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日子


#数字游民
“当你脱离打工一族的思维方式后,你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很多。”
2018年刚辞职的时候,符烨还不知道什么叫“数字游民”,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背包客,因为无法脱产生活,才顺其自然地进入了一种边旅行边工作的状态。
在此之前,符烨作为项目经理已经工作了近5年时间。期间,她做过教育集团的管培生,尝试过几个月的英文戏剧教育工作,也在初创公司带过营地教育的项目,之后又做了两年教育及环保相关的社会创新工作。尤其是最后一份工作,尽管很少加班,却要经常出差,“我大概统计过,每个月有5到15天都在全国各地跑”。
这段奔波的经历让符烨提前适应了远程工作的节奏。短短两三年里,她几乎把国内大部分地方跑了个遍。因为喜欢旅游,刚开始工作时,符烨常常会在出差后安排两天假期,就为了能在工作之余,与城市多一些关联。如今往回看,这些都成了她最终向“数字游民”转型的铺垫。
真正促使她决心改变的契机,来自于一位程序员朋友的死讯。符烨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她发现在北京虽然开心,但循规蹈矩的职业未来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升职、加薪之外,“少了点有冲劲的东西”。想着还有一份英语口语教练的兼职可以养活自己,符烨决定辞职休息一段时间,给未来寻找新的可能性。
和大多数人一样,辞职后符烨的第一反应是先回老家文昌住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陪陪许久未见的父母,一方面也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试错。尽管有兼职,但前几个月里,符烨的收入只到“温饱线”,收入骤减让她一度非常低落,父母和周围人的疑惑也让她颇感压力。“我的家人曾问我什么时候打算回归正常生活,但为什么我这种生活就是不正常的?”符烨感到不被理 解。
为了摆脱在小城中被审视的不适感,也为了探寻生活更多的可能性,符烨决定去南美旅行,那是她大三间隔年时实习过的地方。口语教练的兼职工作是支撑符烨旅行的核心保障,很多时候为了下午可以和背包客朋友一起徒步,符烨会在半夜起来赶工。当时她身边的朋友鲜少有“数字游民”,所以对于她这样一边玩一边工作的状态感到不解。“我的朋友包括当时Airbnb的房东,他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出来还要工作。”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是一种幸运。直到在南美待了3个月后,符烨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这样的状态就叫“数字游民”。紧接着她就加入了一些社群,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数字游民朋友,还在不久后遇到了伴侣—就像沙丁鱼找到了自己的鱼群,某种程度上这缓解了符烨的孤独感。

在数字游民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自由职业者。在符烨看来,成为“数字游民”需要同时满足两种条件:一个是资源全部线上化,工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能完成;二是生活和工作地点不固定,保持一种游动的状态。至于是否兼职还是远程工作,抑或是创业,都在数字游民的职业范畴内。
符烨自己也经历过从远程工作到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过程。当“数字游民”的头几年,符烨为一家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全职的远程工作最需要克服的是时差困扰。当她在东南亚旅居时,她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但到了南美,很多时候她需要凌晨3点起床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远程工作还是有其自身的限制,这种待命感让我觉得有压力。”2020年,符烨辞掉了这份远程工作,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
外界对于“数字游民”的普遍感知是不确定性太高,符烨并不反对,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她接受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试图在流动中寻找稳定的部分。
收入的稳定是首先能带给人安全感的。除了兼职英语口语教学外,符烨还开设了一些“数字游民”的职业规划课,同时,她还会定期给媒体供稿,写一些有关社会议题的内容。不过,不靠旅行赚钱是她的底线,“我希望我在旅行的同时也有钱赚,但我不希望这个钱是靠旅行得到的,否则我的出行地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不会去做特产代购,或者靠带队赚钱。”符烨认为,不靠旅行赚钱才能长期地成为数字游民。
为了保持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符烨开始严格划分自己一天的时间,同时固定工作地点。有时她将自己写稿的时间放到下午两点到三点;有时她将写作附着在另一个生活习惯上,比如午觉醒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稿一小时。在这样的节奏下,符烨每周都能出一篇稿子,相应地,收入也趋于稳定。

频繁游动的时候,符烨一两周就会换一个地方生活。初期,符烨也喜欢移动户外办公,但现在大多数时候,她还是倾向于室内。电脑已经成为符烨的一部分,去哪儿都要带着,但一般情况下她还是会在室内把大多数事情干完,留一些可干可不干的活在户外,“室内办公环境相对稳定,干扰较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当收入和工作节奏趋于稳定,符烨规划起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她给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还在线上和线下置办了一些资产。目前她还没有生育的打算,但她也观察到,一些数字游民聚集的地方已经开设了“数字游民”学校,她自己身边也有一些“数字游民”家庭把孩子送去上学。在符烨看来,数字游民并不是只管潇洒不管现实,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的东西都差不多,“首先要吃饭,其次要交友,最后要养老。如果决定要长期以‘数字游民’的身份继续生活,这些事情都要事先规划好。”
如今“数字游民”这个词已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最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象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工作面临困局时选择离开,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分享自己的旅居日常,摩洛哥、希腊、阿根廷、新加坡……但像符烨这样,将边工作边旅居作为终身状态的人并不多。对更多人来说,“数字游民”只是职场困境中的一次自救,是工作疲惫时的一次充电,或是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场表演。
曾经,符烨也有过孤单感,也曾觉得“数字游民”的工作模式是否与传统职场相距甚远,是否就此断了自己的职场生涯,但现在当她已经能在游动的状态里守住可控的那部分,她便更有底气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这种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当你脱离了传统打工一族的思维方式后,你会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有很多。”10年、20年,符烨不敢说自己会在“数字游民”的状态里待多久,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她希望是一辈子。

#裸辞社群
“你非常需要有人告诉你,你做的东西是对的,你要坚定地做下去。”
去年4月从公司品牌部辞职的时候,张璐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组建一个裸辞社群,给其他裸辞的伙伴传递能量。
这并不是张璐第一次裸辞,在她的前四份工作经历中,除了有一次是被裁员,其他三次都是她的主动选择。张璐是个对自己有清晰规划的人,从市场营销专业毕业时,她就做了盖普洛优势测试等各种职业向测试,根据自己的能力优势选择了广告公司文案的工作。在她看来,广告行业“自由且f ancy”,然而现实情况是,辗转了3份工作后,张璐发现个体在乙方的整个链路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最后一份工作,张璐尝试跳到了甲方,但也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自主权,上级的想法就和甲方一样,成为衡量她产出的主观标准。“一直被别人评判,不知道自己到底好不好。自我非常小,总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今天能打多少分。哪怕今天是100分,也很害怕明天对方又给你打-100分。”张璐厌倦了成天活在他人评价体系里的工作。
那段时间,张璐常常一边哭一边回复微信上的工作消息,乳腺结节痛到胳膊抬不起来,加上疫情封控在家所产生的压抑,她终于决定辞职,“感觉都要世界末日了,我怎么还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觉得自己很差劲,我不想面对这样一个差劲的自己了。”
这一次辞职后,张璐决定不再上班,而是做一名自由职业者。这个念头早在从第二份工作离职的时候她就有过,但那时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一次,在最终向公司提出离职前,张璐就已经开始在小红书上发帖寻找那些裸辞的人,以采访的名义去了解其他人裸辞后的经历,与此同时,她将采访后的总结内容发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裸辞小张”上,想试试做自媒体的机会。

正反馈比想象中来得更快也更多,仅仅第一个月,张璐发布的十几篇内容平均点赞量就达到500左右,其中一篇更是超过了1000,更重要的是,许多陌生人给了她肯定和夸奖,这带给她在过往的职场经历中很少有的成就感。
于是,这个原本只是出于私心而开启的项目,就自然而然成了她裸辞后的第一项工作。很快,她的小红书粉丝量就涨到了接近5000人,大约第三个月,就有一些媒体平台和广告商找她撰稿。与此同时,很多想要裸辞或者已经裸辞的人因为她的内容聚集起来,她索性牵头组建了裸辞人社群,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经历、分享心得、抱团取暖。
2022年11月,张璐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场裸辞人线下分享会,现场来了50人左右,她还请来了开瑜伽店的老板和一位人生教练一同分享。活动的效果出乎张璐的意料,她发现原本有些内向的自己也完全不紧张了,反而很享受和大家交流的过程。有一位前同事参加完活动后对张璐说:“我觉得之前在公司里看到的你是枯萎的。”
线下活动的尝试给了张璐极大的动力,她开始将“裸辞茶话会”变成固定活动,每个月至少分别在上海和杭州举办一场。每场活动10到15人,每个人可以用10分钟左右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后留一小时的自由交流时间,不过大部分时候,一小时是远远不够的。热烈的讨论氛围让张璐感到自己做的事情被认可被需要,并且这是来自一群人而非一个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