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美 非常罪

（文 / 小宝）

电影《教父》中的艾尔·帕西诺 

从市场表现来看，尤其是从文化市场表现来看，中国人的特点是手艺不高口味高，他们自己的活儿不好，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好活。比如足球，中国制造的球队和比赛水平极低，但中国球迷的眼界之高，恐怕不在巴西队的球艺之下。再比如电影，中国人现在自己都不太好意思多拍片子了，但中国的每个碟片影迷每年要消费百部以上国际水准的电影，他们比奥斯卡的大多数评委更见多识广。

《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毛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就是中国电影观赏人的出色表演，目光如刺客剑锋般锐利，文章比妮可基曼要漂亮，惟一的遗憾是书的装帧过于花哨，照片太多，分散阅读的乐趣。

作者说：“电影是假的，但是没有比它更美好的真实。”歌颂电影，就是歌颂美，电影因为美所以好。暴力、盗窃、背叛、阴谋、荒淫……种种罪恶经过宏大的电影美的表达，比缺乏诗意卑微的善良更能给人以崇高的教育。电影制造业内的惟一罪行就是影片不好看，不能达到电影美学的基本要求。毛尖以唯美的态度阅读电影，书中提到的影片附着的政治观念五花八门相距很远，但都是漂亮的电影。

毛尖电影笔记中的很多电影和电影人我都特别喜欢。像雷蒙·钱德勒，如果我是个作家，我的梦想就是能写出钱德勒笔下那样锋利的对话，那样潮湿阴暗的都市场景，以及潦倒颓唐、但有强大内在力量的人物。还有《教父》，那是为数不多能令所有人陶醉的电影。艾尔·帕西诺升任教父后消灭他所有的敌人，近十个杀戮时刻没有一个相似，每一个都精彩无比。我猜想全世界所有的小丈夫看到那里都会兴奋，虽然我们的握力还不到20磅，但我们一瞬间会幻想有800公斤的力气。

不过另外的一些先锋电影，我能隐约感觉到它古怪的聪明，但永远不会特别明白，更不用说陶醉。过年的时候碰到一位电影导演，他说他前几天遇见一位同行，同行问他：最近在忙什么？导演说：正在拍一个故事片，爱情故事。同行追问：你是说你在拍一个男人和一条狗？导演说：不是。同行再问：那是一个女人和一条蛇？导演回答：也不是。同行说：那么是两个男人，或者是两个女人？导演说：都不是。同行纳闷了：那你拍的是什么故事？导演回答：我是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行惊叫：那你拍的是记录片，不是故事片。

读毛尖的书，有时候会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很老了，想象力到记录片为止，再也跟不上现在的故事。

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发愿编一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这个遗愿到去年完成，九部说史出齐。《细说宋朝》(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出得最晚，听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它的价值有可能最高。

说它的价值高，因为这本普及性读物中的大量内容是作者二十几年研究宋史的发现和心得，和我们的成见很不一样。

过去的教科书教导我们，宋朝积贫积弱，国弱民穷，是个令后人难堪的朝代。虞先生却用大量的故事告诉我们，宋朝积弱未积贫，国弱而民富。那个时代，朝政松弛，民生富庶，文化灿烂。严复说，现代中国人的特点，无论好坏，都是在宋朝形成的。陈寅恪说，中国文化经过上千年的演进，到宋朝登峰造极，然后逐渐衰落，但终有再度复兴的一天。

虞先生的书里不仅有很深入的大看法，更有很新鲜的小故事。过去的说法凡是政治斗争，都因为政纲对立而你死我活。其实天下事哪会有那么一律？近代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那些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慈禧后来都用了，其实老佛爷最担心的不是改革，而是被儿子夺了权。有关宋朝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讲法。《细说宋朝》中就提到，宋高宗忌恨岳飞，主要不是出于对金的和战问题。原来金兵攻破扬州时高宗正在后宫玩耍，乍闻战报，大惊之下从此不举，再也无法生育。迁都临安后，岳飞建议高宗过继别人的儿子当太子(高宗的独生子数年前已死)，当时高宗才30岁，正当壮年，岳飞的建议竟然暗示他性无能。不要说皇帝，就是居委会主任都咽不下这口气。假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里有“伟哥”，忠良如岳飞的下场还不至于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