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名义下减税救市？

（文 / 朱文轶）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一个月内，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先后出台了4项针对部分个人所得税、进出口关税和部分行业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的优惠政策。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减税政策？

钱晟：通常情况下我国税法所规定的税收减免有三类，一种是针对一些特定福利行为的法定减免，一种是经过国税总局备案的特案减免，还有一类是临时性减免。这次面对疫情威胁所采取的税收减免属于第三类。事实上，政府目前进行临时结构性减税的政策选择是超越经济意义层面的态度表示。我为什么这样说？目前疫情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还只限于旅游、娱乐、餐饮等第三产业范畴，而这些行业并不完全构成我们国家的税源大户。在近几年的国家税收都有七成以上来自于制造业，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全局的程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恰恰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多，能够完成大量的就业指标。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不久前的“两会”第一次将就业率列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仅次于经济增长率指标，这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把“人民就业问题”放到了一个头等大事的位置。维持就业率、保持稳定才是政府对这些相关行业减免税收的真实用意，这体现了经济政策以民生为本的原则。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遭受非典沉重打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出8项救市措施，涉及金额约118亿港元，这其中大部分为减免税费的措施。对于这样的“减税救市”，有人推测，目前的局部性减税很可能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税费减免政策。您认为是否存在这种可能？

钱晟：可能性很小。香港地区是有特殊性的，它是个轻税港，税收对香港财政收入的贡献远不及内地。虽然减税是一剂强心针，但“全面减税”的提法还是应慎之又慎。首先要充分考虑疫情影响是不是到了一定非要减免税收的地步。我认为，尽管疫情让疫区和非疫区的经济都受到影响，内地的经济现实是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异性特别大，不可能类似香港、台湾这些地区采取“一刀切”式的减免。这里，税收上的“实指征税”原则同样适用，你要想减免税收，需要向税务局上报，根据你在去年基础上营业额减少了多少，那么税收就减免多少。

三联生活周刊：第三产业受损，首先影响的是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这些都和地方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地方财政能不能拿出足够的钱来贴补税收空缺？减税如果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会遇到哪些障碍？

钱晟：目前的税收减免实际上是由地方财政自己承担损失，所以已经实行税收减免的都是财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像北京、广东、浙江，光杭州市5月份出台的13项经济扶持政策，直接减少的市财政收入就达到1亿元以上。这笔钱是许多贫困地区没有办法拿出的，需要中央财政来填补。这里面有个潜在的矛盾。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中央、省、市、区四级分享。今年各级次分享比例为60%、15%、12.5%、12.5%，增值税实行中央、省、市、区四级共享，各级次分享比例为75%、8%、8.5%、8.5%，地方政府往往不满中央政府的抽税过大，总试图争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自己手中，而省和省以下的财政体系的关系更是复杂。如果非典得不到很快控制的话，防治压力、税收减免会影响一部分省份的财政体系，地方政府会主动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便争取更多的税权。这对财政制度会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