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48)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洗脚水

刘利

一个弃妇，是我的闺中密友，前年被男朋友抛弃了，寻死觅活三天三夜，好不容易从地狱里爬出来，醒转过来就是咬牙切齿的一句话：“我要好好活，活给他妈的那个混蛋看看！他日再见我不叫他肠子悔青了我不姓赵！”从此之后赵小姐发奋图强、卧薪尝胆，没两年的功夫就混出了人模狗样，时不时在报纸电视露个脸儿，煞有介事地谈她怎么经营事业怎么经营爱情怎么经营成功女人的一生……每一次抛头露面前赵小姐都要给我打电话，她倒不是要我去瞻仰她，她想让我帮他猜测猜测，那个混蛋会不会正赶上看这份报纸抑或这次电视，是否能看到她现在的光彩照人……她太想实现当初想叫那个男人肠子都悔青了的宏图大志了，如今那个男人是否把肠子悔青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的肠子都要笑青了。

我笑的是我十多年前谈恋爱，一不小心也给男友甩了，跟她一样上天入地要死要活三天三夜，这个赵小姐跑来看我，我奄奄一息中挣扎着爬起来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活给他看！她嗨了一声说，你罢啦罢啦，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当这人没存在过，你是要漂亮，你是要事业有成就，你是要家喻户晓，可是这可不能为了他，他是谁呀，他有什么了不起，呵，呵，即便我将来不漂亮，我不学无术一事无成，我就算是一堆豆腐渣又怎么着，姑奶奶我乐意！

当年我就在她的一番豪言壮语的激励之下奔赴深圳了，多少年后见到那个家伙，他已经迅捷地出落成一个中年男人了，我们坐在咖啡厅，唱机里播放的居然是那英的《辛酸的浪漫》，哀怨的那英在唱：“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眼前的人，倒也是一副“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的样子。他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就这样，跟大家伙儿没太多不一样，他问我这话的时候漠然的眼光开始有些游移闪烁，也不知是不是我的自作多情，我觉得他那眼神里有些许不安与愧疚，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读过这样一段话，说一个人，他在上游洗过脚，总有一天他会在下游喝到他上游流下来的洗脚水。这个聪明的人马上明白我在说什么了，他有点子惊恐看着我，不知道我下面还会说出什么让他不堪的话来，我实在有点困了，就伸了个懒腰说，还好，至少我没喝当年我俩洗过的臭脚水。

现在想来，大煞风景的我把一场辛酸的浪漫弄成了洗脚水，不过失去一场诸如此类的浪漫总比你喝下你的洗脚水强多了。我的朋友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她这两年拼却全身力量只在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去喝一滩洗脚水。

美容与兔子

杨不过

据说，女人将月收入的1/3拿来购买化妆品是比较合适的比例。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发现如果照这样做的话，我很可能一个月都要喝西北风。因为我不能想象自己顶着一张红是红白是白的脸却穿得破破烂烂，那么，所有的收入大概都要花在这臭皮囊上了。

这尚且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况。如果有了孩子，虽然我可能不是好母亲，但也是断断不能让他饿着肚子欣赏一个风骚老妈的。

所以说，像我们这样苦命的所谓独立现代女性，只有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一直很羡慕电视剧里的小女白领，按说挣钱不会多，但个个衣着光鲜，随便一个提包都是LV、PRADA，住得都是一个月租金上万的房子，人也很纯情，不时伤春悲秋，打死我也想不出来她们哪儿来的钱。反观自己，却只能对付着用点乱七八糟的化妆品，一张脸也日益乱七八糟，实在郁闷。

后来一个朋友转行去做了化妆品，我才晓得，用来装饰我们脸蛋的化妆品原来那么恐怖残忍。刚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副作用，比如引起癌变甚至影响生育，因此要经过很多实验才能拿去销售。为了看化妆品是否刺激皮肤，要在兔子身上涂化妆品看有没有红肿坏死，过一段时间还要杀死它们，观察内脏有什么变化。还有很残忍的眼睛刺激性测试，看产品对人类眼睛的刺激程度。因为兔子没有泪水，测试品不会被冲掉，因此成了最好的实验对象。实验时会把化妆水甚至指甲油灌进它们的眼睛，在观察角膜的变化后，会取出与另一只眼睛对比。最后，还要把化妆品喂给老鼠吃，然后看它们吃多少才会死。当然人不会去吃这些化妆品，做实验只是以防万一。

我是典型的妇人之仁，一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兔子和小白鼠，再看见那些花哨的瓶瓶罐罐就觉得惨绝人寰。于是整整一个星期洗完脸涂点甘油就跑到单位，虽然省掉了涂涂抹抹的时间，但每次被人问是不是生病了，这令我几乎厥倒。一向沾沾自喜于自己还算年轻，这下受到重大打击，原来我已经到了不乔装打扮就无法见人的地步了。

据说在国外，年轻人化妆的并不多，因为那时候怎么看都漂亮，到老了不行了才要遮盖起来。我们则是年轻时全遮起来，到老了就破罐子破摔，所以大街上不再年轻的人都那么难看。

这让我心理好歹平衡了一些，并且决心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青年男女看齐，从此不再伤天害理。但愿等我老了，那些兔子和小白鼠已经不再受罪，让我心安理得做一个花红柳绿的老太太。

再见理想

布丁

前几天，翻出一本《美国文学选读》，只有下册，这本大学教材里收有数十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大多是选段，马拉默德的《伙计》，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我读了几段，恍惚之间好像是第一次阅读它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看的是中文译本，现在再看英语，竟然如从未接触过它们一样，让我沉静又激动。我想起当年有个师兄，写了篇《苦难像一块料子》，是评论《伙计》的，还有我们是在一个拉上窗帘的教室里看《推销员之死》的录像。当年我们念的是中文系，却比外语系的学生更热爱外国文学。那时候我们有理想，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尼采说过，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你把他从天堂赶走，他还能想象出一个理想主义的地狱。那时候的大学就是个文学理想的天堂。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时刻捍卫着自己的文学理想。有一次汪国真来学校办讲座，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里面有中文系的师妹。我就敲着窗户大喊：不许听他的讲座，快出来。还有一次是人艺的演员来学校座谈《天下第一楼》，当时杨立新还没有去演《我爱我家》和后来的一串电视剧，他发言说他们演员在全聚德烤鸭店体验生活多么认真，然后我就站起来讲，我们是想和您谈论戏剧、讨论人艺的前途问题，不是想听您对我们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那时候我可真不知道什么叫害臊，最过火的是“当代文学”考试，试卷上最后一道大题目是分析杨朔散文的特点，我只记得这家伙写过的《荔枝蜜》等一堆文章，就在试卷上做答——杨朔的散文太差了，让我们分析他的作品实在是对大家智力的侮辱。学期结束的时候，当代文学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他打算让我及格，给60分。我跟他说，不是我对考试不尊重，您要是让我们分析马原的小说，我保证认真写。

现在想起来，那个老师真不错。只是马原还写过什么新小说再也没看过。文学理想早已不见。如今只读新闻、时髦书籍以及各种杂文或专栏，总之就是一堆没有文化的文化人写的东西，即使想对这个“没有文化的文化”现象做出反思，也发现自己当年学会的一点批评和思维方法都忘得干净了。

《纽约》杂志电影专栏作家大卫·丹比大概也是遭到了同样的困惑，所以在1990年回到他60年代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重新读了一遍文学专业，然后出了本书。我想我现在要回到大学里，是不是还要分析杨朔散文的特点呢？

也许从这本《美国文学选读》开始，我就能找回以往的那些阅读感受，找到当年读《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漫旅程》时的那种激动，那时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就在文字之中。

为脱衣舞辩护

莫幼群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说“感谢妓女”，社会学家孔德和作家永井荷风娶的便是妓女。实际上，自然科学战线也跳出过为脱衣舞娘辩护的科技工作者，他就是费曼，史上最逗的物理学家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费曼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时，经常光顾一家脱衣舞酒吧。但任何国家都需要搞精神文明，美国警方兴趣来了，也会扫扫黄。一天，警察突击检查这家酒吧，逮捕了几个脱衣舞娘。酒吧老板希望老主顾们能为他作证，不料大家都突然正经起来，有的甚至说：“如果家长知道我去那种地方，他们就不会把小孩送来参加我经营的夏令营了。”只有费曼对作证一事大包大揽。虽然他也有老婆孩子，而且江湖地位已经相当于我们这儿的院士了。

在法庭上，费曼的身份是社区的知识分子代表，他毫不脸红地把脱衣舞说成是社区各阶层喜闻乐见的群艺活动。辩方律师发问：“既然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都看脱衣舞，你是不是说它可以为社区所接受？”这时费曼的学究气上来了：“我必须知道你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是什么意思。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被每个人接受，因此所谓‘可以为社区所接受’，指的是有多大比例的社区居民接受这件事？”

辩方律师大概提出一个小巴巴的数字，控方律师当然反对。法官宣布暂停，他们到里面的房间讨论了15分钟，决定必须是50%的社区居民都能接受。事关神圣的数学，所以费曼逼着法官们想得更精确些，但是他也没有实际数字作为依据。费曼感到凑足50%的支持率并不难，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不仅在量子领域有效，在人子领域更有效——关键时候谁都有借口。最后官司果然输掉了。

这究竟是一个数学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说，数字在其中占据多大的分量，它是不是一根任人拉扯的猴皮筋？在《人民反对拉里·弗林特》里，性书大亨拉里·弗林特成了独夫民贼，而人民的数量真是趋于无限大；有时又是一票否决：比如一个黄毛小儿的失足就可能使一本书被判定为有色读物，几封家长苦兮兮的来信就可能使一个城市的网吧暂时歇业。

想当年费曼也是一纯情少年，他与第一任妻子阿琳高中时就好上了，在校园里牵手、接吻、拥抱……后来阿琳患上结核病，费曼仍不顾一切地与她结了婚。离费曼参与的第一次核爆炸只有一个月时，阿琳去世了。可是费曼一直处于麻木状态。几个星期后，他路过一家商店看到了一件连衣裙，他想要是阿琳穿上一定很美。这时他才突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或许就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