一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针对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群，为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项目。在上海，长护险服务共包含42个项目，包括沐浴、洗发、协助进食等27项基本生活照料和换药、血糖监测、肌肉注射等15项临床护理项目。上海政府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中调剂资金作为长护险基金，个人只需负担10%的费用。

胡晗所在的上海黄浦护理站目前服务的长护险老年人超过2400人，其中大部分在70岁到80岁之间，还有少数9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被评定为二级、三级的老年人最多，他们通常还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其次是四级的老年人，一般需要拄拐杖或坐轮椅行动，再高等级的老年人基本是常年卧床、不能自理。

工作一年多，胡晗已经探访了数百位老年人，见过和子女一起挤在二十多平米的“老破小”的老年人，也见过家庭富裕但子女远在国外的空巢老人。让他感慨的是，不管家庭条件如何，当人老了，生活都是同样的无助与枯燥：不怎么出门，没什么娱乐活动，每天有亲戚或社区食堂来送饭，有的老年人甚至一两年都没下过楼，可能一个人就这么在家坐一整天。

晏杨俊祺第一次上门助浴时，也被老年人的生活状态震撼了。那是一个住在成都郊县平房的70多岁的奶奶，和她同住的老伴喜欢喝酒，每天很晚才回家。在他们的卧室里，靠在木质衣柜旁的废纸板上已经长出了蠕动的蛆虫，一些塑料瓶堆积在一边散发着腐烂的臭味，许多小飞虫在屋内环绕。晏杨俊祺问了才知道，患有白内障的奶奶眼睛已经几乎失明，无法打扫卫生，而报喜不报忧的她也不愿告诉孩子自己的情况。

“有些老年人活着就只是活着而已，没有什么生活质量。”胡晗总结道。

生病以后

2021年，沈虹的父母被查出了癌症，因为母亲购买的商业保险中有陪诊服务，沈虹第一次接触到了陪诊师这个职业。

在陪诊师的帮助下，沈虹带母亲看病的效率提高许多，患者只需在见医生的时候出现，挂号、排队、取药等都由陪诊师代劳。更重要的是，陪诊师给沈虹提供了心理支持。“癌这个字是很让人焦虑的，我得知后在医院走廊哭了好久。但陪诊师以他的经验给我解释，现在有很多药物可以缓解病情，让我不用太焦虑。”这些信息给了沈虹很大的安慰。

体验过陪诊服务后，2021年12月底，沈虹辞掉做了9年的化妆师工作，加入了陪诊师的行列。在全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沈虹服务的患者95%以上是老年人，其中有子女不在身边的北京本地老人，但更多的还是从外地独自来北京看病的老年人。

有的老年人由子女委托，也有不少老年人是自己主动找到沈虹的，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不愿意麻烦子女，有时还会反复叮嘱沈虹不要把病情告诉孩子。沈虹有一次坐出租车遇到一个退休司机，在了解了她的工作后，对方立刻要加她的微信，“我以后生病了就找你帮忙行吗，我帮不上孩子什么忙，就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去医院看病对老年人而言是一件耗力耗心的大事。医院复杂的流程和现代化的设备本身就对老年人并不友好，三甲医院动不动就排起的长队是老年人本就脆弱的身体所难以承受的，还有的老人在面对医生时会紧张，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这时陪诊师可以协调沟通。

在一年多的陪诊经历中，沈虹见过许多不配合的老年人，生了病却不愿听子女的话去医院检查，而要在家吃药硬撑。这时，沈虹也会扮演起劝解的角色，甚至把相同的病情安在自己父母身上，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告诉老年人应该怎么做。有时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避免他们不配合治疗，沈虹还要应子女的要求向老年人隐瞒病情，再将从医生这里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转达给老年人的子女。

有些子女会因为老年人不听劝而觉得他们无法沟通，但在和老年人接触得越来越多之后，沈虹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医院的抵触往往愈发强烈。另一方面，无法独立就医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思想负担—他们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其实老年人自己很痛苦，他们也不想生病，不想被特殊对待。”23岁的沈迪是杭州市临平街道恩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院长，这家养老院设有认知障碍症专区，沈祎迪每天都需要面对这些生活无法自理且情绪不稳定的老年人。“可能上一秒还很高兴，下一秒马上就向你发脾气，指责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为什么不让儿子来看他。”有些认知障碍严重的老年人还会把护理员帮他剪指甲看作是在伤害他，为此打骂护理员。

遇到这种情况，沈迪会像哄小朋友一样哄着他们，偶尔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发病了，在发完脾气后又塞一颗糖给沈迪，用这种方式表达歉意。“其实他们很可怜，得了老年痴呆就像下楼梯一样，身体状况一直走下坡路。而且家属很久才来探望他们一次，他们的子女往往更在乎孩子，这是比较令人难过的事。”沈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