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给你看

（文 / 沈宏非）

思想工作

一个人若违反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依照犯规的轻重，他将会受到轻重不同的惩戒，或为此支付金钱和劳动，或遭到监禁。肉身的消灭，乃是最极端的形式。一件东西若是触犯了众怒，众人除了愤怒之外，惩处的办法却不很多，一上来就是物理上的消灭，通俗地说，就是把它毁了。

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包括纸质印刷品和光学数据存储介质在内“违法出版物”被依法缴获并且销毁。去年年底，全国200多个城市集中销毁此类制品1830余万件，仅“非法音像制品”一项，去年全年合共销毁了9000多万件。不公开的销毁方式我不知道，就有计划向公众展示的部分来看，具体销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用压路机碾碎，二是放一把火烧掉。尤其是后一种，因成本最低，视觉冲击力最强，为销毁行动的执行者所乐于采用。以焚烧的方式来处理违规物品，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主要原型：焚书坑儒以及虎门销烟(在法律的意义上，姑且假设秦始皇和李斯是政治正确的)。焚书以及随后的坑儒行动有没有组织群众观礼，史书上找不到明确的记载，不过按《史记》的说法，《诗》、《书》之所以要用“焚”的，术士之所以要用“坑”的，目的是“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即是杀鸡给猴看。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亡秦者后来所采取的手段，很难说没有从火焰中得到灵感。

林则徐在决定把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之前，曾经请示过道光，要把鸦片全部运往北京销毁。皇帝认为，由于鸦片数量很大，一来运输不便，二来又怕途中出现调包，遂命林则徐就地销毁，运抵北京的只有八箱样品。虽然在虎门销烟的22天里从头到尾都没有点过一把火，而是利用生石灰、盐水与鸦片的化学反应使鸦片化成渣沫不能成膏，而在反复搅拌的过程中所产生了沸腾现象以及大量的白烟，令不少人至今仍然以为那些鸦片是被烧掉的。但是，销烟行动本身在以较低成本销毁了鸦片并且杜绝了它的循环再生的同时，它的排场，它的气势，沸腾的销烟池，弥漫的烟雾，皆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了高度的警示作用。林则徐发过告示，欢迎民众和外国人亲临现场参观。

按照鲁迅的定义，虎门销烟兼具悲剧和喜剧的双重特性：这是林则徐的喜剧，因为那237万多斤鸦片属于人生“无价值的东西”；对于义律来说，无疑就是一场悲剧，因为同样的东西绝对是他的人生里“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无论是撕破还是毁灭，关键在于“给人看”。如果没有观众，此类行动的展览性和表演性无疑大打折扣。

火焰和烟雾及其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具有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化并且触及灵魂的恐吓作用，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置21世纪的现代科技制品，同样能有效地将其消灭，但是，对于21世纪的观众而言，像焚烧和砸烂这种原始而粗暴的方式是否有助于法制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同时提高，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再者，焚烧音像制品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其中包括高度危险的二恶英(Dioxin)，对现场执行者和观众的健康都没有什么益处。事实上，当我们在“待人”的方面一天比一天文明，“接物”方式的一成不变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在当众砸烂了一辆德国汽车之后，很快就有人在南京和上海的闹市区用铁锤捣毁了一台壁挂式空调机。有的时候，不管诉求本身的合理与否，粗暴待物的方式总能得到足够的喝彩，它在形式上的正确性甚至压倒了诉求本身。

“人亡弓，人得之”，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将它毁灭，它非但不会人间蒸发，还会为它人所用，继续贻害人间。我提不出更文明的建议，PVC的回收及循环再造虽然已有一些科学的办法，但是成本昂贵，尤其对于中国的财政而言。不过，即使非以暴力的方式来以暴易暴不可，暴力本身是否值得公开展览，我想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如何处理由人制造出来却又让人不高兴的东西，传统的粪便和现代的光学数据存储介质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差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多米尼克·拉不提在他写的那本很可能是有屎以来粪量最足的《屎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hit)一书中指出，高等动物里面，只有人类懂得将自己的排泄物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处理掉，正是借由对屎的处理，人类与动物、现代及原始之间才有了区别，并由此建立现代人以及现代文明的认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以处理粪便的态度来对待那些非法音像制品以及其他打算烧掉或砸烂的东西，不仅有利于环保，可能还有助于社会品质的提升。手段和形式常常会反过来影响道理和目的。博尔赫斯曾经把秦始皇的焚烧和建筑行为联系起来并作出以下心理分析：“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他们本身，而不在于猜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