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绿灯放行

（文 / 马丽萍）

绿色和平组织一直是转基因技术的强烈反对者。2000年4月11日，绿色和平组织在慕尼黑欧洲专利局门口倾倒肥料，指责孟山都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野生大豆基因，企图通过控制专利牟取暴利  

久经争议的美国转基因产品，在中国终于讨到了一个说法。2月23日，中国农业部向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发放了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的进口安全证书，有效期3年到5年不等。

“对美国农场主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中国是美国大豆和棉花的首要消费者。”美国贸易代表佐力克表示。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达到了几近5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大豆，销售额为29亿美元。

在过去的两年里，对转基因农产品，中国一直沿用临时管理措施，这被美方指责为是控制进口的贸易战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说：“总的说，我们既是WTO的受益者，也是压力产生的承受者。”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争议

没有科学证明显示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或环境造成危害，但无论是在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欧盟，民众对转基因产品的忧虑一直存在。

绿色和平组织一直是转基因技术强烈反对者，他们甚至把转基因技术的代表者孟山都公司说成是“生命海盗”，是邪恶技术的代表。同样开发转基因产品的杜邦公司的政府事务经理冯文煦则说：“大众的观念有时是被误导的，自然界中并不是纯天然的就是好的。见血封喉，没有比这更毒的树，还有很多天然的东西也是致癌的。”

双方的争论永远是无休止，冯文煦认为，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负面看法更多是因为相关知识欠缺，他认为：“任何一个新技术在引入阶段都会受到公众抵制，我们需要给民众一段时间去适应和了解转基因产品。”

美国大豆协会驻中国代表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美国大豆在中国的推广，而美国大豆主要是转基因产品。当记者问到美国消费者对待转基因产品的态度和这些产品在美国的消费情况时，负责人Phillip W.Laney说：“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美国人对自己的科学家和政府的管理体制充满信心。美国大众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带来很多益处，在将来还会产生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且更大程度地减少生产成本。美国大豆85%是转基因产品，超过一半的豆科植物都是在美国国内消费，比如豆油就是美国人占主导消费的食用油和色拉油。”

大多数中国人对转基因产品有信心，不妨看作是Phillip W.Laney先生对中国市场的一种美好期望，但事实如何，恐怕很难说清。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希望对消费者态度做一个系统的调查，但截止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做，所以很难得出结论。消费者由不同群体、不同收入者构成，势必形成迥然不同的消费态度。”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邓庆海副司长也指出：“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还有比较传统的态度，这是一个习惯过程。不同消费者的知识水平、经济水平和市场环境都会影响他的选择”。

除消费者层面外，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担忧还体现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上。邓庆海介绍说：“有些外来物种，我们会作为一种饲料引进，但是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比如一种叫做‘西葫芦’的植物，引进后它开始疯长，很难控制，我们打药处理的成本远远大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效益。转基因产品也一样，我们需要对它的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作出全面评估。”

在农业部正式发布公告之前，有媒体传孟山都公司获得的安全许可是“永久性安全证书”。但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人员向记者澄清说：“关于‘永久性安全证书’说法是不存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长期跟踪研究。国际相关组织及美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做法，都是评价其在一段时间内的安全性，所谓‘安全证书’是相对的，并不具备‘永久性’，孟山都此次获得的安全证书在3到5年之间。”“‘这只表明在我们已知的科学条件和实验环境下，我们所拥有的检测技术能保证这些产品在有效期内是安全的。这些产品将来会改良，或者检测手段会有提高，检测出以前没有发现的成分，这都是不确定性因素，我们会要求研发商做出相应的实验补充并提交数据。”邓庆海介绍说。

大众的知情权

发放安全许可只能确保基因产品在上市之前风险评估已经完成，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则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是大多数国家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通行方法。欧洲是最早为转基因食品采取标识制度的地区。2001年11月28日，欧盟15国制定出了新的转基因食品法规。根据新法规，凡含有0.9%以上转基因DNA或蛋白质的农作物或食品，在市场销售时，必须贴有“GMO”(转基因)字样的标签。之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也相继颁布了自己的标识法规。

我国2002年3月20日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仅仅规定了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番茄相关制品的5类17种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要求，其他的则不需要标识。去年，消费者朱燕翎飞赴瑞士，状告雀巢公司没有对自己的产品加转基因标识，而雀巢公司的回应是这类产品不属于需要标识之列。

农业转基因办公室认为：“按目录标识，是国际惯例，日本和韩国也都如此。我们做不到在所有相关产品上标识，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它的可操作性。”

但是，很多业内人士指出，即便是农业部要求标识的产品，也并没有被明确地标识为转基因产品，厂商这样做多数情况是担心遭到消费者的抵制。此外，不少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及其标识缺乏基本常识。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李蔚博士认为：中国消费者更多处在懵懂的状态，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吃了转基因食物，但是知道之后又往往过分担心。种种迹象表明，在公众的知情权上，我们国家还是任重道远。

冯文煦说：“转基因产品在中国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可以看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尽管有所争论，有所争议，但最终被慢慢地接受。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中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方面投资很大，早晚会走这条路。”

没有科学证明显示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或环境造成危害，但民众对转基因产品的忧虑一直存在  

2001年11月28日，欧盟15国制定出了新的转基因食品法规。根据新法规，凡含有0.9%以上转基因DNA或蛋白质的农作物或食品，在市场销售时，必须贴有“GMO”字样的标签  

安全质疑背后的利益之争

除了安全考虑外，转基因产品争执的背后是利益之争。美国是转基因产业的巨无霸，强烈的出口压力，逼迫美国在各个市场寻找出路。这也正是许多农作物进口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抵制转基因产品进入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要求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的关于食品、饲料和环境安全的测试，事实上已经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安全验证，而且这些商品到中国前已经在世界上流通。”冯文煦说，“决策者有无别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安全控制更为严格。”

而Phillip W.Laney则认为，使得转基因大豆等待了两年时间才获得安全许可，这样做的动机明显是进行贸易保护。

就此，农业部发展计划司邓庆海副司长对本刊记者的解释是：“作为贸易的双方，他们可以发表这样的看法。但我们认为自己的做法符合WTO的规则，我们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检测也是沿用了国际惯例。此外，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有责任对国民安全负责。至于把安全检测作为技术壁垒，我并不这么看，我们并没有设置什么障碍。反而，美国常常给我们企业设置种种壁垒，比如小孩的玩具，会因为色彩和大小种种原因受到抵制。”“‘我认为，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双方互相努力，共同消除贸易障碍。”邓庆海说。

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也大幅度地增加。被纳入国际游戏规则之内，对中国意味的不仅仅是好处，相当多的是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Phillip W. Laney对西方记者表示，中国这次从临时措施过渡到正常管理是迫于压力，而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的人强调，这只是中国对临时措施的合理安排。

这种标志性的转变对美国转基因产品种植商来说，是个大好的消息，这意味着被批准的产品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再受不透明因素的影响。言及对中国上述产品的冲击，很多业内人士预料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冯文煦指出：“在获得安全许可的三类五种产品中，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大豆。”中国榨油行业对大豆有着强劲需求，而国内供给不足，据邓庆海介绍，去年，中国国内自己生产的大豆是1700多万吨，进口的是2000多万吨，在我们进口的大豆中，大约1/3来自美国，另外的2/3来自巴西和阿根廷。因为这些转基因农作物在过去的两年内，双方也一直在以临时协议的方式进行，这次过渡并不会过多地改变中国市场的构成。

尽管如此，对于美方来说，Phillip W.Laney认为积极的意义在于：“贸易能以一种更顺畅的方式进行，事实上，在临时措施管理下，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也一直在进行中，但运输有时会被终止。而现在进口商可以对他们的原材料安排更精确的计划，从而削减成本，平衡进口数量，使其不会因不同的阶段而有大的波动。”

“如果不存在不透明的政府政策因素，大豆的进口将由中国大豆加工业自身的需求决定，而后者主要包括由动物生产和饲料加工业带动的大豆饼工业以及针对消费者的烹饪油和色拉油工业。”Phillip W.Laney说。

提到对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影响，邓庆海指出：“这肯定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目前国内的生物技术主要是依靠遗传来做，虽然我们也在发展转基因产业，但限制在非食品类的生产上，比如棉花上。”

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局限性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造成的。深圳创世纪转基因公司办公室主任郑爱中提到，美国转基因农产品进入中国后，也为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打开了通道。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进入独联体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市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强调：“大豆压力由来已久，许可证发放的影响是积极的，在中美贸易的谈判上会产生积极的回应，这并不是对美国的妥协。”

孟山都公司经过103年的发展，已将自己拓展到了农业、生物科技、制药领域  

舆论漩涡中心的孟山都

这次从临时措施向正常管理过渡，使得转基因技术的代表者，美国孟山都公司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漩涡中心。

自2002年3月20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三个配套规章实施后，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收到美国孟山都、杜邦及陶氏益农、德国拜耳、瑞士先正达等五家境外研发公司18份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申请。此次，只有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其余的还在检测中。

这个以化学起家的公司经过103年的发展，已经将自己拓展到了农业、生物科技、制药领域，目前在转基因产业中，有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在全球种植的基因改良农作物中，大约90%使用了孟山都的技术。孟山都的许多产品都在美国及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它生产的“农达”(Roundup)除草剂、控制玉米杂草的除草剂和Posilac牛体托品在全球销量第一；它的玉米和大豆在北美、拉美和亚洲销量第一。

在中国，1923年，孟山都首先用糖精敲开了大门，香兰素和阿斯匹林等产品也随后进入中国市场。50年代初，孟山都公司在香港地区设立了销售机构，建立了自己在远东和中国地区的第一个市场和销售办公室。80年代以来，它又先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代表处。

到目前为止，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主要是在河北和安徽分别成立了“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和“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在河北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示范村，以及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

业内人士称，富有进攻性的政策给孟山都公司带来了滚滚利润，也意味着它不得不承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的压力。在转基因农作物辗转获得国家和人们许可的过程中，孟山都每每成为环保组织和公众抨击的靶子。在中国，孟山都也变得越来越低调。

提到首先获得许可的原因，孟山都公司法规事务经理朱庆华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比较重视，转基因技术对于孟山都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从实验和提交的材料，我们做了积极的准备。另外，我们邀请各方的专家讨论这些安全评价，对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作了评估，这使得我们最早得到许可。”而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朱庆华则不作任何评论。

杜邦的冯文煦说：“这一次，杜邦是为在北美种植出来的基因产品申请安全许可。孟山都走得要快一些，所以面对的压力自然多。在转基因技术的商品化方面，孟山都可以说是带头人。当孟山都开始推广自己的产品时，很多公司，包括杜邦还处于实验阶段。孟山都公司一直在中国有积极的活动，比如深入的材料实验等等，所以安排的比较早。我们在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产业化活动，在中国进行安全实验，材料需要从美国进口来，这将耗费一定的时间。”

孟山都认为，他们虽然拿到了向中国出口转基因生物的通行证，但由于他们是研发机构，只向贸易商提供转基因农产品的相关技术，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尽快让相关贸易商和种植商得到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