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和政府的态度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艾滋病已经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

这个月初，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去了趟印度，带了两张支票。一张支票面额4亿美元，用于扩大微软公司在印度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另一张支票面额小些，只有1亿美元，却引起了更大轰动。原因简单，后一张支票开给印度政府，用于帮助其与正在呈爆炸趋势增长的艾滋病疫情作斗争。

尽管这一慷慨举动使盖茨在访问海得拉巴高科技中心时，受到了一个高达8英尺的巨型充气安全套的欢迎，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买老比尔的账。至少，他在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会谈时所说的话，就让许多印度官员很不舒服。他说，印度领导人和健康问题专家应当不仅把艾滋病看作一种耻辱，而要将其危险与危害公之于众。他还引用了一份美国政府的报告，里面预测，虽然目前印度的HIV感染者数目为400万，只占成年人口数目的0.7%，但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到2010年，这一数目将激增到2000万到2500万，超过南非而从目前的世界第二跃升为世界第一。

印度卫生部长沙图汉·辛哈说，盖茨的说法夸大了印度艾滋病状况的严重程度。他说，印度政府为了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已经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数目不可能像盖茨引用的报告中预测的那样大幅度增长，这只会引起印度国内的恐慌。

据说盖茨对此并不予置辩。有趣的是，在这之后，11月18日路透社的一篇新闻中，记者特里·福莱尔开始给大家“讲那过去的事情”：就在不久以前，印度政府还在国内宣称HIV感染者仅局限于少数邦和几个大城市，局限于妓女、嫖客和吸毒者人群中。然而，最新的调查却显示，数目巨大的流动人口已经将病毒传遍整个国家，感染速度惊人，尤其是农村的妇女及儿童，成为新一轮HIV病毒的主要受害者。

其实，就像艾滋病专家格雷格·曼宁所指出的那样，数字的多少在艾滋病问题上并不比它是如何传播的更重要。无论是1/10还是1%，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如何避免那个或多或少的几率落到某个具体人身上——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只要是，永远都只是100%。专家们还指出，艾滋病最开始时候是一个医学问题，但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政府问题。一个政府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制止它，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最为重要。

“即使有了足够的捐助，由于保守的印度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它们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纽约人权观察组织的HIV/AIDS项目负责人约翰妮·西斯特如是说。有大量的事实为她的陈述作证。比如在印度，甚至许多医疗工作者都拒绝与HIV感染者接触；一些医院不肯收容或治疗艾滋病患者，甚至不肯为HIV阳性的妇女接生。在许多城市，艾滋病工作者在帮助卖淫妇女时，甚至会受到警察的袭击。让事情更糟糕的是，在印度的一些邦，出于对艾滋病蔓延的恐惧，当地政府会制定出一些非常苛刻的政策，导致HIV携带者对整个社会的恶意报复，使更多的无辜者受害。

“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应当向巴西，甚至是我们的邻居泰国学习。”一位印度的艾滋病工作者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巴西与泰国是在艾滋病防治上最常被提到的两个国家，巴西重于治，而泰国重于防。

从鸡尾酒疗法问世之日起，巴西政府就一直强调如何为国内的HIV感染者提供价格更低、更易获取的抗逆转录药物。泰国是亚洲艾滋病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在经历了最初的隐瞒漠视阶段之后，泰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上所做的工作是亚洲国家中最多、最卓有成效的。

被盖茨引用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艾滋病疫情报告中有一段与我们密切相关：艾滋病爆发的第二波，将主要发生在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这5个国家。我们与印度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HIV感染者占人口总数比例不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一旦疫情扩散，后果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