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鲲：从英雄到毒枭

（文 / 金焱）

周鲲  

贵州省公安厅在缉毒行动中抓获的毒贩  

英雄成长史

水城县公安局前任政委吴奉禄说，周鲲个子不高，稍胖，脸上有股杀气，他的那种劲儿和社会上的渣皮(当地话指流氓)一样，容易打到敌人内部，加上他能吃苦，就把他专门拉上来分管缉毒。

周鲲由社会招考而进入公安系统。吴奉禄回忆说，水城县公安局那一次招考进来十几个民警，都分到基层派出所。周鲲在派出所3年办了所里90%的案件，因此1992年被提拔为新建的红岩派出所副所长。吴奉禄说，红岩派出所和另一个派出所共同分管的小田坝是贵阳到水城的必经之地，也因车匪路霸猖獗而为省公安厅特别关注，“这里人烟稀少，是个陡坡，从1989年到1993年间拦路抢截猖獗，周鲲的应对措施是以强硬对强硬，为此当地人中有一部分要杀周鲲。”吴奉禄说这是周鲲性格中的一个弱点，人很刚硬，但不会动脑筋。在辉煌的工作成绩下，周鲲这个弱点一直被忽视。因为他在红岩所的成绩，周鲲被调到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

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负责人说，六盘水是毒品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仅盘县一个县吸毒人员就有2000多人，而盘县在云南的流动人口就有几万人，有相当比例的人从事贩毒犯罪，原因之一是盘县有贵州通向云南的三条国道之一。雷平说，六盘水是全国17个毒品重灾区之一，这里的特点是外流贩毒严重。

1997年水城县公安局一位局领导走马上任，他说，那时周鲲所在的缉毒大队在省里就已经有名气了，而1998年和1999年更是连破几个重大案件，“我们缴获了上万克的毒品，确实是丰收”。那两年周鲲的经历为他自己编织起一个更大的光环。据说周鲲每次的角色都是卧底，与毒贩面对面周旋。1999年1月16日，他们又破获了贵州省最大的贩毒案，荣立集体一等功。省里的奖励是把他们评为“破大案先进集体”。

当事人回忆说，因1998年周鲲工作突出，县委作出决定，周鲲享受正科级侦察员待遇，而禁毒队最先是股级，后来升为副科级。对于周鲲的正科级待遇，贵州省公安厅官员说，公安局的局长才是正科级，周鲲是与局长平起平坐。

为一个称号

周鲲出生入死换来的知名度，只是局限在当地和公安系统内，但周鲲自述自己的沉沦之路却使他真正地广为人知。对周鲲的自述，雷平评价说，有事实也有虚构的部分。

周鲲自述中很惊心动魄的部分是毒贩子用100万来买周鲲的人头和他的岳父家被炸。周鲲说，1998年初，局里在看守所截获了外传的纸条，看守所里关押的大部分嫌疑人是我抓回来的，他们在看守所搞串联，密谋要除掉我。缴获的纸条上表明，他们准备用100万来买我的人头。一位水城县公安局负责人说，当时局里关押的一些贩毒分子在看守所里确实有反应，但没有到“串联”的地步，只是号里的线人反映说，云南有个姓马的毒枭放话说要用100万买周鲲的脑袋。此事周鲲向他汇报之后，“局里对看守所采取了紧急措施，为防止出事，有一部分嫌疑人就转到了六盘水市公安局看守所看押”。

1999年，毒贩子们把炸药埋到周鲲婚后一直居住的岳父家。据周鲲说，毒贩子们算计周鲲晚上看完《新闻联播》会到单位去加班，所以爆炸的时间是晚上7点30分。那一次周鲲说家里的门窗几乎全震坏了，楼上、楼下邻居的家也受到冲击，大门被整个炸飞出去，对面的一堵墙砸出个直径30多厘米的大洞。幸运的是15节炸药8节炸药放了哑炮，周鲲当晚没回家，其家人在另一间屋子吃饭，没受到伤害。事后，水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回忆说，六盘水市公安局办理此案，市局领导跟他谈及此事说怀疑此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周鲲，另一个可能是针对与周鲲同住一单元的钟山区某领导，在这位负责人印象中，此案最后也没有定性。这一突发事件引发了对周鲲更严密的保护，“我们让与他同住一楼的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对他进行保护，同时把所有的路灯、照明灯都开着，找楼里的干警个别谈话注意有情况发生”。

在热热闹闹的两年过去后，从2000年起，周鲲迎来了平淡甚至难熬的日子，在某种程度上，前两年他辉煌时埋下的种种矛盾在这时统统爆发。对媒体，周鲲一再说父亲的离世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个由头遮盖了很多复杂的因素。

在六盘水，知情者说前些年居民冬天喜欢烧铁炉子，2000年5月周鲲父母煤气中毒住院，周父抢救无效死亡。此事确实对周鲲打击很大，在以英模的身份接受采访时，周鲲说：“缉毒让我付出了许多代价，但我不后悔……”在以贩毒嫌疑人的身份接受采访时，周鲲由此说，荣誉远比不上金钱权势。

水城县公安局前任领导说，周父去世后，周鲲提出其母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不妥，他们想要在双水新县城重新安家。“我与县长和分管副县长谈了此事，说周鲲是全国先进，考虑到他的身份问题，请县里重视。县里开了县长办公会特批了一亩地给周家，地点也由周鲲自己选。”

其实在1999年周鲲岳父家被炸后，就有人提出周鲲作为禁毒侦察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不宜继续做缉毒工作。这个建议被县委否决，理由是“周鲲是县里面树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也不能换”。

三年后的2002年，周鲲自己提出不希望再做缉毒工作。据周鲲自己说，当时市公安局找他谈话，想提拔他到市局任禁毒支队长，“可县里领导说，现在的成绩都是多年积累而来的，到市里又得重新来过。县里现正考虑你的位置问题，半年内一定解决。半年后，县公安局调动领导岗位，上上下下我的呼声最高，但最终结果却出乎意料，提拔4人中没有我。不久，领导许诺我调城区派出所任所长，可一个星期后打电话说，所长的位置被打了招呼；又许诺到经侦大队任队长，过段时间又说该职位已有人选，不易调动。我从别人嘴里得知上任的都是有关系的，才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可棋子去闯去牺牲是为了保帅，我是为了什么呢”。

因周鲲出事而受牵连的一位原公安局负责人说，在周鲲没有竞选上副局长后，我当时和他谈过，他的态度没有反常，只是说能不能调换一下职位，甚至他都愿意去下面的派出所。这一次周鲲调动一事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大家都认为他该动一下，因为在他的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被动局面”。“后来我们决定在调整局下面的科所队二级班子时再动他，可是还没调整到二级班子他就出事了。”

特殊人物的命运

水城县公安局领导说，从2002年起周鲲工作就不是很主动，这一年周鲲没有完成缉毒工作任务，“市里每年有任务量，包括缴毒指标数、破案数、收戒吸毒人员数和劳动教养人员数四大指标，周鲲有三个指标没有完成”。

这里的一个背景，行内人士说，毒品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后者是“不立不破”，而毒品案件是“不破不立”。因为毒品案件牵扯到犯罪者的共同利益，所以隐蔽性很强，缉毒人员需要主动寻找线索，主动出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周鲲得以成为缉毒英雄。“水城县的毒品问题是六盘水市最轻的，而周鲲破的几个大案子几乎都是在云南破的，那时他经常去云南办案，他使用的线人也主要涉及云南方面。”

贵州省公安厅缉毒负责人也说，过去我们侦破毒品案件不规范，要外出办案想去就去了，没有请示也没有报告；随着禁毒工作逐步规范，“区域控制”成为规范的主要方面，主导思想也变成了“立足本地”。2001年底，缉毒工作的调子又定为毒品案件线索也要审批，周鲲出去的次数少了，破的案子也不多了。

更大的危机是缉毒大队里有很多人对周鲲意见非常大。水城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有些荣誉并非基层上报的，而是由上面决定的。有一年省委下来一个考察组，我们才知道周鲲被选定为全国劳模贵州省的三个候选人之一。分管周鲲的公安局副局长说，省里分配到六盘水一个劳模名额，无疑又落到周鲲头上。省里后来又来考核他出席十六大的代表资格，那一次调查干警们反应了他的一些问题，我才发现干警与他的矛盾那么大，以前我只知道他与队里的领导班子不和。

荣誉的归属是争执的一个方面，经济利益分配是另一方面。缉毒队成立之初，据周鲲说仅有三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五张凳子，不用说与毒贩接头时要用的“样款”，连必要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都不敢奢望。案件有了线索，看“货”时必须要带现金，大家只好分头找人借款，东拼西凑凑足。经济危机始终存在，吴奉禄说，水城县是最穷的一个县，从1993年以后他们就从来没有报销过出差费，工资也只能发应发工资的2/3。六盘水市公安局纪委书记王锦霞说，水城县公安局这几年经费特别紧张，办案经费、差旅费、汽油钱都得不到保证，靠民警自己想办法解决，甚至以前出现过“车子出现场没有汽油”的情况。在财政不能保证的前提下，周鲲们就靠罚没毒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分管他的副局长说，缉毒工作“不光打还有防”，周鲲在这方面的安排造成了一些矛盾。

经费上的弊端暴露了周鲲的弱点，而在大队里，他的形象是比较霸道，“和其他人磨合不好，执法很随意，想关就关，想取保就取保”。分管工作的一位副局长说，成绩太大了，大家就放任这些问题了。

在个人前途上产生的不满、个人主义的膨胀加上经济利益的诱惑，最后导致了周鲲从英雄变为毒枭，而在此过程中，有吸毒史的“灰线人”李学军成了关键人物。

2002年贵州省公安厅缉毒总队缴获的部分毒品  

另一个极端

武汉方面的信息是，李学军是当地两大黑帮中花帮的人物，在六盘水以贩养吸。以线人的身份，李学军经常光顾缉毒大队，“哪个人坐在哪儿他都一清二楚”。2001年，水城县公安局负责人说：“李学军三次盗窃缉毒大队，最大的一次盗走了几百元的照相机、皮衣和零星的无主毒品。”这件事使水城县公安局很难堪，也因此下决心破案，最后李学军被值班干警抓获。

李学军被刑拘后，一直没有报捕，后来有关负责人了解到，周鲲写过报告，说明李学军有立功表现，在毒品案件上愿意举报，于是李学军又被放了。知情者说，李学军是水城县人，水城有人在武汉贩毒，因此李学军在武汉可以找到上线和下线。

李学军打动周鲲的诱饵是帮助周鲲办案，破案的同时还可以搞到钱，这两点正是当时周鲲最需要的。知情人分析说，周鲲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希望渺茫，转而希望在经济上有所改观。据说他以其岳父的名义在当地开了一个煤矿，后来又接了一个公路工程的项目。不过周鲲自己说：“先后两次投资，损失了30多万元，到处躲债。2002年5月左右，我成天被要债的朋友追着，为还债去赌博，还打过公款的主意。”

武汉警方的消息是，从2002年7月至11月，周鲲指使“小苏”等人先后10次驾驶三菱警车，从西南某市以每克100元的价格购买毒品，乘坐火车将毒品携带至武汉，卖给武汉毒贩。10次共购买海洛因7050克，前9次购毒品所得赃款87万元转交给周鲲。2002年10月2日，周鲲曾亲赴武汉贩毒。

作为缉毒大队长，周鲲贩毒的优势是有专款专车和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利用，他前后9次亲自驾驶警车去云南接送，据说其中一次被云南交警拦截，周鲲亮出他的身份，并说是缉毒过程中抓到了毒贩子，就被放行了。在红岩派出所当过联防队员的余明达、苏兴昌(小苏)也相继被周鲲拉来入伙。2002年11月19日，武铁警方在武汉侦破一起毒品案，李学军被抓获，随即供出了上线周鲲。

对于周鲲的案件，武汉警方说，此案涉案人员共计18人，8人已被刑拘，作案12起，涉案毒品海洛因9850克。警方缴获运毒汽车1辆，缴获毒资19.6万元。 毒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