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39)

（文 / 龚震 单士兵 严燕 林之民 巩凡 流沙 曹林 程尚）

建立高校反腐预警系统

江苏淮安 单士兵

据广东省检察院称，目前高校已成为新的腐败重灾区。为此，广东省检察院与暨南大学不久前签约，就该校基建工程等实施“职务犯罪同步预防”。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目前，我国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并享有办学自主权，如招生权、人事权、财产的管理使用权等。在高校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监督新机制时，一些领导人由于权力过大，就有了职务犯罪的条件和土壤。近年来高校腐败行为多集中在基建、财务、物资采购和成教等部门，并有“扎堆腐败”的特征，很多都表现为院长、副院长或处长、副处长集体谋划，办公室主任协同，会计或办事员共同参与，实施犯罪。通过这种权力之间的营私纠合，形成一定范围法治的死角。检察机关到高校“设防”，就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校务公开得以推行，达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目的。

我们还该公布什么？

北京 严燕

虽然政府每日公布“非典”患者和死者的人数及分布情况，但数字给人的还是模糊的集合信息，许多谣言钻了这个空子正在为所欲为地传播，而公众却没有识别能力，非常容易造成恐慌。笔者认为，在信息发布方面，我们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公布名单是提高信息可信度的良策。名单既不可能漏掉一个人，也不可能多出一个人，否则就会遭到质疑或者被抗议。公布名单的另一个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自己周围发生的变化，该提高预防警惕性的则提高，不对周围人妄加猜测，搞得人人自危。其次，公布感染原因、死者状况和死亡原因，以及治愈者状况和康复原因，疑似者状况和排除原因，被隔离医院和地区的状况，等等，这些都是对公众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非常宝贵。对它的了解，有利于发挥公众自身防疫的积极性，科学、理性、积极地调节自己的行为，配合政府早日结束这场疫情。

老百姓为什么恐慌

北京 林之民

北京地区每天发生的SARS被传染者数量逾百，普通老百姓因此而产生慌乱情绪，我以为是正常现象。而这种恐慌有些就来自我们政府机关有些决策的不细致，或者说不周到。比如说，政府组织SARS病人转移到郊区，这本来是一个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决策，为什么不事先向公众公布转移路线，提醒市民配合？非要让市民通过短信息渠道传播，形成不必要的慌乱。一些市民在不了解真相情况下出现抢购，既然我们的物质储备非常丰富，又为什么不能马上就抢购地区调集足够的商品，给大家一个安定感。应该说，市民的安定感还是要靠政府的行为来支持。在市民有可能出现恐慌的时候，政府应该想在人民的前面，使人民有一种坚实的依靠。

公众信任是最大的政绩

北京 巩凡

4月20日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被调整。中央态度明确：在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的重大问题面前，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卫生部也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在接诊“非典”和疑似患者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否则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追究。

这些决定不仅体现了对百姓生命权的尊重，更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公众的信任是最大的政绩。一些地方政府讳言“阳光程序”，甚至隐瞒实情，认为“暗箱程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提倡公众信任是最大的政绩，有利于增强政治凝聚力；政治凝聚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又取决于公众信任。一些官员认识到第一个层次，但却把政治权威简单地认为是权力。

让警察出示证件怎么了

杭州富阳市 流沙

前段时间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有警察上门查户口和外来人口居住情况。开门后，警察四处打量，我妻子下晚班在卧室休息，他问睡着的那人是谁？我觉得十分不快。登记完毕出门时，我多嘴说了一句：“本来你该先出示证件再进门的。”他一愣，说：“我这是执行任务，你想怎么着？”

假借各种理由入室抢劫的案子时有发生，老百姓没有火眼金睛，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不会疑心，那是老百姓的淳朴和厚道。但警察是保卫人民的，主动出示证件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关怀。再说，执行公务应当出示证件，这是一个常识。警察不肯出示证件，说穿了不是他们不懂，而是目中无人。最近陕西渭南发生了一起“警察铐少女”事件，4名警察传唤少女的父亲，年方15岁的孩子要求警察出示证件并询问传唤理由，不料竟遭殴打，还被强行戴上手铐拉进警车。这样的警察和这样的行为何时才能绝迹？

“高考移民”与失败的政府干预

武汉 曹林

又到高考报名时，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纷纷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方法大量流向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等地迎考。当地学生与“高考移民”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如去年海南某县近4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聚集到县委门口，要求“保障海南学生利益”。

所有的“不平等”都源于利益流动和分配的不可逆。在没有给欠发达地区“优惠政策”以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当然也源于“不可逆”：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只会流向发达地区，资源、资金也是这样。当时的政府干预并没有从“可逆性”上进行制度设计，而是单纯从扶助“弱者”着手，寄望以强制性的“给予”制造平等，形成了欠发达地区高考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另一种“不可逆”的流动结构也就出现了。在新一轮的政府干预中，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可逆”的利益流动和分配机制，以“制衡”而不是以“优惠”分配利益。

对求职中的年龄歧视说“不”

河南郑州 程尚

《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里讲了这样一件事：美国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规定，雇主不得对求职者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等予以歧视，如果雇主问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未被聘用的求职者就可以受到歧视为由告上法庭。1967年，美国《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雇佣时不得对40岁以上的公民有年龄歧视。此后，雇主连求职者的年龄也不敢随意打听了。即使这样“苛刻”，雇主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择人(比如面试。但登出广告公然排斥一部分人的工作权利，那就是对他人的冒犯)。相比较而言，求职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尤其是弱势群体。求职是每个人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法律不能对年龄歧视再袖手旁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