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匿名分娩的权利之辩

（文 / 曾焱）

帕斯卡拉·奥蒂也夫  

2月13日，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判了一起很特别的案子：38岁的法国妇女帕斯卡拉·奥蒂也夫(Pascale Odievre)要求人权法庭促使法国政府放弃妇女具有匿名分娩权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一条文将使她永远无从知晓生母是谁。这起官司历时5年，曾在法国几经周折并最终被巴黎行政法庭拒绝受理。围绕着帕斯卡拉的身世之谜，一场司法和人权上的“匿名分娩权利之辩”变成了持久战。

很多巴黎人都通过媒体知道了帕斯卡拉的故事：刚生下就送进社会救助机构，4岁时被现在的家庭领养，她和亲生父母间惟一残存的联系只有这些年来侥幸未被改换的名字“帕斯卡拉”。20岁，帕斯卡拉开始渴望了解自己身世。25岁，帕斯卡拉在巴黎圣-万桑德保罗医院找到了自己出生文件，但“母亲签名”一栏里，名字被完全遮盖，只有一段医院工作人员记录。帕斯卡拉后来对新闻界把亲生父亲称作“母亲的男友”，因为她从记录里看出那是个冷漠的男人，他在西班牙有法律上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在法国却和她母亲长期同居，先后丢弃了包括她在内的三个孩子。帕斯卡拉被这个可怕的遗弃事实弄得崩溃了，她想找到另外两个兄弟，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最终在抑郁症和药物里消磨了近十年，至今没有工作，没有婚姻，没有孩子。1998年，帕斯卡拉的精神治疗医师建议她通过法律诉讼寻找最后一线希望以解脱精神困境，并为她推荐了律师。

结果，帕斯卡拉输了。17人陪审团中的10名法官认为法国拒绝向原告提供其母亲身份的做法并没有违背欧洲人权法案第八项条款：私人和家庭生活应受到尊重。法庭在判决中虽然承认，在匿名分娩境况下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两种难以调和的权利”：孩子有权知晓身世求得正常成长，女性有权匿名以保护隐私和健康。但法庭更倾向于，如果在没有得到养父母和原生养家庭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就解开孩子的身世之谜，显然是将以上几方都置入矛盾的境地，而这些个人和家庭生活显然都有受尊重的权利。法国在庭上辩称，基于“公众权利”而制定这项法律，因为匿名分娩事实上最大可能地避免了私自流产和野外遗弃，保护了母亲和孩子健康。而被少数服从多数否决的持不同意见的7名法官认为，“匿名分娩”单方面地给了母亲一方赋予孩子生命却漠视这生命个体的权利，而完全无视孩子的权利，所以法国应该输掉官司才合理。对此，一名赞同驳回上诉的法官回答说：生命权高于一切其他。

帕斯卡拉走出法庭的时候说，对判决结果感到难受，因为她的这场诉讼是很多人的最后希望。

法国目前大约有40万人和帕斯卡拉境遇相同，而且以后只可能有增无减。法国是“少女妈妈”大国，曾有数字统计，大约4个少女中就有一个“少女妈妈”，和日本不相上下。

2001年得知欧洲人权法庭决定受理帕斯卡拉控告后，法国已经在压力下着手修改关于匿名分娩的法律，试图尽可能在孩子和母亲的两种权利间作些平衡。从2002年开始，医院会尽力邀请那些希望匿名分娩的妈妈在一个信封里留下身份，然后封存。如果以后有孩子想要查询生母，可以和新成立的“全国查询个人身份理事会”(CNAOP)联系，该理事会有权打开信封，联络其生母，在取得该女性同意的前提下，孩子可以知晓一切。但这种修改只是增加了可能性，所有决定权仍然由分娩的女性掌握：是否同意留下身份及公开身份。

帕斯卡拉和母亲之间只隔着名字上那薄薄一层覆盖物，但也许一辈子都揭不开了。她对记者表示不相信“全国查询个人身份理事会”，她想要把一切都交给公众去讨论，或者私人侦探去解决。“其实我只想给妈妈写封信，要一张照片。”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