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

（文 / 苗炜 陆晓逊 戈旋 邱海旭 陆丁 邢慧敏）

洪晃说：“BOBO就是扯淡。没有社会意识的形成，怎么能强求概念”

从哪里来的BOBO？

从波西米亚说起

波西米亚与恐龙相同，从词的原义上说，是已经不再存在之物。波西米亚位于现在的德国与捷克之间，作为历史文化古迹，波西米亚的许多遗迹已被列为人类遗产。就像现在恐龙被用来指代长得碍人胃口的年轻女性网友，波西米亚也被用来代表一种类似于吉卜赛文化的狂野自由，涉及服装、时尚、思想、行为。《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告诉殷离，自己就是她喜欢的曾阿牛；殷离却说我喜欢的是那个曾阿牛，而不是现在的张无忌。喜欢波西米亚的我们，与殷离相似。

有关波西米亚，可以追溯到三毛，她大概是中国知名人士里，惟一算得上真正有着波西米亚感觉的人。而其他也自诩生命不息流浪不止的人则不同，最多只能算西伯利亚了一把。至于我们常听到的所谓《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是英国摇滚乐队Queen的代表作，被称为歌剧摇滚，里面那句：Mama，ooh，I don't want to die因为旋律与歌词之故，常令人走调到《草帽歌》去。

《天堂里的波波族》上说，BOBO们具有双重个性。一方面是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享受物质富裕；一方面又没事吃饱了撑的，渴望心灵的自由和不羁的流浪。摒弃媒体对BOBO的后期粉饰，我们可以看出定义BOBO这两点基本特征中的狡猾。富裕与成功永远是这两者中的老大，现代人无不想乘坐时光旅行机到古代去旅游。只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旅游，只有他们知道自己回得来，才会有胆去。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两者的关系也是如此，“布”才是永远不可以放弃的，而“波”，只是一种度假。将BOBO们说成具有双重个性，不过是在往他们脸上镀24K 金。西方人拍起马屁来，居然比中国人更是不露痕迹，异数。

两年前，《大西洋月刊》记者在采访大卫·布鲁克斯时提了个问题，“你认为波波士是美国独有的吗，也许欧洲是更好的波波主义展示区？”这个聪明人回答说：“写的时候我认为是美国人的，但现在看来，从日本到瑞典，巴西到阿根廷，波波们似乎遍及全世界。”

作为一个观察者，布鲁克斯描述的BOBO们喝卡布其诺，衣着轻松，驾驶SUR越野车，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的进行充满内涵的苦难旅行，读亚里士多德管理着公司。钱也许是工作的副产品，可以讲黄色笑话，但绝不能说种族笑话。计算一个人的价值，法则之一是“以网络价值乘他的反物质态度。”强调多元化、政治正确以及梦想消费、利己的作风等等。BOBO们成为社会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保守派，自由和公正经常被谈论，但从不真的为经济不平等忧心忡忡，他们不左不右不温不火。

马克思曾经写到，布尔乔亚阶级把所有神圣的事物变得亵渎，BOBO们则是把所有亵渎的事物变得神圣。这是个点石成金之道。作为这个阶层的一员，布鲁克斯说：“我们把一些原本可能是误会或唯物的东西和行为加以提升。我们把最典型的布尔乔亚阶级活动——购物，变成最典型的波西米亚活动——艺术、哲学和社会活动。所触碰到的任何东西和行为都会化成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家引用济慈诗句“我只相信内心感情神圣无比想象不虚”的普通商店广告就能让BOBO们怦然心动，虽然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很提升。

BOBO族和小资

中国媒体说到BOBO时，总说是一个结合了嬉皮和雅皮生活态度的族群。这话说得过于轻巧，中国有雅皮大概是改革后的事，中国却没有嬉皮一族出现过。在抢注时尚概念时，许多媒体都有诺曼底登陆的冲劲，对或不对，则无所谓，白领、金领、小资、愤青、嬉皮、雅皮、海龟、飘一代、新人类、红唇族，这个世界都因为新名词而眩晕。

BOBO一族和其他一些名词在中国的红火，有其特殊性。戏谑地说，该是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这些新名词才渐渐走红。而其中最富生命力的名词，当是“小资”。因为被归入小资的一群，恰恰是温饱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比较愉快的一群。问题在于小资的一个特性就是以逃避主流，跻身另类和个性为永恒目标。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小资这个概念时，小资们发现自己的小资身份证已经由凤毛鳞角变为人手一份，不得不愤而出走。最后终于演变成如下北京方言：“不不不，我不(是)小资，你才小资，你们全家都(是)小资。”

孟京辉说：“我爱光，我爱，于是就有了光。”道理就是这样。BOBO从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带着鲜明的阶级斗争旗帜现身的。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和小资一样，BOBO不过也是一座桥，时尚的年轻人还是要从一座桥走到另一座去的。BOBO 也会是一个被冷落的概念，王家卫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洞世如他，也已经早把自己排在过期物品之中。

既然说到桥，那么陆地呢？呵呵，对时尚青年来说，这世界上是没有陆地的，哪天踏上陆地，也就意味着和轻盈无缘，要在包袱下生存了。在21世纪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在反对深度思考、回避意义探寻这一层面上的倾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波波族和新文化运动

回顾20年来的文化运动，霹雳舞、迪斯科、摇滚乐和存在主义，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年轻人张扬的个性却带着茫然的漂泊意识，期望得到认可却又缺乏归属感。如果说BOBO这个词汇有什么新鲜的价值，它可能有这样两个意义，第一，商业与消费已经取代某个思想、某种作家或音乐，成为一种文化主流。你看什么书并不重要，你穿什么衣服更重要。这才是消费社会的符号。第二，承认金钱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又对它抱有轻视的态度，哪怕是装出来的。在资本主义摧残之下，在办公室政治的折磨之下，能够给白领打工者以安慰的就是白日梦似的波西米亚情怀。

“波波”很是流行，它甚至可以换个名字。照布鲁克斯的归纳法，或者可以说可可士(Cocos，condescending connoisseurs)和骚骚士(Sosos，sophisticated sophists)。也许只有一少部分文化人才对这些阶层词汇感兴趣，但用时髦的概念讲述商业故事却是很明显的事情，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想要意大利时装，德国汽车，念美国的MBA。如今中国人想保留的就是中国菜了，即便如此，菜单也迅速拓展至东南亚鲍鱼、欧洲猪排和非洲鲨鱼翅。胡同在消失，旅游越来越热，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下一步是，中国人要让世界相信他们能提供更好的东西。“中国如今有一些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潘石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推销便宜的东西？”陈逸飞在曼哈顿开了他的分公司，分销商是著名的Barney公司。画家朱韦在伦敦和纽约的顶级画廊推出他的作品。导演陆川希望西方观众能够重视新的中国电影。

这些人可以称之为“波波企业家”，酷爱登山运动的王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甲骨文公司的老板、酷爱帆船运动的拉里·埃里森；在天安门广场表演轮滑的张朝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总穿一双破烂“纽巴伦”的苹果老板史蒂夫·乔布斯，办了几本杂志的洪晃，她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曾搞过《浮华世界》和《纽约客》的帝娜·布朗。

北京某房地产以“波波族”为推广概念举行的营销活动

这是一场喜悦的奔中产而去的新文化运动，别不好意思，既然上海可以在自己的周边建设英国镇荷兰镇，既然北京可以拆掉许多文化遗迹，将自己打扮成刚出炉的国际都市，既然房地产商人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房子和罗马、巴黎挂上钩，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按照布鲁克斯自己编造出来的名词解释，无论是BO 1，BO 2还是BOBO，看起来都更像是剔除了资产阶级之后的中产阶级剩余物。而要是布鲁克斯关于BOBO消费行为的细节描述准确无误的话，这个新的“权势阶层”怎么看都像是处于一种因为教育过剩而导致的智力冗余状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一个现成的批示：按照常人的方式出格。

也许中国还没有BOBO。不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他们是资本主义晚期，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索然无味，也没有文化上的传承。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拿这个词说事。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新中产阶级，从年龄上推算，他们应该是受红卫兵洗礼或者看着红卫兵受到各种洗礼的人群。所以，他们对体制的反抗情绪不是来源于生活方式受到压抑，倒像是因为某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纯粹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受过波西米亚反文化革命的浸染或者没有经历过嬉皮运动也许反而倒是一件好事。

王朔，他也算个BOBO，在给《时代》周刊的撰稿中说：“要说文化，我只能说这是我在北京看不见的东西——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住在北京，跨过北京的街道，盯着任何接近我的包的陌生人，我不借给朋友钱，从不买任何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因为不相信他们——我安慰自己说猜疑也是信任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