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场中的新导演们
导演左志国一度觉得自己的电影生涯要结束了。《荒原》的票房定格在194.6万元，远不够收回成本。这部由任素汐主演的戈壁求生片是左志国拍摄的第二部长片，被他视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银幕处女作。
没人在意这部电影的草草下线，今年暑期档要关注的事太多。6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共有100多部院线影片上映，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72天破亿元，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暑期档。值得关注的是，成绩不错的几部影片，《孤注一掷》《消失的她》《长安三万里》的导演均由新人担纲，而《我经过风暴》的导演秦海燕、《学爸》的导演苏亮则是作为从业经验丰富的编剧首次跨行。
实际上，整个2023年有大量的新人导演作品冒头，包括上半年的《宇宙探索编辑部》《脐带》《荒原》，和9月的《不虚此行》《鹦鹉杀》等。看起来，新导演们的机会似乎更多了，但这些影片的最终命运却各不相同。在它们的故事背后，是整个电影市场的变化。
机会从何而来
今年的暑期档不但票房在中国影史上最快突破100亿元纪录，主题也越发多样，反家暴、电信诈骗、神话故事、律政等题材均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题材的多样化折射出观众审美趣味的多元化。10年前，业界还会将陆川、宁浩、乌尔善归为“第七代导演”，但到了今天，导演们风格多样，已经很难再用代际划分了。
工厂大门的创始人黄旭峰就明显感受到了观众市场的扩大。“2018年之后非常明显，从原来没有人投到现在连文艺片基本上都有人在投了。”他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工厂大门在2017年成立，出品了包括《春江水暖》《气球》《汉南夏日》《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在内的多部影片，主要制作作者型电影，或者通常观众口中的“文艺片”。
从文艺片到作者型电影，其背后仍然是市场宽容度的变化，不再像从前将电影单一定义为文艺和商业，如今，不同类型的电影看起来都有机会得到观众的肯定。
市场端的需求也反馈到了影视行业的上游，阿里影业、爱奇艺等互联网大厂越来越关注中小成本影片，爱奇艺担任了《北方一片苍茫》《棒！少年》的出品人，联合出品了《春江水暖》。阿里影业在2020年甚至专门成立了“可能制造”工作室负责挖掘、支持年轻创作者，关注当下青春、趣味人生和近未来科幻三大主题。
影视寒冬让行业前些年积累的泡沫迅速破灭，曾经的电影大投资越来越少，这也为新人导演提供了更多机会。
麦特文化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的影视宣发公司，近年来逐渐向制作公司转型，已经投资了数十部影视作品。12年前，公司创始人陈砺志就投资过新导演，却在郭帆的处女作《李献计历险记》上栽了跟头，这让当时的陈砺志受挫，并决定以后只投资有影响力的创作者，也就是成熟导演。但10年后，麦特文化因为新导演邵艺辉的电影《爱情神话》成功而获利。
回溯这个变化，陈砺志认为，很大原因是希望与成熟导演合作的影视公司很多，竞争尤为激烈。很多时候，麦特文化只能作为项目跟投，这导致电影在开拍后与麦特文化预期相悖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作为跟投公司，麦特文化缺少话语权，也很难干预。此外，成熟导演的创作周期有时很漫长，如果不给新人创作者机会，将限制麦特文化的“产量”。因此，麦特文化自2020年起重新与新导演合作。
2016年，正处于职业瓶颈期的姚晨创立了坏兔子影业。从《找到你》到《送我上青云》，7年来坏兔子制作的都是女性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由新人执导，且导演往往也是剧本的创作者。
新导演们的风格、选择的题材各不相同，但成片都是中小成本制作，并带有鲜明的作者属性。“首部作品的制作成本不会超过2000万元，绝大部分会拍一个偏文艺的”，陈砺志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他看来，中小成本影片的投资规模相对可控，而文艺片也不缺愿意自降片酬的好演员，新导演则可以借此证明自己的导演能力。
更懂变通的新导演
《荒原》最初的剧本只有5000字，比常规剧本少了1.5万字，因为完全没有台词。在左志国最初的设想中，《荒原》讲的只是一个在荒漠中被困的女摄影师如何脱险的故事，剧本里只有风景和地域特色的描述，是一部刻画内心的电影。“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自己花个100万，组十来个人的团队，拍完拿去电影节参评。”
因此，任素汐看过剧本后就同意加入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惊喜，不是每个新导演都有机会和成熟演员合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剧本需要大范围调整。任素汐的加入意味着拍摄成本的大幅增加，对票房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原定的拍摄成本连任素汐的片酬都不够付，这还是她出于对剧本的欣赏主动降价后的情况。
对于左志国们来说，这常常是他们在进入电影市场后面临的第一个抉择：是做彻底的作者型电影还是类型片？后者意味着要考虑到受众，考虑到票房，当然，也意味着电影拍摄模式的转变。
在做这个抉择之前，左志国意识到，这是他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为了追寻电影梦，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他就成了一名北漂，奈何没有资源、没有经验，只能先从广告片拍起。直到2015年，揣着30万元存款和向邻居借来的20万元，左志国的处女作《云雾笼罩的山峰》开机了。尽管电影入围了各大国际电影节，通过海外发行慢慢收回了成本，但用他的话总结，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失败的经验，每一步都是错的”。
“但凡中间钱到不了，剧组全部解散，你就拍不了了。”他按照广告片的经验拍摄，启用了150人的剧组，这对于他要拍摄的体量来说相当庞大，甚至是《荒原》的两倍。预算不断超支，左志国最后只能边拍边找钱，连房子也抵押了。因为不熟悉制作流程，左志国在后期环节也多次返工，“之前毫无电影工业的流程经验可以借鉴，交了很多技术上的学费。”因为缺少经费，这部电影最后几乎裸发上了院线，只获得了17. 5万元票房。
事实上，自掏腰包拍电影也是不得已的结果。左志国曾带着剧本找过一些制片人，后者给了剧本很高的评价，但都希望直接买断剧本，甚至提出给他挂名编剧然后找另外的导演来拍。“我当时提出不要编剧费和导演费，你就投资给我让我拍就行，但是对方也不答应。”接连被拒让左志国也有些动摇，“一家否定两家否定三家否定，我相信有再坚强的信念也会对自己产生质疑。”
因此，当《荒原》得到任素汐和麦特文化的认可，左志国犹豫了。他知道这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还意味着他在故事建构、叙事节奏以及拍摄风格上也要做出很多改变。
在陈砺志看来，对新导演而言，第一步的改变最重要。“拍完一部电影，你会积累很多经验，也许过去摄影是你的短板，说不定对你来讲就是一次成长。”
“有人投资是你导演生涯中的一次机会，”左志国也承认，“一生中没有多少次机会的，这次机会来了，你要把握住。”在他看来，为了维护心中“纯洁的圣山”而不管不顾是危险的信号，会让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作品和人生都是这样，在某个阶段你得作出选择，有所妥协，否则片子你是拍不出来的。”
剧本改了5版，最终增加了李晨饰演的哥哥以及找父亲遗物的主线。“第一层目的是跟观众产生一些共鸣，第二层是希望人物除了求生本能，还要具有情感属性，最后也是考虑到市场资金回馈的需求，电影这样拍会更好看，节奏上会更快一 些。”
“现在的新导演更懂得变通了。”在陈砺志看来，他们愿意对资方的意见作出让步，以适应市场的要求。而过去的新导演可能会更坚持自己的作品性。制片人也面临作者风格和观众品位的平衡，陈砺志就曾经“痛骂”过妥协后变化风格的新导演，“什么都能变，导演风格不能变，变了就全完 了”。
如何把作者型电影调整为类型片，这是市场为新导演们带来的一个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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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片的胜利
新导演的倾向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行业上游的变化。资本的热度退去后，投资新导演的资金都出自影视公司，而类型片相比文艺片更稳妥、更容易收回成本，换言之，也更容易获得投资。
凭借知名编剧的从业经历，并由路阳、王红卫等资深从业者担任总监制，秦海燕的导演处女作、反家暴题材影片《我经过风暴》在前期找投资阶段非常顺利。最终，这部影片取得了1.8亿元票房的好成绩。
“现在的票房跟我想象一模一样，两个亿左右。”秦海燕说。
这种成功，首先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今年普遍受欢迎相关。疫情之后，观众更加关注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和个体创伤，希望从这样的现实题材中得到慰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作者型电影与好莱坞大片的票房近年来都不够理想，只有触及到“普通人需要被安慰的部分”的电影才能获得成功。
多年的从业经验让秦海燕总结出一套现实题材的创作方法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铁律，是在现实主义题材与类型化手段之间做出平衡。“（我）也要对甲方的钱负责，最终要保证它是一个赚钱的电影，这是我的底线。”，她说。
在选角上，秦海燕坚持让佟丽娅出演徐敏。很多人觉得佟丽娅过往的形象很难驾驭这样一个家暴受害者，但秦海燕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某种程度上想象力也是商业性”。这种超出预期的惊喜感吸引了大量观众。
为了接近更真实的现状，秦海燕在调研了近300个家暴案例后才动笔写剧本。这让她不仅仅是脸谱化地去呈现影片主角陈均的家暴行为，而是更多地去看其背后复杂的家庭成长因素，“他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的时候，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呈现方式。”秦海燕说。
“这种一定要拿刀子捅别人的剧情对人性是有一定挑战的，大家进电影院（是想）看个开心的东西。”为此秦海燕最终采用了经典的叙述结构、强烈的戏剧性，以便给观众带来深度强烈的情感体验，用充满悬疑感的配乐和运镜方式让影片更具可看性。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影片对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电影上映前秦海燕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将是一部赚钱的电影，但它不会成为一个几十亿票房的爆款。
其实，类型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出现不算久远。
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按照商业片制作宣发流程拍摄的电影，《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电影时代，至今不过短短21年，类型片的诞生时间更要往后延至2010年左右。当时中国的导演们开始在电影细分市场发力，在借鉴了更多好莱坞的成功经验之后，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加鲜明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