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教育乱收费——你为孩子掏多少钱

（文 / 李鸿谷 金焱）

“要撤校长的职务！”这是最近教育部长周济被传媒广泛报道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前缀是，“哪个学校出现乱收费”。

教育部一位原监察局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1995年社会上关于教育乱收费的议论达到了高潮，“那年两会，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焦点问题集中于乱收费与择校，他们提出的提案与议案达到了56件”。“这些（提案议案）会后是要交转各单位督办的，所以这一年清理违规违纪收费有十几亿元。”回溯自己在教育部的经历，这位官员说，“从1990年初起，治理教育乱收费就成为政府很重要的工作。”但他说，即使与1995年相比，今年对教育乱收费的惩治，其层次之高力度之大，“仍然是过去无法比的”。

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对于小孩的教育支出，占了家庭日常支出相当大的比重（Imaginechina）

与往年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有异的地方在于，今年启动这项工程的是中纪委。2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治理教育乱收费被确定为全国纠风专项治理的三大重点之一。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首先是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由此开始的对教育乱收费治理，决定“9月15日开展全国性大检查”。而此次治理的领导机构——由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牵头，监察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计署和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委参与。教育部官员解释说：“这样的规格，已经证明了这项工作被重视的程度。”

记者跟踪采访北京一个区的检查初步结果，相关负责人在全区中小学校长通气会上坦陈，“检查组反馈的结果，比想象要严重得多”。检查组选择的四所学校（2所中学2所小学），“（选择标准）就是他们是被投诉最多的学校”。检查中发现的五项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私设小金库特别突出”。

综合学校的乱收费项目，记者尝试分析出其乱收费的结构与比例，而对此的调查又因地区不同而结构不同。相对宏观的界定来自《中国教育报》：“中小学校自身的乱收费和基层政府以及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金额，约各占乱收费金额的so%左右。”学校乱收费，其收费对象是学生，但获利单位却未必只有学校。

为深入地报道整治教育乱收费的现实，记者采访了北京、湖北与湖南重点与非重点的中小学，接受采访的校长无一例外支持对乱收费的整治，还特别强调支持“对校长个人的审计”。但站在办学者的立场，他们提请记者注意的事实是“结构问题”。湖南桃源一中校长王义生给记者提供了他实地调查的“一个湖南桃源高中生的教育成本”。有关教育成本的构成，河北大学教育学教授傅松涛描述，“（三个方面）国家投资、消费者交纳（学生交费）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捐赠。”而捐赠“可以说微乎其微，只有3~5个百分点。”如果教育成本相对稳定，那么支付主体是“国家与消费者之和”，“一边高一些，另一边就相应低下来”。

但即使在湖南桃源，教育成本也不完全是一个常数。“原因很简单，有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区别。”集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其教育成本自然高过其他学校。与学校收费最为直接发生关系也最为主要的部分是“择校”，“这是大家渴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结果”。多数人希望进入重点学校，促使相关学校收费逐年递增。记者采访中听到的传言是，有学校择校费竟高达12万元。有意味的是，相对薄弱的学校，甚至也能够从那些希望进入好学校的学生那里获利。北京一位大学附小的校长说：“好学校收择校或捐资助学费，差的学校可以收提档费。”——即离开你本应上的那所学校，也要交“提档费”。

“消费者”在对教育进行投资时，因为学校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别，使其选择成本增加，这一增量在记者的调查中被证明，它事实上构成了目前中国各类学校重要的发展动力。麻烦在于，因为其不规范，它又成为家长指责最多的问题。今年治理乱收费，最为明确的条款之一，就是对择校的“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 

 重点与非重点之际的个人经验

1978年，我小学毕业。对一个当时只有12岁的孩子而言，毕业最激动人心的事是参加全市统一考试，不是考试本身让人激动，而是这次考试不在自己学校，在另一所学校对着考号找自己的座位。中午还不能回家吃饭，由学校统一在考点学校定中餐。在小学读了五年，统一考试，并且不在自己学校考试同时还在外面吃饭，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同学惟一一次，大家都说学校的饭比家里好吃。好像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家长给孩子送饭，不兴这个。最炫耀的是从家里带了一些糖果的同学，虽然是水果糖。

一个长长的假期结束后，我们那一届的三个班，大约1／3同学考上了宜昌市的两所重点中学一中与二中。后来我大学毕业，碰上小学高一届的学长，他们说真正恢复重点是从1977年他们小学毕业那年开始的，当时仍然就近入学，宜昌市被认为有四所重点初中。实际上，1978年是真正开始恢复，重点中学只有一中二中两所。

我考上的是宜昌市二中，因为我的分数线不够一中。当时并没有省重点市重点一说，但即使从孩子的视角观察，二中对一中的不服气也是明显的。后来的结果，一中是湖北省重点，而二中不是。但在当时，并没有明确区分。这其间的变化，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当时我的印象中，二中似乎比一中更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二中的原校长胡定国（我读书时的教导主任）解释说，“二中是解放后宜昌地区办的第一所高中”，所以它一直被冠名为“二高”。1958年它成为湖北省18所重点中学后，使其声望达到顶点。也正因为有此赫赫声名，“文革”期间成为“黑样板”，在被撤消之列。所幸葛洲坝工程开工，在其坝址的宜昌二高搬到了宜昌市，由地区行署所管理学校变为宜昌市所管。当时，二高与宜昌市平级，二高是处级，县级市宜昌市也是处级。此后一中二中的变化轨迹却因此一变而有了根本性不同。

当时湖北省的政策是，一个地区行署、一个省辖市只能有一所重点中学。宜昌市是一中还是二中？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这个选择延宕到了1984年，必须要给出答案了，省教育厅开始重新确认重点中学。

课桌成了材料的“天下”（Cnsphoto）

胡定国校长说，我们去省教委找过多次，省教委的回答很明确，你们只要回到地区，重点就是你们的。但是，已经由市里管的学校要再回到地区，谈何容易。结果自然有了分别。省重点是一中。现在已经退休的胡校长叹息说，当年的18所省重点中学，除了两所已改成师范学校（院）之外，就是宜昌二中没有再成为省重点。

考察过全国各地多所重点学校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程方平有一个概括，他说，“中国的一中系列”，也即重点中学多为各地的一中，“因为政府重点扶持的肯定是一中。即使贫困县，不管多贫困，都会举全县之力来办‘一中’。”

二中既然没有办法再回到地区，地区的重点中学名额也不能因此而空缺。先前宜昌市的胜利中学，曾经的民办学校，在“文革”期间改制为公办宜昌市十七中后，再改名为夷陵中学，最终成为宜昌地区的代表一一湖北省重点中学。

宜昌二中的际遇，按程方平的说法，就是“政府主导下的重点中学形成史”。

从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的角度观察，胡定国说：“差别并不在教师的具体收入上，这方面倒区别不大，但学校的硬件投入，特别是生源却因此而形成真正的落差。”

几乎所有学生的家长对于学生的教育投资都毫不吝惜（路透/Reuters）

重点中学的中国制造

记者在与另外的重点中学校长讨论宜昌市二中的际遇时，得到的另一层解释是，“坦率地讲，宜昌市二中失去的是一个资格。没有这个资格，当然无法与‘重点’挂钩，但即使有这个资格，真正能够成为重点中学，还有很多路要走。”

湖南桃源一中校长王义生形容他们申报湖南省重点中学，“与中国申办奥运会差不多”。这所中学在1954年就是湖南省重点初级中学，“文革”后撤消，然后又重建，其历史与宜昌市二中多少有相似之处。“惟楚有才”的湖北湖南两省，多数校长进行比较后，认为办学模式大体相似，而且“中国中部的省份，更具代表性”。桃源一中1993年开始申报省重点中学，三年后的1996年终获资格。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校长很自豪，“最近6年，我们学校出了四位湖南省高考状元”。

湖南省另一座城市重点中学的前党委书记，现任市政协文教委主任的李女士说起自己曾供职的那所学校，“湖南最早兴新学，是第一批的官学”。李主任从这所学校毕业，然后任教，做校长做书记，后来进入市政协。“1952年，我们学校是湖南省6所重点中学之一。80年代恢复重点中学后，又成为重点中学。”但是，即使成为了重点中学，作为校长的她也未必是轻松的，她回顾说，“主要的压力”来自学校基础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王义生说：“重点中学并不是终身制，你必须面对一轮轮的审查。条件不合格，自然会被淘汰。”

成为一所省重点中学，在湖南是这样一种程序，王义生以自己学校的经历介绍说：“我们首先向县里申报，然后由县里往市教育局呈报，最后报省教委。一般规律是，一个完整的申报过程走下来，需要三年左右时间。”在三年时间里，学校最主要的是面对省教委指导组的指导检查，不断地有意见反馈给学校，学校据此改进。最后进入专家评审阶段，由专家无记名投票。如果投票被选中了，还要张榜公布，听取社会意见。没有意见了，最后发文批准。“我们1995年10月就通过了无记名投票，但直到第二年的2月才挂牌（批准）。”

重点中学的标准，“非常细致，但大体上讲，主要考察三方面，首先是办学条件，这里面包括生均面积、教学用房、电教设备、图书仪器、运动场地等一系列细则；其次是师资力量，主要看高级、一级教师的数量；第三是看办学成绩。”王校长显然对这一系列标准非常熟悉，他说：“最简单地看，学校建设要看两方面能不能达标：硬件与软件。”而硬件，即使已经在主持重点中学的李校长，也觉得是很主要的压力。

办重点中学的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副教授杜育红说：“纲领性的文件是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记者查阅了这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标准表述是：“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

“因为教育经费有限，各地的首要选择，当然是扶持重点学校。”回溯这段历史，相关教育学专家这样论说，“这也是穷国办大教育最为现实的选择。”而对湖南省而言，“由省教委来督促检查验收重点中学，也是省里促使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重要办法。”王义生说。

在“硬件”与“软件”两项里，王校长最初的叙述十分简单明确，“硬件是政府的事情；而软件，教育质量才是学校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曾任省重点中学党委书记的李女士那里来观察，“师资条件是判断一所中学最为关键的条件，而能够进入重点中学候选行列的，比如我们那所中学，在这方面都是有优势的。然而硬件排不到教育质量前面，却是大问题。”

当记者与王校长更深入地讨论桃源一中的“硬件”投入后，有一组数据仍然令记者吃惊。从1993年开始申报省重点中学，到今年为止，10年时间，“桃源一中基建投入6000万元，而政府直接的拨款，只有400万元。”—只占全部经费的6.67％。

更具体研究桃源一中的基建投入，王校长说：“从申报重点中学到1999年，我们投入了2000万元左右，最近这4年却投入了4000万元。”其间的变化，又涉及重点中学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王校长描述申报省重点中学时，“当时国家教委的领导来视察，要求‘软件从严，硬件从实”’。所以，当时的基建投入，“学校并没有太多的欠债”。政府直接拨款400万元，而10年之间桃源一中的基建投入是6000万元，其间完成的条件，王校长坦言，“政府给政策”。

择校：教育供需双方的得已与不得已

李女士在学校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分管的是后勤与基建，“因为我们学校是重点，所以当然有很多不够分数的学生要进来。当时的程序是，教委批条子，学校接受。同时作为交换，他们也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再后来，上面不准择校了，有的家长给钱，我们不敢收，就把我们新购的课桌凳椅发票给家长，他们报销。这样可以不走账，上面来查，我们也只有实物，发现不了。不过，学校自己倒是有一本账。”李女士叙述的这段历史，基本上属于80年代，“那个时候，哪个家长说给赞助800元、1000元，我这个当校长的，都感动得不得了。当时花钱买教育的实在不多，一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一届招生360人左右）。”

真正的变化，李女士的总结是，“发生在1993年”，“那时候，要求进入我们学校的太多，因此由学校打报告，报到教委，再由教委报到市长办公会。我们当时明确提出，要择校的一律要交钱，并且规定低于录取分数的标准。”有意思的是，当时对学校提出来的择校生“一律交费”的申请，最为反对的是教委，他们的条子作用不太大了，“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学校与教委及其二级机构工作人员的孩子可以不交费。”开的这个“口子”，又因为没有包含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时间大家都议论纷纷”。

从全国范围看，“择校”这个名词也在这个时候，成为流行的用语。最通俗地解释“择校”，即初中统考没有达到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的那一批学生，又希望进入重点学校学习，因其“择”而需要交费。教育部财务司一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各地“择校”收费兴起，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最后由纠风部门出台一个控制的界线，由此形成了一个‘规费’，即规定的收费项目”。

记者曾专门查阅1996年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与财政部《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在这个行政性法规的第十二条里，这样写道：“普通高中除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以外，未经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联合批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但是，这是针对“普通高中”的，“重点高中”并没有相应条款。

简单地看，多位教育行家总结说，“对优质教育资源享受的社会性意识，开始于90年代初期”，也即此时重点学校受到了社会广泛的重视，众多家长“持币待购”。而此时申报省重点中学的桃源一中，却面临基建投入的严重缺口。“政府给的政策，就是可以招收50％的提高收费生”，王义生向记者叙述时，从来不用“择校生”，在桃源，专门的用词是“提高收费生”—“也即学校正取生（进入录取分数线后学生）有多少，提高收费生也可以招多少。”在桃源，现在提高收费生的费用是一次性交纳8000元。王义生再三强调，“这个金额是经过上面反复核算的”。当然也正是这项政策，使桃源一中有条件开始他们向省重点中学冲刺的硬件建设。

在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中，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呢？（Imaginechina）

微观的学校财政结构及其运作

即使是省重点中学，李女士说，“可能也只能跟大城市的普通中学相比”，当记者拿出一份北京普通中学的财政收支结构数据与她讨论时，她仍吃惊其数目之大。

这是一所北京的附中（初高中都有），其校长描述他们这所有2000名左右学生的学校“刚刚进入北京示范高中的考察行列”，“用普通中学来定位是准确的”。

其2002年的收支结构是这样的：总收入1620万元，其中国家拨款1300万元（占总收入的80％），学杂费收入94万元（6％），财政专户（捐资、择校）226万元（14％）。

如果考察其教师收入，去年教师总收入为610万元，按这所学校200多位教师来计算，平均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但其工资收入的构成，又分两部分：国拨工资（占工资比例的68％）与结构工资（32％）。更为细致地考察，国拨工资部分，主要是按教师的职称来框定其收入结构，这叫基础工资，各学校在这一部分并无差别，除此还包含：书报费、洗理费、交通费、独生子女补贴、住房补贴与各项生活补贴。该校校长解释这部分工资，“都是国家直接拨付的”，但占教师收入32％的结构工资，“需要学校自己想办法，这部分是短缺的”。教师的结构工资，由两部分构成：岗位津贴加课时费。一般而言，教师的岗位津贴按五级递减：校长、副校长、主任、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班主任、备课组长。而课时费，非常简单，即上课越多，得到的补贴越多。“基本上学校会避免一个教师身兼两职，因为不会给他两份岗位津贴，如果身兼两职，也只能就高不就低拿岗位津贴。”

仅以记者考察的这所北京市普通中学而言，相关被采访对象在研究记者提供的学校财政结构后都坦言，“教师的收入至少没有超过社会一般水平线”。但是，构成其结构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来源，显然只能出自“择校费、捐资助学费”。

交费选择高中，被定义为“择校费”，但对小学与初中国家要求就近入学的学生也选择学校的，相对应的即为“捐资助学费”——“这不像择校费，目前还有‘三限’，基本上这一项是随行就市的，太低了，学校基本上不会考虑。”除此，学校可能还有一块收入，叫“共建费”，即企事业单位与学校“共建”，单位出一部分钱，其单位子女可以入此学校读书。

比较而言，择校费、捐资助学费与共建费，没有进入1996年三部委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与《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但在现实运作中，却往往属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途径。

同样，也正是因为结构工资存在，拉开了不同学校教师的收入档次。北京一位大学附小的校长描述好学校的苦恼是“如何提高待遇留人”，他比较的结果是，“重点校的教师，（收入）一般能高出两成左右”。

在更具体的择校费、捐资助学费与共建费管理上，记者考察的各地方式又有差别，但在水面之上的基本都经过一个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并提取一定比例的过程。一位研究者在研究这种管理方式后，发现的问题是：有一些部门把这部分钱作为教育经费冲抵了教育的投入。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教育投入看上去增加了，事实上学校经费仍然严重短缺。

细察教育部已经处理的部分学校乱收费问题，虽然名目各异，但其目的除了弥补学校公用经费不足外，相当部分源自提高教师“结构工资”部分。麻烦之处在于，学校的乱收费，又延及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学生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

有意思的是，当记者将自己考察的北京普通中学财政结构百分比刚刚向杜育红说完，他立即的反应是，“你说的这所学校肯定是北京的”。他的这一判断出乎记者意料。杜育红曾实地调查过全国各地中小学，他发现的事实是，各地教育经费总收入部分中，国拨经费像北京这所中学占到80%的，并不多见。

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实行“一费制”是今年治理乱收费的重点之一（路透/Reuters）

教育成本与入学高峰

普通中学财政结构中的教师结构工资需要“学校另想办法”，而对像桃源一中那样冲刺省重点中学的学校，则更有硬件投入的直接需求。而这种种需要，从目前实际的学校运作来观察，都选择了收取“择校费”等三项费用来满足其需求。王义生对此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教育成本。

王义生1988年任副校长，2000年任校长，他同时还是常德市人大代表与湖南省党代会代表。对桃源当地的教育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他相对缜密地计算出一个桃源高中生一年的教育成本在3500~4500元之间。这是一项非常麻烦的计算，要综合考虑教师工资、学校图书设备以及日常办公经费等等因素，“最困难的是现在电脑更新太快，其成本的摊入需要特别当心”。对自己计算出来的教育成本，王校长也利用各种机会在湖南各地验证，结果是“可能长沙会比我们高一些”。

有了教育成本的基数，王校长下面的推演就有了逻辑前提。

目前对教师编制的定编方式有两种，一是班额制，一是师生比制，无论是北京，还是湖北与湖南被采访的学校，基本都采用师生比制，“因为这样教师数会稍稍多一点”。而师生比的比率是高中13个学生配一位教师，“这样算下来，52个学生的一个班，配4个教师。国家一年拨教育经费是4万元。重点中学每学年学费是2000元，52个学生总共就是10.4万元。”—这两项之和是14.4万元。

如果取平均数，即一个高中生一年的教育成本为4000元，52个学生的成本则为20.8万元。成本与实际的收入相比，那么一个班级每年的教育缺口是6.4万元。

王校长据此提出他的问题

“第一，每一个班级每年6.4万元的缺口如何弥补？第二，基建投入的缺口，又靠什么来弥补？”

在向记者谈及学校基建投入时，他强调说，最近4年“投入达到了4000万元，而申报省重点中学时才只有2000万元。”其间的差额，不完全是因为为了达到省重点的标准而对基建进行“硬件”投入，相比于后面的原因，省重点的“要求”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开始进入读高中的高潮期”。王校长更深入，同时也更令记者惊叹的调查也正来源对这一事实的发现，他对桃源现在在读的各年级学生进行统计，发现的事实是：90年代末，桃源每年毕业的初中生只有7000多人，而今年达到了11000人，明年会达到14000人，2005与2006年是高峰，将达到15000人，其后开始下降，直到2009年才会回复到8000人左右。“现在的校舍建设必须考虑到未来入学人数的变化。”

与桃源初中毕业生现在逐年递增的事实相对应，这所学校70年代一共只有17个班，800人左右；80年代24个班1200人左右；90年代末则跳升到36个班；2001年有54个班3700人；2002年70个班4300人；而今年则是76个班5300人。“学生人数的增长，一方面因为学校是省重点，要求人学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也因为到达了高中入学的高峰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四年基建的投入会达到4000万元的原因。”

而基建投入的相对困境又在于，一幢楼房如果使用60年折旧完毕，“但建设之时却需要将分摊到60年里的费用，在短时间内拿出来。而现实却又是现在你不得不投。”目前桃源一中基建的资金分别由三部分构成，“收费、贷款与包工头垫资”—后面两种选择也相应分摊资金压力。

从办学者立场发现的事实，如果放到桃源县的整体背景观察，王义生给出的结论却不那么令人乐观，“桃源县100万人，吃‘皇粮’的2万人，其中教师包括退休在内有1.05万人。教师的‘裸体’工资，也就是不包含国家开口子的150元的特殊生活补助与60元的夜餐补助，一年就接近1个亿。整个桃源县的财政收入，一年是1.78个亿。仅仅教师吃饭，就占了财政的60％。能够正常发放教师的工资就很不容易了。”

宏观的财政投入与增量发展

放在更大范围内观察，桃源一中的发展及其现实与困境，教育研究者坦陈它是“中国的一个样板”。

深入探究教育乱收费的原因，记者发现，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包括教育部官员坦陈的三大原因，与新华社报道的原因大体一致：缺乏监督、经费困难、资金截留—首先是学校受利益驱动，且缺乏有效的临督机制；其次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校自身经费困难；第三是教育资金被有关部门截留、挪用。

1985年北师大教授王善迈与经济学家厉以宁开始研究国家教育投入问题，王善迈告诉记者，当时他们选择了38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国家进行教育投入分析，建立数学模型，算出其投入占GDP的比例。从时间顺序上看，这项研究后来形成的一个结果是，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上，计划中国教育的投入2000年达到占GDP的4%。但根据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向媒体提供的数字：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这几年略有增长，2000年为2.79％，2001年为3.19％，2002年为3.3％。学者温铁军对此的分析是，1988年价格改革形成抢购风潮，而与此对应的是金融系统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并同时调整贷款利率，如此带来强大的财政压力。后来又碰上“三角债”，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对教育的投入没有达到预期。

不过，从政策面来分析，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开始在结构上发生变化。教育研究者李祖超研究发现，从90年代开始，政府财政拨款进一步向基础教育倾斜，重点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与此对应的事实是，高中与大学非义务教育，相关研究者称，“开始半市场化运作”。即使以湖南省重点中学为例，1999年完成了全部重点中学高中与初中分离的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只交“杂费”，而无“学费”。

2003年8月28日，合肥市全面清理教辅材料市场，个别书店教辅材料存在无版权页的不规范现象（Newsphoto）

按照傅松涛的观察，教育成本支付主体是“国家与消费者之和”。而“消费者”在小学、初中与高中，支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高层的教育部官员与基层的实际办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其自身经验，都真诚地感叹，“中国的困难确实还是在发展中办大教育”。这层中国现实，教育专家金熙斌说：“也是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时重新提出多渠道投资教育的基本背景。”他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历程，“我们60年代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后来则是以国家为主的多渠道筹资。”

王义生校长提出的问题，“第一，每一个班级每年6.4万元的缺口如何弥补？第二，基建投入的缺口，又靠什么来弥补？”事实上由他及桃源一中的实践给予了答案——争取成为重点中学，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提高收费生”，而他们所交纳的经费形成的增量是桃源一中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王校长向记者坦陈，他们一年按政策性收费，可达1000多万元，这部分资金“弥补了办学缺口，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固定资产”。

李女士在主持她那所重点中学时，寻找增量的策略同样是“不违反政策”，也即“坚决按上面核定的价格收费”，但同时扩大学生数量—“我们除了正取生与按比例招收的‘择校生’外，其他学校的学生我们也招收一批‘代为培养’，但学生档案仍放在原来学校，还是拿原学校的毕业证。我们跟家长说好，你的孩子主要是想享有我们好的教育，所以档案与毕业证不是主要问题；同时我们也向那些给我们提供学生的学校按比例返还一部分费用。这样双方都高兴。这样，三四年后，这些‘代为培养’的学生也可以发我们学校的毕业证了。”

在中国现实下寻找的增量发展之路，王义生说：“目前我们已经进入注意贫困生的问题。对那些正取生，却仍交不起国家规定的学杂费的，经过我们考察认定，已经开始免除其学杂费了。同时，每年还由家长与教师捐资成立扶贫助学基金，也向企业募资。这些加起来，每年大约有30万元左右的项款，可以使接近300个学生受益。”即使已经进入相对良性循环的桃源一中，王义生还是强调，“最为重要的是加大政府的投入，并且规范各种收费行为，特别要严惩乱收费。”

但是对中国现实下的这种增量发展之路，从学者的角度观察，持异议者并不是没有：“多元化的筹资体制改变了学校的行为，使其越来越偏离理想的与道德的追求，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利益的实体。当学校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理想与道德的追求时，学校就越来越变成了技能的训练场，甚至最终成为分数至上的考试训练场。”

记者在与杜育红讨论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时，他对现在教育与学校的困境给出的描述是，“发展与公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