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成了一个问题

（文 / 庄山）

如今，人们的性观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场性革命？

“以前，性病患者来就诊时总是躲躲闪闪，戴着墨镜，在医院门口不知要徘徊多长时间，大夫也总是以匿名的方式治疗。而现在，病人承受力好了一些。”曾经在北京佑安医院性病防治中心工作多年的刘惠医师虽然有这样一些印象，但针对一些媒体提出的“性革命”给人们观念上带来的改变，她的看法却是：“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没发现什么太大变化。”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认为：“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正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他的判断基于该所一项调查，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们召集36位调查员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国的20～64岁全体居民(包括所有流动人口)中进行随机抽样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主要表现为：1.对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2.婚前性行为增加，4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5.7%、24.1%，40岁以下的人比40岁以上的人还要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3.性关系趋向多伴侣，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4.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子曾以钱或重礼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

有专家分析，中国人性观念的改变是由于西方强势经济带来的“西方消极的性文化的进入”。而潘绥铭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摧毁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使性活动的快感意义得到张显，可以称为“这场性革命之母”。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性传播疾病预防控制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张国成认为：“在这一点上，计划生育政策起到的作用反而正好相反，因为超计划、避孕等心理压力对享受的概念会是一个恶性的刺激。”他说，“从生理学上讲，生殖功能和享受快感是性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出现的现象，主要是政治上放开后，对‘文革’时期禁闭的一种反激。”

按照性学研究者的观点，中国的性问题，“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非常严格的约束。改革开放后，这种道德被摧毁”。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90年代末，“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

“性的公开程度能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的。”张国成介绍这一演变过程时更主要看到的是性病防治起到的推动作用，他说：“‘文革’开始后，连大专院校教材中所有关于性的问题都被删掉了，到70年代，甚至基础理论都没有了。恢复高考后，我们编写教材时，性病的内容还是不敢写。1986年，成立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陆续办了很多班，现在全国各地从事性病防治工作的主要力量基本都是我们这‘黄埔军校’培训出来的。同时，我们举行了一些高层次论坛，建立起了报病网络，一些性病研究情况从那时开始在报纸上出现。真正开始谈论性，是90年代初，因为性病严重了，教育、预防工作提上了重点日程。而1994年以后，艾滋病问题出现，18个部委成立了协调委员会，才开始了全社会动员的公益宣传活动。也吸引了社会学、行为学专家的介入。”

八九十年代，准备结婚的青年在身体检查后，性教育的第一课不少都是在相关医院进行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应该承认，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道德的宽容度也在逐渐增强，人们的性观念以及性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一夜情、婚外恋等性的问题也并不像一些影视作品中所渲染的那样凶猛，调查对象中只有4.6%的人(男6.8%，女2.3%)倾向于婚后仍可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也许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性越轨行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性道德文化。”

存在即合理

现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防治管理办公室的刘惠用数字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性革命”走过的道路：“从80年代初，性病开始抬头，逐年增长的幅度都很大。90年代后，每年更增加15%以上，最高达到30%，2000年到了顶峰，有统计的报告数目是85万，而专家估计这与实际数字相差10倍。在发病人群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分布多在20～39岁范围的性活跃人群。”

张国成分析说：“性病高发的最主要原因是卖淫嫖娼的泛滥。”有专家计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而“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5%，甚至于2.5%”。依照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估计，抓获率也仅是10%。

这一切正好印证了调查中的相关数据，刘惠认为，潘教授所作的调查，对控制性传播疾病来说有许多启迪。“传统道德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对非婚性接触传染就要从防病找到突破口。安全套防病的单纯宣传也可能在某些固定性伴间引发误会，以后的宣传可以考虑更细致一些。”张国成肯定地说，“这些心理学、行为学的调查对制定干预政策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科学性最高的一次调查。”青岛大学医学院性病研究所所长张北川对这次调查评价说，他认为“中国人性生活调查”“至少又提出了一个经过严格设计的数字”。张北川主要从事中国同性恋问题的研究，而在这一领域中，对同性恋人群数量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毛估的，从1000多万到3000多万，“数字差得很大”，而此次调查对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但所有专家都有一个共识：“恰当的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敌，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最有力措施。”

李银河对此的阐释是，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性革命的到来，“政府和教育应该提前做更有效的性教育，而现在的性教育却更多从医学的角度来谈，与性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好像性和病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性观念的四大演变

一，蒙昧时期的性神秘和性崇拜。

二，农耕时期的生殖道德观。性的唯生殖目的观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存在，必然倾向于禁欲主义。

三，禁欲与纵欲较劲期的性观念迷乱。

四，西方性革命。性革命带来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尊重女性的性权利，普及性知识，防治性病及性功能障碍，提倡避孕与优生等。

性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据潘绥铭研究，性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性存在，大体上对应于英文中的sexuality一词。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概念，至少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性的生物存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性”，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及其表现过程；二，性的心理存在，指人这个主体对于“性”的主动的或被动的感知、感受、解释等；三，性的社会存在，指的是由社会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