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低生育率

一张能够容纳30张卡片的住院人员记录表，挂在北京市平谷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平谷妇幼”）产科住院部护士站墙上的显眼位置。2023年7月19日，这张表里一共插着4张住院产妇的档案，少于当日值班护士的人数。楼上的产房里也没有产妇，3位助产士在一间封闭产房里值班、对着电脑学习。

这是这家二级妇产医院近期的常态—平均每天迎接一到两名、每月迎接三十多名产妇。当记者在空旷的护士站里问“什么年份出生的人最多”时，从护士堆里远远冒出一个声音：“猴儿年！”—她说的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发布的第二年。那是产科难得拥挤和忙碌的时刻，工作人员几乎都记得，当时平均每天接生数在10个左右，医生和护士“白天连夜班”地工作。

平谷妇幼的医护人员的感知与人口变化的大趋势一致—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孩子增多”到“孩子骤减”的过程。2016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有1786万人，是从2000年起至今的最高值。新世纪以来，新生儿数量一直在1700多万到1500多万之间波动，2016年的增长虽明显但并非剧烈。相比之下，2017年之后5年的出生人数下降则是大幅且迅速的：从2017年的1723万人，到2022年的956万人—2022年也是中国人口在1961年以后首次出现负增长。

中国人口在1961年以后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人口大国”的背景下，许多生意和服务最终都能与人口的变动相关联。其中，最直接受到出生人口骤降影响的是与新生儿和幼儿相关的产业：产科医院、母婴消费品、幼儿园……正常情况下，一个孩子在出生后的几年里，需要依次在这些环节消费、获取服务，而如今骤然的少子化直接导致了需求减少。从产科开始，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规模的收缩像波浪一样，依次冲击着这三种产业，促使它们发生改变。

产科的波动时间线

和平谷妇幼的产科工作人员一样，几乎每家妇产医院的医生都能说出近年接产婴儿数量的重要变化节点：相对稳定且数量不少的“以往”，突出多的2016年、2017年，以及骤减的近3年。医护的职业生涯也随着这个起伏的时间线而波动。

女性怀孕后在妇产科建档不再是难事，即使在曾经“一档难求”的医院也是如此。范玲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妇产医院”）的退休产科医生，她向《第一财经》杂志回忆，以前孕妇若想在北京妇产医院顺利建档需要跨过数个“门槛”：首先孕妇必须在本院做B超看到胎儿、胎心，其次需要在社区拿到母子保健手册，然后她要在本院听完孕妇保健营养课程并获取证明，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和证明无效。如需“加号”建档，须产科主任亲自审批签字、盖章、手写日期，防止作假。

在生育高峰的2016年、2017年，北京妇产医院的床位供不应求，每个月平均的新生儿数量是1200个上下。但到了2022年、2023年，这个平均数字是900个左右。如果近期有孕妇来这里给孩子建档、计划在此分娩，基本上都能如愿。

当然，北京妇产医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核心区域，同时是全国知名的妇产专科三甲医院，对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经验丰富。因此它有相对北京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虹吸效应，受到的冲击并不算非常严重。

安静的平谷妇幼与北京妇产医院的情况相反，或许更能代表全国多数产科医院。平谷区如今只有妇幼保健院和平谷区医院能接收产妇分娩，后者作为综合类三级医院有更大的容量和吸引力。此外，平谷在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地带，属于北京远郊区，与通州、昌平等近郊区相比难以吸引年轻人居住。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数据，在2010年到2020年间，平谷区和上海的崇明区类似，是北京市唯一一个“90后”占比降低的区域。在这一层面，区域内出生人口下降的问题还应叠加育龄人口外流的情况考 量。

类似案例还有河南省信阳市下属的一个人口流出大县，这里有1/3户籍人口常住外地，2020年的常住人口是59.25万人。一位当地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19年到2022年，全县的活产人数从6160人降至3788人。和10年前相比，该妇幼保健院产科接待的产妇数量从平均每月50人降为10人。

这些医院的产科因为这种剧变而收缩。平谷妇幼住院部的二层和三层曾经都属于产科，共有43张床位，2016年出生人数多时还需要在走廊里加床。如今二层不再归产科使用，余下的三层一共有23张床位，2023年7月19日这天的住院产妇数只占其中零头，无论她们住在双人间、三人间还是六人间，几乎都和住单人间一样清静。顶峰时期的20多名护士有一些被分流到了妇科和儿科，如今只留下9人；10名医生里有1名转到了妇科，还有1名正外出进修。此外，产科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3年只拿基本工资、没有奖金。

中国幼儿园和在园幼儿的数量都呈下降趋势

在收缩的产科，工作人员不再只谈论最核心的“接产”工作。已经退休的平谷妇幼产科主任纪立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由于整个平谷区出生人数减少，曾经能够接产的社区卫生院已陆续停止了这项服务，在上一批产科工作人员退休后，这些单位也不再有产科编制延续。这意味着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需要接替一部分社区工作者，花更多时间在全区孕产妇的日常保健工作上，例如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以及对高危孕产妇的随访。此外，助产士和医生都有了机会去其他医院进修，北京妇产医院就是常见的目的地。由于工作量减少、时间宽裕，医生和助产士们如今的进修时间被允许达到一年。

无论在哪家医院的产科，医生们都会主动谈起自己对于少子化的理解：关照自己、热爱享受的独生子女一代到了生育的年龄，但还没有给孩子奉献的心思；双职工父母往往在金钱和精力上都有压力，而孩子会带来更多负担。此外，持续3年的新冠疫情也是显性的干扰因子，即便医生们感知到的多是个体原因：在2019年年末疫情初现后，有人因为担心感染影响孩子健康而避孕或流产；疫情期间，因为知道自身有感染的风险，并比平时更加频繁地谈论和面对生死，有人产生了保全自己、不谈生育的想法。有两家医院的医生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22年年末全国疫情扩散期间，她们所在医院的怀孕建档人数明显少于前后时间段，依照目前的建档数量推测，2023年9月出生的新生儿将是近期的最低谷。

而无论原因为何，站在2023年的时间点上，医院产科正在共同面对少子化的现实。如何利用过剩的人手、时间和空间转型，是他们更乐于讲述的故事。

几乎每一位产科医生都提到了自己未来工作的“精细化”倾向。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医生周莉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和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入行时相比，如今她接手的高龄、有并发症的产妇都明显增多，北京妇产医院35岁以上产妇所占比例在2021年是30.8%，2022年是34.6%。同样增多的还有出现并发症的产妇，原因之一是针对孕妇疾病的检测技术更加精细。她认为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因为产妇人数的减少而变得更清闲，这是因为对于这些特殊产妇的照顾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产科医生真的有空余时间，她觉得应该精进对这些技术和知识的研究。

2022年8月，北京妇产医院开设了12间自费的特需产房，它们原先是产科普通病房，包括四人、六人等多人间，曾经能容纳32张床位。而6年前，为了响应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积极应对生育高峰，这家医院的围产医学部曾取消全部的特需病房，将其扩充为普通病房。

当时，住普通病房的产妇需要先去产房里分娩，结束之后再去病房休息。如今北京妇产医院的特需产房则每一间都是单人一体化产房（LDR产房），产妇可以在里面待产、分娩并在这里产后恢复直到出院，比在普通产房、病房里获得更细致的照护，同时自费承担3. 5万到6万元的费用。

母婴行业的增速已出现放缓

在新生儿出生的高峰期，平谷妇幼的产科医生也不会思考“改善服务”的问题。但如今，面对市场变化，纪立平向《第一财经》杂志提及，平谷妇幼需要“收公立医院的价格，努力提供私立医院的服务”。

6月，纪立平带着新的产科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找到了同样从北京妇产医院退休的范玲，后者如今在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担任医疗总监。这家私立医院的分娩费用定价在3万至9万元，全部配备单人一体化产房。纪立平希望同事们能在这里学到更多细致服务产妇的方式，进而提高平谷妇幼产科的质量、吸引更多产妇建档分娩。

范玲也在为新世纪妇儿医院的产科思考如何利用闲置空间和人力的问题。这家私立医院的产科共有28张床，2017年以前每个月接待的产妇能超过120人，到2022年平均每月是80人，2023年，范玲预估平均每月接生量还会下降。

她认为私立医院的努力方向是扩展与生育相关的医疗服务。为孕产妇开设疼痛门诊是尝试之一，针对女性孕期和产后的腰部、耻骨、尾椎骨等疼痛做康复治疗。此外，这家医院也开设了“产后维养”服务，也就是在产妇有需求且医院房间富余的情况下，分娩后可以续费在医院多住几天，甚至可以延续到坐完月子。空置的产房有望被重新利用。

在平谷妇幼，整个产科变慢了、安静了，谈论“心理适应”“产后修复”等精细保健变得自然。2016年，在这里顺产分娩的产妇最快能做到24小时出院，为排队入院的产妇腾床位；而如今往往会住3到4天，等到新生儿出生72小时、做完听力筛查后再走。产妇多住在医院的这些天里，每一个人都会获得护士一对一的母乳喂养的宣教和帮助。此外，这家医院已经开设近10年的盆底康复中心被反复提及，由产科人员负责，治疗项目是为了缓解女性的产后尿失禁、盆底肌松弛、盆腔痛、骨盆倾斜等症状。纪立平认为，这些项目在未来需要重点加强，并希望它们成为平谷区产妇选择来平谷妇幼分娩的原因之一。

2015年前后，母婴消费曾是投资的热门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