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华工一言难尽的“天堂”

（文 / 李伟 郝利琼）

在特拉维夫1月5日晚发生的爆炸事件中有22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人遇难，一名中国人失踪，7名中国人受伤   

魂断特拉维夫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纽约打工，‘9·11’时躲过一劫；还有一个在以色列，这次让他们炸死了，她大脑已经死亡了，没几个小时好活。”1月9日晚，老人张楚权向记者叹息说。很难想象，国际局势的动荡，竟对一个舟山群岛的中国家庭有如此切肤之痛。特拉维夫“1·5爆炸案”过去后，老人的女儿张敏民成为第三位中国死亡者。

在这天早些时候，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参赞卢坤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张敏民，“她仍处于昏迷状态，大脑动脉严重受损，导致右脑部分坏死，并压迫左脑。由于处于高烧，现采用物理降温办法。据医生向我介绍，由于大脑严重坏死，其生还几率很小，如果能活下来，将是奇迹”。另外两名当场死亡的遇难者是李培中(男，41岁，山东寿光人，由山东潍坊昌大建设集团公司于2001年7月17日派出劳务人员)和郭爱平(男，福建福清新厝棉厅村人)。“从‘4·12’、‘7·17’到现在‘1·5’，三次爆炸事件已经夺去了6名中国劳工生命，我们多次发布通告，告诉他们尽量避免去犹太人聚集地区，不要乘坐公交车等。”卢坤说。

爆炸发生在特拉维夫老火车站附近的奈夫·沙阿纳街，被当地华工叫做“罗马街”。这里曾经是罗马尼亚劳工的聚集区，中国劳工起初叫“罗马尼”，后来就简称“罗马”。“我们平时最主要的就是去这条街，有500米长吧。”幸存者王治友说，“中国的店不少，卖大米的、拉面的，吃的东西都有，还有不少小餐馆。我一般周六还上半天班，周日休息。休息日时候，我就去那里逛逛，买点吃的，米啊面啊，捎带点猪肉，那地方便宜，一袋米要比别的地方便宜10多元(指当地货币)。有时没事也去那里转悠，主要是那里有中国的电视，很多卫星台都有，是以色列惟一能看到中国电视的地方。那地方也是个红灯区。”

1月8日下午，参赞卢坤去了特拉维夫的Ichilov和Sheba两家医院看望包括张敏民在内的7名中国生还者。卢介绍说：“陈文已做完手术，弹片从后腹穿透身体损害其脾脏，现已做脾脏切除手术。术后疼痛难忍，两腿发麻。但不会有生命危险。储开稳头部有两块弹片，已取出一块，大夫说另一块可留在里边，无大恙，另外左手受轻伤。葛存虹轻伤，左脚受伤，是七位受伤人员中最轻之一。王平桂轻伤，左大腿被铁球穿透，部分右腿受伤，医生要求其出院。王运祥两脚底被弹片穿透成孔，右脚洞大一些，右手受伤。王治友已于1月7日出院。”

“我们希望得到帮助，我哥哥都成这样了……你们能帮我们到以色列驻中国的大使馆去说说吗？”陈文的弟弟陈良对记者说，采访时他正在医院看护。陈家兄弟是福建平潭中楼乡人，弟弟陈良先到以色列打工，2001年哥哥陈文也来了，他们一起住在特拉维夫郊区，去上班经常要到特拉维夫老车站转车，“那天他刚好下班经过这里，爆炸发生了。”陈氏兄弟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找活干，到劳务市场上去‘派工’，“有时候一天只能分到一两小时的活，干完了就没了。派到什么就做什么。干了活拿到钱还可以，拿不到钱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工作极不稳定，全是打零工性质的，干一天是一天，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陈良对记者说他很害怕，“满街都是警察，因为我们都是打黑工的。”

“以色列大约有2万华工，这次所有遇难和七名受伤人员均属非法打工，即无有效签证，其中有一部分人合法入境，即通过劳务公司进入以色列。”卢坤介绍说，“由于以色列内政部对中国劳务签证控制很严，很难续签，所以相当一部分中国劳工在签证过期后继续留在以打工，也是非法打工。”

民工王治友

记者打电话给王治友时，他正躺在朋友的床上休息，等朋友下工后给做点饭吃。1月7日出院后，他连饭钱都没了，房子也到期，被房东赶出来。如果往上想想的话，灾难可能来源于一罐臭豆腐。1月5日那天下午7点多，他路过特拉维夫老车站附近的奈夫·沙阿纳街，想去一家中国超市买点臭豆腐，他正在挑选臭豆腐的时候，第一声爆炸响了。他说，那时他脑子很清醒，想，爆炸了就完事了呗。正当他要付钱的时候，第二声爆炸响了，就在10米开外。他感到自己的腿和胳膊中弹，待他要提脚时，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有一个以色列人示意他坐在路边，会有医生来救他，“那个死去的40多岁的山东人，就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我亲眼看着他死去的。还有那个浙江舟山的妇女，她说她过些天就要回家了，也倒在血泊里。我还是非常幸运的，你看，爆炸离我仅10来米，远的人死了，近的人死了，我还活着。”

如果再往上想的话，王治友的噩梦则更加不清不白，“我们是给人家拐了，有苦说不出”。王是2002年初从老家沈阳出来的，直到6月16日才到以色列，“我们二三十个人在沈阳时，劳务公司说是把我们带到以色列去，哪知却先飞到了泰国，东躲西藏地在那儿呆了两个月。然后又飞回了广州，又在广州无所事事地呆了两个月，然后给带到了埃及，从埃及坐一宿车到了以色列。一路上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是怎么回事，护照一直在他们手上。后来就没人管我们了，我们去问劳务公司的人，怎么找工作挣钱，那人恶狠狠地说，‘钱怎么挣，你们偷渡去呀！’’最糟糕的是，王治友到现在也记不得送他们出国的那家公司名字，也没和他们签过合同。给了他们8万块钱，“应该是有发票的吧”。

迄今为止，王治友在以色列呆了半年了，“实际上只干了3个月活”。刚到以色列的时候，“到处找中国人、求老乡，碰到人就唠呗，说我会点啥手艺，您帮忙介绍个工作”。7月25日特拉维夫第二次发生爆炸的时候，他刚找到活干。王主要在工地上千，盖房子、砌砖头，有什么干什么。“但这里成天抓成天逃的，每天提心吊胆的。一到冬天，活也不好找了。”没了工作，就通过朋友、老乡介绍，或者去劳务市场等活干，“当地劳务市场比较多，三天两天的呆在那儿，也能找到。好不容易找个活，能干个一个月半个月就不错了。干完活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我觉得以色列雇主大多还是挺好的，遇到坏主子就自己倒霉。那些老板总借口你活干得不好，不给钱；你向他讨，他就以报警相威胁。”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王治友到现在还有1000多美元的欠款没拿到手，“不给就不给了，没办法，要不回来了，在这里也没人能够帮你”。起初一个老乡正好回国，送了他一部手机，“我那时刚上了两天班，下班时天黑了，我的手机别在腰上。突然窜出一个膀大腰圆的当地人，抢了我的手机、身上的200美元，还有我的护照。我们中国人打不过人家，抢了就抢了，没挨打就算便宜你了。”

王治友平时都是自己烧饭吃，街上什么便宜吃什么，一个月能买两回猪尾巴(猪尾巴最便宜，12元钱1公斤)，买瓶十几元钱的臭豆腐能凑合个三五天。没去小餐馆吃过饭，那里一碗面要卖十几块钱，够他一天的生活了。王在家爱喝酒，在这儿也不敢喝，顶多喝瓶啤酒，为着省钱去工地干活。在工地都是自己带饭盒去，炒点土豆片什么的就对付了。爆炸前王住在离奈夫·沙阿纳街2里远的地方，四五个人住在一起，房租300多美元。每月每人合计下来，加上水电煤等开支要花100美元。

由于王治友是黑工，躲避警察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般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回房子，主要是怕劳工部的人或警察来抓。我们会找个会点希伯来语的老乡一块去帮着讲价。这里会讲点希伯来语的人很多。房东一般还比较友好，相对也还比较安全，除非你在房子里大叫大闹，邻居报了警，那你就遭殃了。”

王治友说，在特拉维夫，顺利的话，一个月能挣700多美元，除去开销，一月能剩500美元。但他到现在为止只寄回家一万多块钱。无论怎么看，在国内王治友也是个底层的小人物。他的妻子梁素娥对记者说：“我的腰有病，看病欠下很多钱，儿子21岁退伍回家，还没有活干。”王治友出来时已经借了5万元债，5分息，借2万元一年就要还3.2万，5万元的话就要还八九万。

采访的最后，王治友问，“大妹子，今天是农历几号了？”我说是腊八。他叹了口气说：“再过一礼拜我就要过47岁生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什么也一场空。我想家想得厉害，不想在这儿呆了，但如果我现在回家，钱挣不到，还不了债，不是把一家人往死里送吗？我希望以色列政府能宽大对我，给我个临时护照，我在这里干一年活，八九个月也行。一个月养伤，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活多了，我狠着劲干，挣几个钱好回家。”

难以量化的华工群体

2003年1月6日，以色列看守内阁外长内塔尼亚胡(右四)、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潘占林(右二)到医院看望爆炸事件中受重伤的张敏民。1月12日深夜，张敏民因抢救无效去世 

一些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工人来到特拉维夫，悼念在爆炸事件中遇难的同胞 

2002年1～6月派出劳务合作分布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情况

(供图：中国对外承包商会)

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发布的信息，2000年以色列人口640万，劳动力225万，失业人口23.4万，外籍劳务23.4万。外籍劳务中巴勒斯坦劳务约8.5万(合法2万)，其他国家约15万。建筑劳务约13万，农业4万，家政4万，其余为餐馆、公司职员，每年外籍劳务配额在7～8万名左右，每一配额的工作期限一般为两年。中国华工在以色利主要做建筑业。

在以色列究竟有多少华工？驻以色列大使馆参赞卢坤提供的数字是2万左右；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综合部副主任王玉良说，合法途径的大概5000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跨国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许丹松说，2001年底大概1.6万人，但去年以色列调整官方政策，暂停外籍劳务引进，合法的华工进入可能只有1500人左右。许丹松介绍说，如果从官方登记的合法华工数字看，以色列和新加坡、日本、韩国都是中国最大的华工输出地。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发布的信息提供的2002年劳务合作营业额，以色列的份额是5%，和美国一样多，略低于韩国。许丹松给记者提供了外经贸部的统计数字：2002年1～11月中国海外劳务总计48.4万人，其中纯粹的劳务(中介)有40.6万人，承包工程所带出的员工7.8万人；具有外经贸部的对外合作经营权的公司2000家左右，其中400～500家是专做劳务合作的，也就是劳动力中介，这些是合法的。

“海外华工真正的数量有多少，很难说得清。”中华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劳动处处长陈杰平介绍说，“中国的劳务输出，官方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外经贸部系统的对外劳务合作，包括承建海外工程和劳务中介，这块是主要的，要占到90%；另一块是劳动部的海外就业。这两块是合法渠道。不合法的是偷渡以及一部分中国劳工在签证过期后继续打工，也就是常说的‘黑工’，这一块人群很大，没有统计数字。”事实上，特拉维夫爆炸案中波及的9位华工，都在这一“无法统计”的范围内，其中6人是在合同期满后打黑工，两人偷渡，一人被非法中介骗来。

许丹松介绍，中国近期大规模的海外劳务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刚起步，中东油价上涨，中国开始进入中东承包工程市场，1978年的时候大概有几千人。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劳务的主要市场在海湾地区。而90年代初海湾战争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东南亚，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成为最大的输出地，而其中又以新加坡为最，2001年的数字是9.9万人”。从行业上看，依据海外承包商会的数字，华工主要做的是制造业(42.5%)、农林牧渔业(17.2%)、建筑业(15.50%)、海员(10.2%)；而专门的渔工达到了13.3%。“日本北海道的渔业公司大量雇用华人做渔工，鱼打上船后渔工负责刮鱼鳞、挤鱼肚，做初期加工，这种活本地人不愿意做。另外做海员的也很多，这种工作最艰苦，常年在外漂泊，世界最大的船籍国巴拿马一般雇佣希腊人做船长，水手则多为菲律宾人、中国人、塞浦路斯人。”陈杰平说。

“华工的竞争力不仅便宜，更重要的是有技术、聪明。”赵孟刚说，在东南亚他们的木工教当地人用刨子，教了3个月，最后干活的时候，还是把刀片装反了，“我曾经去过一个当地人家里，那是一个用铁皮做的房子，家具只有两样，一个是躺椅，另一个是个火炉，而主人就躺在摇椅上打瞌睡，他们对物质没什么要求，你要是不打扰他他可以睡一天，而中国人不管在哪里，都有一种上进、奋斗、出人头地的精神，适合当工人。”许丹松曾到阿联酋作过相关的调研，她看到中国员工的月收入有300美元，而印度、巴基斯坦的只有100美元。

199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曾经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华工状况的调研报告，这份3年前的报告可能是目前惟一的一份华工报告。当事者回忆，这份报告最初的触动是，1998年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台湾轮船“金庆号”在毛里求斯附近海域枪杀15名大陆渔工，抛尸大海。“新华社的《参考清样》报道了这件事，我们随后作了这份报告，最后有关领导作了批示。”

“此后下岗再就业问题日益重要，我们就没有再做这方面的报告。”陈杰平说，“而实际情况是，海外华工的生活状况和利益保障依旧非常严峻。”“外交无小事，华工在外的冲突都会直接上报省长，随后传达到外经贸部门，像在约旦的中国纺织女工攻击了当地警察，甚至开创了当地的先河——女人打男人。”许丹松说。陈杰平认为广义的海外华工有四类：第一类，雇主是我们自己，员工也是国人，主要是工程承包项目；第二类，雇主是外方，员工是华人，属于劳务中介输出；第三类，是具有资本输出性质的海外创业者，比如在巴黎的温州小老板；第四类就是非法偷渡。“在这之中，第二类和第四类出的问题最多，权益也最难保障。”

“主要的问题是：1.境外雇主违约，野蛮管理，克扣工资；2.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合同的订立漏洞很多，没有考虑权益问题；3.非法中介充当蛇头，认证管理制度不完善，政出多门，外经贸部、外交部、劳动部、共青团都有涉及；4.自己人恶性竞争，工资压得很低，比如我们输出的渔工，最开始月薪有200～300美元，后来跌到了150美元。此外，使领馆提供的支持不够，有些城市的领事馆也就1～2人，根本忙不过来；还有经验问题，涉外的劳务纠纷官司不会打，相关的律师也很少。”

许丹松介绍，为了防止华工受骗，外经贸部明确规定，华工出国前缴纳的费用只有三项：一是保证金，保证合同的执行，占工资总额的20%，这笔钱在华工履行合同后是要退还的；二是中介服务费，由劳务公司获得，占全部工资的12.5%；第三是相关手续费，如体检费和政审费，同时外经贸部对相关的合同都要审查，确保公正性。而事实上很多中介公司都有搭车收钱的现象，没有许可证的劳务公司更是扰乱秩序。

此外，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全球经济困境也给华工带来了更不利的局面。许丹松告诉记者，到2002年11月底的统计，当年劳务合同额同比下降了22.7%，营业额同比下降4.8%，而可统计的华工人数却上升了5万人。由于经济不景气影响，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劳务政策，下滑较大的是新加坡和以色列，2002年3月新加坡暂停输入我国建筑工人。依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数字，1～6月的完成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分别下降了20%和58%，以色列的新签合同额下降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