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只爱“概念穷人”

（文 / 贾淼）

看着一个人冻死路边而不施予援手，是可以接受的吗？——不。给予生活困难者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必须的吗？——是。在你居住的小区设立一家无家可归者救助中心，你愿意吗？——反对。这些是不久前法国一家报纸对巴黎市民做的问卷调查，大约一半以上的被询问人做了以上看似矛盾的回答。一些人道团体的负责人说，如今几乎每一次救助计划都得面对小区居民的敌视，而这种情形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几家大报相继宣称，美国的Nimby效应已经漫卷过来，催生了法国版本。

“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一直在狙击环境污染而且战绩不俗的Nimby开始针对弱势群体了吗？很难以“有”或者“没有”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生活状态走向边缘或者处于困境的群体，显然成了这股正在时髦起来的反作用力的最新承受者。两年前，“公共援助-巴黎医疗”想和“新教社会行动中心”联合，在巴黎12区为无家可归的人设一个紧急收容所，结果被当地居民迎头阻截。“新教社会行动中心”当时的头儿尼科拉·雷盖(Nicole Leguy)用一个浓烈的排比回忆了冲突的火药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怒气，这样的敌意，这样的恼怒。”一位女士威胁尼科拉，如果中心要开门，她会在街头泼粪以示抗议。几个月前，又一个方案胎死腹中：“面包之友”，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团体，想把4年前买下的400平方米空置地用来建一个日间收容中心，好让那些没处去的人能够有地方洗澡，换衣服，和义工谈心。他们的计划却遭到邻近居民的强硬抗议。在法国，Nimby就此成为个体利己主义或团体利己主义的代用概念。法国人更自私？可是如果看几个统计数据，答案也许相反：法国人在2000年共捐出近10亿欧元用于人道救援；55%的法国人认为对政府遣返难民行动的反对姿态还不够充分。只是一旦残疾人之家、戒毒中心或者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试图进入自己的社区，人们就失去了常态。他们害怕、疑虑、不安的情绪像流行感冒一样蔓延。

“说到底，人们只有接受‘概念穷人’的心理底线。”法国的社会学家认为，除了让居民担忧居住安全，这些问题群体的插入其实还带出一些敏感话题，那就是一种对“非我族群”的恐惧和排斥。在法国，每年约有20%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廉价公房，但很多原住居民极力反对将廉价公房安置在自己的社区附近，因为他们不喜欢和来自“敏感地带”的穷人共享生活空间，哪怕相距十几公里也不欢迎。他们担心，一旦这些下层人搬过来，他们高尚社区的房价将会大幅下跌。法国“居住和医疗SOS”的负责人贾斯丁·西尔维对此非常困惑：“他们和我们不同，或者和我们不那么类似，可事实上他们就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分子。有过工作，有过住房，然后不小心掉了下去，没再起来，这种情形也很可能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头上。”

对“概念穷人”表达人道的善意，显然要比每天看见一个或者一群穷人在眼前晃悠来的容易。这一人性矛盾每个时期都有它的版本诠释，当今法国的版本则是：坚决支持抗击艾滋，但也坚决抵制艾滋患者住到自己家的大楼里来。真心盼望有一条高速铁路来便利交通，但也真心反对列车从自己的窗下呼啸而过。急切地盼着工作的机会多一点，但大工厂绝对不要落户在自己的生活区。简单点，就是要公共利益，但不要个人麻烦。

据报道，新的一代运动又来了，Nimby之后，有Niaby(Not in anyone's backyard，别在所有人的后院)和Nope(not on Planet Earth，别在地球)崭露头角。后者也许可以解决利已的道德困惑，但还是有个难题；工厂可以放到荒郊野外，垃圾可以排向别的星球，那无家可归的人呢？他们无论如何还是要生活在地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