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76)

（文 / 陈一晨 李坚 何向东 周义兴 曹保印 刘海明）

吴若甫事件与打击绑架

“绑架在中国尽管还只是极个别的犯罪现象，不似有绑架传统的一些国家那么普遍，但其严重的后果就如同空难虽罕见，遇上了就要命。好在，此次是化险为夷。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中国警方迅速有效地制止了犯罪的举动给国人带来了信心，相信今后愿意与警方合作的受害者家属会越来越多，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将受到致命重创。”

北京  陈一晨

公务员录用的限制何其多

如果你是乙肝“小三阳”病毒携带者，如果你身高不够，如果你的普通话不标准，那即使通过了考试，你也会被挡在公务员队伍之外。

现在，公务员录用标准几乎成了个筐，什么都往里塞，塞进来的一些项目尽管很隐蔽，但都涉嫌用人歧视，使一些求职者由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无关的因素，不能享有与他人平等的就业机会。就业歧视是对公民就业权利的侵犯，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权、有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在目前强大的就业压力下，用人单位的自主选择权被无限扩大，一些明显的歧视性条款堂而皇之摆上了桌面，由此产生的就业歧视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弱势群体。我国关于就业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经常难以通过常规渠道表达出来，因此就不免有人以极端方式进行宣泄，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消除就业歧视，国家机关首先要作表率，政府行为更具示范效应。

辽宁抚顺  李坚

乞讨无错，违法当究

北京颁布对强索强要式乞讨的处理意见后，2月10日首次拘留一假乞讨男子，他拿着买来的学生证，谎称是西北某大学学生、家中遭遇火灾，两个多小时骗得95元。

流浪乞讨中的违法行为应该打击，但乞讨本身并无真假之分，不应把乞讨视为特定人群才能选择的生活方式。其实，乞讨者也非“衣衫破旧”、“浑身脏污”、“老弱病残”的形象，据我国去年制定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规定，可以享受政府救助的人是有条件的，除此之外，城市流浪乞讨的人却可能是任何一类人，对他们该有必要的尊重和宽容。那男子乞讨是真，只是使用了欺骗手段违法而已。对乞讨人员治理的关键不在于他乞讨的理由是否正当，而在于对其乞讨方式依法规范，对诸如尾随纠缠、拦路强行乞讨、残害小孩身体博取同情的，均可根据相关法律予以追究。上述男子的行为同样可能受追究，但应以诈骗等侵犯财产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非“假乞讨”进行。

河南平顶山  何向东

执法，何时才能告别对人权的冷漠？

据报道，上海浦东一超市门口，两男子偷自行车被发现，其中一人在三名联防队员的追捕下跳入河中，游至河中间呼救乃至沉没。而此时追捕的联队队员就在河边，却没有施救。

抓捕小偷，无疑是一种经法律授权的执法行为，为的也是维护公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可作为一种执法行为，归根结底的追求是社会的普遍公正，它应该体现为对所有人，包括小偷在内的基本人权尊重，而生命权恰是其中最起码的含量。当小偷生命受威胁之际，联防队员应该像此前实施抓捕一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救助，这同样也是社会普遍公正要求对执法行为的起码要求。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公正及公平的正义价值含量，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具体执法行为及相关人员在执法中的体现。如果执法人员自身缺乏正确的价值观，那即使社会制度本身的正义含量再高，结果也可能是一部“好经”被念歪。

上海  周义兴

“捐款教育论”的强盗逻辑

为了在校园里建“森林广场”，江苏某中学发动学生“主动发出倡议”，自愿捐款认养树木，认养费50到800元不等。家长意见很大，相关部门则认为事情不是学校发起的，不属于乱收费。

究竟是否自愿，从该校领导的“捐款教育论”不难判断：“认养树木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环境教育，从小培养环保的意识，而且今后回到母校时也可以到自己领养的树下看看，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适当捐款也是一种教育行为”，“无锡某重点中学搞校庆，就要求每个学生交200元，你说对吗？肯定不对，但这里面也有教育意义，不光是经济意义。要知道现在有的学生过个年压岁钱就拿几千元。”看来只要是捐款跟教育搭上，就都值得提倡。在学校教育的相关规定中，“认养树木”没有任何收费依据，学校建设费用只能从公共经费中支出，不能动员学生“捐款”，否则就是乱收费，不管它打没打擦边球。如此认养只会伤害学生对母校的感情，并且不可能有任何教育意义。

河南郑州  曹保印

征地听证之后怎么办？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守智在《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后凡是征用农民承包土地中涉及安置补偿等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民有权提出听证。

农民从无权决定自己承包耕种的土地是否被征用，到有权提出听证，这个进步不小。但笔者以为，如何对待听证会的结果，远比听证本身更重要。春节期间，笔者和老家亲友聊天，听他们最不满的就是镇政府卖地时的“吃里扒外”。老家不久前被划成工业开发区，市区一些大企业正在征地准备建新厂房。镇政府遇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热衷扮演的是“土地掮客”的角色，而很少真正顾及衣食父母——农民的利益。一亩耕地3万元卖出，只给农民5000元，巨大的差价全成了镇政府的纯收入。农民除了骂娘，也奈何不了他们。倘若听证会后，有权代表农民签字卖地的基层政府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售土地，那些参加过听证会的农民很可能也是干瞪眼没办法。显然，农民维权还需要政策跟进。

广西南宁  刘海明 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