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一次娱乐事件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范鲁贤，这个听起来有点拗口的美国人的中国名字，看起来现在终于可以获得与胡润相当的传播率了。在离开《福布斯》与推出“胡润版”中国富豪榜之际，本刊记者两次采访胡润，都曾问过同一问题：“你(胡润)如何处理与《福布斯》或范鲁贤的竞争？”不幸的事实是，虽然两次追问，但这一问题并无答案。结果——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答案去年年底已经明确：“胡润版”富豪榜先于《福布斯》公布。在本身已具有胡润气息背景下的中国富豪榜，发布先后所形成的传播效应，差别立现。

但中国富豪榜未必是胡润与范鲁贤惟一的战场。去年10月，《福布斯》中文版就宣布今年将首次推出“中国名人榜”，只不过这一宣称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注意。2月10日，“中国名人榜”在北京东方广场发布后，制作者郝兵不断地向媒体感叹：“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影响。”——1999年，胡润第一次发布《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后，最多的感慨同样是这一句话。

相同的不仅仅是两位制作者的感慨。媒体记录的名人上榜者反应，如果对应(1999年)富豪上榜者反应，情绪模式惊人地一致，而且毫无新义——“我哪里有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钱”的“制造者”郝兵向媒体给出的答案是，“有70%多的明星、经纪人，我们都做了访问。”他解释说，“有很多名人对自己的情况有的时候不如经纪公司、代理人了解得更多。”记者的质疑源自名人们指责，“你们(记者)会更多地采访明星本人，而我们会更关注他的经纪人、经纪公司及他们所参加活动的主办方。”

在这一个相对周全的解释后，《福布斯》中文版自拟的介绍说：“评估方法：收入为明星2003年全年在娱乐、体育、传媒等相关领域里取得的税前收入，投资经营等收入不计。其中，不扣除与经纪公司、主管单位分配的部分。收入调查和估计由《福布斯》中文版编辑和特约调查员在广泛调查和深入访谈基础上做出。”接受采访时，《福布斯》中文版方面解释说，“在名人的筛选上有很多步骤，比如我们先拿到英文媒体的报道率和网络的点击率，这是初步筛选。至于选哪些报纸和杂志，是我们决定的，我们指定了20份杂志、8份报纸。”

在上榜者广泛的质疑声音里，《福布斯》中文版对自己“精确”的介绍显得微不足道。即使本刊记者希望能够得到哪怕是一个上榜者财富的分解数据，也没有如愿。与《福布斯》概括性的“精确”介绍相对应，指责《福布斯》数字不准确的名人及其经纪人更普遍的说法则是，“(当事人)收入情况我不便透露”。

“你的数字不对，太高了，但真实的收入我不告诉你。”——在这种不对称的指责声中，上榜者、模特李学庆的经纪人傅盛向记者坦陈“非常喜欢这个榜”，“因为它用数字说话”。在这个圈子里有足够经验的傅盛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事实，“其实《福布斯》杂志在事前征求过多数上榜人的意见，很多艺人对上榜非常兴奋”。而这种情绪的前提，“当时，他们(《福布斯》中文版)只是没有提及会公布具体收入数字。”虽然，记者采访的其他几位上榜者没有对这一说法给予证实，但他们真实的反应，既使公布了被认为过高了的收入数据，傅盛称他们同样是兴奋的，“只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某种姿态以示反感”。

本刊记者在与相关人士私下接触得出的判断是：随行就市的明星价格，对于谈判方，会选择高开；对于税务系统，当然选择低走了。这是一对矛盾。而圈内资深人士认可“兴奋”一说，上了《福布斯》，未来的出场费，“《福布斯》就是标准”。

有意思却又被忽视的地方在于，在东方广场的发布会上，《福布斯》中文版请来了姚明的经纪人陆昊，而且宣称陆“系姚明委托”；章子怡则通过录像直接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与喜悦。在《福布斯》中文版名人榜的综合评价榜上，姚明与章子怡分列一二位。他们的认可与其他上榜者的质疑形成对照——“你能把质疑当真吗？”

看上去，《福布斯》与他们榜上的明星们在“合谋”完成一桩娱乐事件。发布巨额收入数据及排名——质疑——争吵——解释——和解，在这一轮轮可以预计的结构里，双方已经得到甚至大大超过了彼此设定的需求。记者曾与国家统计局专业人士细研排行榜可能包含的“科学的统计方式”，但是一无所获。真实性，事实上被遗忘。虽然媒体都乐意拿它来说事。

统计专家的结论是，“更准确地看，它只是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不过，社会学家更乐观一些。人大社会学系教授何其敏在接受一份娱乐媒体采访时称：“不管操作方的动机是出于商业或是公益动机，最终的社会结果也只是促进某些行业更加透明，不会有其他什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