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莲个案：产后抑郁症与娱乐时代的自杀悲剧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艳星陈宝莲和她的死集中了很多吸引人眼球的因素：自杀、产后抑郁症、药物依赖、暴力倾向、皈依佛门、自杀未遂史……一个娱乐时代的极端自杀个案，使她的死成为媒体的盛筵以及传媒消费热点。”一位社会学者说。当时，台湾地区媒体把转播车停在自杀地附近，日夜传送有关她死的一切讯息。

在她死后，新浪网上用这样的词语来回顾陈宝莲的一生：三级红星、大闹机场、闹事被囚、引火焚屋、酒店昏迷、出手伤人、曾拟复出、未婚怀孕、自杀身亡。“在中国这样惯于美言死者的文化环境中，对一个人这样的评价很罕见。”这位社会学者说。

“任何自杀，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的产物。从陈宝莲的个人经历分析，她身上汇集了足以导致她自杀的诸多因素。”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病教授李诚说。陈宝莲出生于上海，4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嫁香港，她由外婆一手带大，13岁来港与母亲一起生活。17岁时母亲代她签约让她拍三级片，从此以三级艳星闻名。她狂烈地爱上了比她大很多的她称之为“干爹”的富商黄任中，但富商抛弃了她，以后事业与感情皆不顺利。“她有药物滥用史，精神狂乱，记者曾数次拍到她在公众场合语无伦次的样子。她在酒店、机场闹事，她几次殴打别人，并曾因此入狱。她曾被所爱的人抛弃，于1999年10月服药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未遂史的人再自杀成功的几率相当高。她曾在出席一个典礼时用小剪刀割手腕，有自残倾向。”

“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以媒体报道的以及我所知道的材料对她的死进行分析，会认为她的自杀在缺乏干预的社会环境里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李诚说。

今年7月31日，她在上海生下一男婴一个月后，从上海静安区南阳路183弄1至2号的南阳公寓24楼坠楼身亡。“跳楼代表着香港地区的自杀传统。香港地狭人稠，高楼大厦多，80%的自杀者都选择跳楼了结此生。她也很习惯地继承了这一死亡方式。”李诚说，“但她选择了上海，或许是因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在香港，一个艺人受到的干扰是很大的，狗仔队会24小时轮班倒来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而在上海会清静得多。”

“据说她是吃药后再跳楼，说明她下了相当大的必死的决心。但一般来说，一个人决定跳楼的时候，都知道自己是必死的，没必要再吃药。当然，也有可能是她吃完药后已经很迷糊了，由兴奋剂、冰毒、迷幻药物引起的幻觉幻听或许会鼓励她：你跳吧，你会跳得很好。然后，她就纵身跃出了窗口。”

大部分的观点都认为，陈之死是受到了产后抑郁症的困扰。在香港，10%的产妇患有产后抑郁症，其中1%的人症状严重，出现幻觉、妄想，容易陷入精神错乱或嗜睡状态，甚至萌发自杀和杀婴的念头。

虽然中国妇女“坐月子”的传统不断受到新观念挑战，李诚的研究却发现，产后“坐月子”的妇女患抑郁症的比例比不“坐月子”的要小得多。北京大学六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胜利医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传统认为生孩子是很光荣的事，生完孩子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是‘大功臣’，产妇被豁免了一切义务，只管躺着，吃好的喝香的，理所当然地享受很多人对你的照顾。”

看起来陈宝莲并没有受到这样的照顾。她产后只和小保姆住在一起，家中并无母亲或其他男人出现，“没有证据表明她受到很好的关照，而这对于她这样有过精神疾病症状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她患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可达70%～80%。如果在那样的境况下，她能受到悉心看顾，自杀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李诚说。

“我其实很不愿意再去对一个死者做心理分析，那样很不人道。而且，说实话，我对她的死充满同情。”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丛中对记者说。他并不简单地认为产后抑郁症导致了陈宝莲的自杀，“任何自杀都是因为缺少关爱引起的。陈的悲剧是因为她的人生中受到了太多伤害，她死前表示，人生最大的遗憾是‘黄任中不理我，母亲带我拍三级片’，被母亲和所爱的男人伤害对她来说是致命的。没有爱，她又没有能力将痛苦和愤怒向她身外的任何人发泄，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乱喊乱叫的原因。而一旦这样达不到目的，她就会把对外界的愤怒转向对自我的攻击，包括最后的自杀，也包含有她自我攻击的成分。我认为，陈的自杀，有报复抛弃了他的男人的意思：让你们去后悔吧，去愧疚一辈子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她是在潜意识中模仿和认同母亲的行为，因为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候抛弃了她，所以，她也以此方式抛弃了她自己的孩子。而同时，她这样早地自杀，也可以避免将来像自己母亲那样，把自己的孩子出卖了。还有，她可能会认为她的母亲是有罪的，应该是受到惩罚的；所以，自己成了母亲，也应该是受到惩罚的和应该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