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浸泡中的南京

（文 / 庄山）

7月5日，一场暴雨几乎使南京城变成了水世界，按行业人士的说法：“这样强度的降雨从技术上说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承受的。”如此看来，单纯抱怨市政设施的毛病好像有点不够客观 

大水淹了龙王庙

“7月5日那天，我的车和城建局领导的车也都淹在水里熄火了。”南京市副市长戴永宁说他在推车的那一刻感到从没有过的尴尬，颇有戏剧性的是，那一天，他刚刚出任城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任命书还没到手里，突来的大水已经让他开始了连续几天的奔忙。

孟向阳的情况可能比市长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为南京市排水管理处排水行业管理科科长，7月5日凌晨3点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叫起来，“排水处进水了”。这条讯息让他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我刚下到楼门洞，一脚就踩到了水里”。但是到管理处的路比他预计的顺利，排水处专门开设的“小石排水热线”不断接到居民的电话求助，然而水势的发展让他们实在是有心无力。

据南京市公用事业局局长薛乐群介绍，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暴雨强度太大，从7月5日零点开始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10毫米以上，接近百年一遇。而排水处规划科科长谭沭兵按照南京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千年一遇，“比南京有记录的最大的一场还要高一倍”。

7月8日晚，记者从南京禄口机场出来，出租车司机张恩承说飞机如果晚到10分钟，就可能降到合肥去了，结果车行不到5分钟，暴雨便倾盆而下，硕大的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视线彻底被遮挡，只能看到前面车辆红色的尾灯。张恩承觉得这雨比起7月5日要小很多，那一天，南京市区多条主干道都被水淹，他开车去中央门，水已经没过了车灯，“车就好像船一样，水在车窗边哗哗流。”无数车辆在水中熄火，张看到最惊险的一幕是，一辆白色的依维柯只露出了一尺多的顶子。

从7月5日始，孟向阳就不停地在全城到处跑，然而他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街道曾经被大水阻断。记者在排水处看到，“小石热线”的房子距路边大概两米，还要上两级台阶，但在房间里离地面十几厘米处，依旧留着一条清晰的水印，门边柜式空调也已经泡坏。据统计，这场暴雨造成了南京市97株树木倒毁，3783户受淹。戴永宁感觉这样的损失还属万幸，因为“长江水位还没有达到回顶的高度，另外，恰好是个星期六，多数人没有上班”。

其实，按照南京市的排水要求，降雨量100毫米时保证在雨停后4小时排净，降雨量150毫米时，在雨停后8小时排净，“这一次城区的积水也基本是在8小时内排净的”。

黄马褂的烦恼

行路如过河，一名孩子正艰难地行走在人行道上  

记者在南京采访的5天中，雨基本就没有停过，路上随处可见套着黄色背心、背后印着“排水”字样的工人。据孟向阳介绍，南京市10个区，每个区都有市政工程管理所，小的所一两百人，大的所三四百人，平均每个所都有专门的排水工人三四十人，排水处管线所还有80多人，“7月5日开始，我们采取人工辅助的办法，为加快排水打开下水井盖，摆上警示牌，为了安全，还派专人看守，各区能出动的人全出动了”。

然而，记者采访时，还是不断听到被淹家庭对城市排水的抱怨。在鼓楼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前面的马路上，记者看到两名排水工人各自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一头套着一把小铁铲。他们不断地打开路两边的下水盖，把掏出的杂物装到手推车里。他们对市民的抱怨感到很委屈，“好几天我们都没有正常休息过。能做的都做了，雨那样大，水不仅不往下走，个别地方还像喷泉似的往上涌”。

南京城建在丘陵的一处较平缓地带，多水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点，城南有秦淮河水系，城北有京川河水系。排水处规划科长谭沭兵向记者讲解了南京市的排水体系：南京市平均地面标高15～20米，而长江水位一般不超过9米，地势10米以上的就采取自流排入长江的方法，主城区自流面积占了一半。而地势低于10米的地方就要通过机泵把内河水排放到外河，整个南京市有45座泵站。各街道的地下管网是雨水汇流的主要通道，按照国家0.5年至2年暴雨重现期的城市排水设计标准，南京街巷执行标准按0.5年，主干道按1年，重点地区按2年，记者看到南京市排水设施示意图标示的地下管网“密得像蜘蛛网一样”。

7月5日的暴雨真正“考验”了南京市的排水系统，而排水系统存在的问题似乎也就是让“黄马褂”们感到莫明烦恼的主要原因。必须承认，这次南京城内积水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水量太大；泵站排水能力不足；河道、水面没有腾空水位，以致水位涨得太快，顶住了排水等等。但与市民的质疑相一致，行业人士也认为，城市管网发展的相对滞后更加不容忽视。

南京城市的主干道路骨架是30年代形成的，那时的很多管道目前还在使用，这些超过30年使用年限的管道其实早就该改造。据测算，主干道上的遗留管线已经低于0.5年以下的标准，个别地方沉陷，有些树根已经深入管道内部，估计排水能力最多也就剩下0.1～0.2年了，这其中可能还没有包括建设工地偷排水泥浆、污水系统建设中搞截留等损失的流量。

另外，由于城市的雨水管道一般是埋得最深的，浅则二三米，深则六七米，所以尽管制定了许多管理措施，但还是形成了重建设、轻管理。谭沭兵介绍说，南京市从1990年以后开始结合道路建设增大管网建设投入，1998年以后每年投入增加到1个多亿，但1998年规划部门所做的排水规划，河道、雨水管网、泵站、水闸、桥涵等建设改造需要的资金是40多亿，显然，差距并不是一时间能够弥补到位的。

城市的进步与落后

城市建设把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硬质地，渗水能力大大减弱，更加剧了暴雨给管网设施带来的压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所所长谢映霞告诉记者，从全国范围看，与城市经济增长不相协调，整个市政设施落后、欠账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南京市铺设的地下排水管道根据汇水面积不同，直径最小的300毫米，最大的2米，今年70岁的城市防洪专家文康认为这种标准已经足够了，“国外也都是按照1～2年暴雨重现期建设，管道设计能力太高，等于把地下都挖空了让水排走，这既是巨大的浪费也是不可能的”。文康更看重的是非工程性措施，即在暴雨来临时，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高尔夫球场、操场、停车场等设施充当临时滞蓄水的场所，使地表径流量有一个时间差。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专家都认为市政设施投入不足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有限，很多情况其实和领导的观念有关，“盖一座大厦，建一处广场，修一条道路，塑一座雕塑，这样政绩多么明显，而地下管网修得再好，谁能看得见呢？”专家们认为更为严重的是，城市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忽略了对生态破坏的考虑，从而加剧了“工程措施所无法解决的自然灾害”。

减灾是软道理？——访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城市防洪专家文康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的大水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

文康：从整体看，我们国家城市的防洪能力偏低，就我们对全国地级以上的230多个城市所做的调查，远远达不到国家标准。国家规定的城市防洪有三个层次的标准，第一是防洪标准，就是说沿大江大河的主要城市外河防御能力必须达到50年一遇。第二叫除涝标准，中等以上城市在出现24小时降20年一遇的暴雨时，应该在24小时之内能够排走，这个标准包括城郊地区。第三叫排水标准，要求较短历时的暴雨城市没有大面积积水，这个标准控制在城市管网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很快，但防洪能力却跟不上，症结究竟在哪里？

文康：发展是硬道理，减灾是软道理，城市往往只注重开发，不出现大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会考虑到保护。国外在城市开发时，必须保留百分之多少的水面率，必须保留多少坑塘等，都有明确的指标，而我们甚至把有洪水风险的土地都卖了。水患管理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获得社会承认的前提是法的问题。而目前我们不仅法制尚不够健全，管理体制也存在很大缺陷。防洪交给一个部门管理才能做到统一考虑，而我们三个层次的防洪标准分别由水利和城建等不同部门在管理，大家甚至在多少年一遇的计算方法上都不一样，致使一些时候水利部门就好像消防队一样，问题出来了，我们才上去。水务一体化已经提了好几年，但进程很缓慢，江苏省地级以上的城市仅有几个实施。看来，真要统一起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环境灾害不是城市化的错——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环境灾害的产生，城市发展与环境问题真的难以调和吗？

刘治彦：二者绝对不是一组悖论，我认为正相反，恰恰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才能解决环境问题。确实，在城市发展中，洪涝、干旱、沙尘、污染、流行疾病等等现象都有增长的势头，但这并不是城市化的错，国外城市化率在70%甚至80%以上，比我们高得多，怎么就没出现问题呢？我刚在内蒙古做了北京沙尘暴问题的考察，那里的放牧在损毁100多万公顷的草地，呼伦贝尔旱得都只剩下草根了，对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还是农牧业。而城市人口聚集，无论从经济还是生态上说，用地效益要比农牧业用地高许多，必须承认，只有城市化才能减轻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压力，更有效保证人与环境的安全。

三联生活周刊：在目前城市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倡生态环境的大量投入是不是显得有些奢侈？

刘治彦：按照城市经济环境关系曲线，人均1000美元以下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到1000美元以上就会逐步协调，但这条曲线是从完全封闭的系统考虑的，无论如何，我们的发展不能再去试错。同样的钱，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和环境建设之间总会选择前者，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大缺陷，没有按照市场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去考虑。其实，环境是城市的区域背景，良好的生态是投资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