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明年年初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邵一鸣（左二）  

“一种只有30％有效的疫苗即使被90％的人所使用，但如果这些人不改变以往危险的生活方式，疫苗根本不可能减缓艾滋病的传播。”

三联生活周刊：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目前这一试验的前期准备如何？试验能否如期进行？

邵一鸣：中国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时间可能要延迟到明年年初，现在还处于申报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其实早就开始进行。现在中国流行的主要艾滋病毒株包括泰国B型和印度C型，这两种病毒90年代中期在云南发生了重组，变成一种杂交病毒，并且扩散到十几个省市。为了跟踪了解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趋势，我们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数据库，这个工作从90年代初开始，首先掌握云南省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从1996年到1998年，做了第一次全国艾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基因分析结合常规流行病学调查方式，勾画出整个中国艾滋病流行、演化的趋势。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近2000多个疫区流行HIV毒株的资料，任何一个感染者的资料报上来，就可以算出他跟哪个地区的病毒靠得比较近，我们称之为基因距离，另外根据艾滋病进入人群后变异的速率，以及在某个人群中艾滋病病毒变异程度大小，来推算出这种病毒在该人群中流行的时间。通过这两种关键数据，就能把全国艾滋病流行的趋势勾画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对政府防治工作提供很好的资料帮助，对于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和试验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在一个地区使用疫苗前必须弄清楚该地区流行哪种毒株，因为不同类型病毒间的交叉保护是很困难的，例如去年的流感疫苗到今年就没用了，艾滋病病毒的变异度比流感病毒大得多。第二个意义在于，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为疫苗的研制积累了大量数据，对各种流行毒株进行了全基因克隆和分析，每种基因的结构以及特定的突变都搞得很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全世界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艾滋病疫苗已经有30多种，而且有些已经进入三期临床，我国艾滋病疫苗的的研制工作处在何种水平？和国外相比有哪些困难和优势？

邵一鸣：困难首先在于资金和人力的不足，很多国家有几十支研究队伍，我们只有几支。1998年时，国家对艾滋病防治的全部投入只有几百万美元，分到疫苗开发项目上的钱只有几万美元，国外同类项目的资金比我们多出百倍。我们基本上是“欠债干活”，这样一种研发模式要担负很大风险，如果做不出来，没有人会替你买单。

中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防治和研究相结合，国外研究和防治分得很清楚，甚至研究也要细分，每个阶段都有专门的课题组去做，精力比较集中。我们经费和人力太少，只能什么都做。不过这样也有好处，能够得到地方上大力支援。比如我这个实验室下面有1800个实验室，国外研究组要拿样本的话会很困难，而我们在给国家做培训，做网络发展，支持地方建立HIV检测系统的同时，可以组织大规模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能够得到大量样本。同时提升了地方艾滋病防治的水平，所以很多地方愿意承担一定现场费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使得一些隐含的资源得到了充分挖掘和利用。此外中国艾滋病疫苗研究还拉入大量国际合作，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专家都非常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有一个完善的设计规划。

国际上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现行做法是八仙过海、各使各的招，但现有的思路都有缺点。有位美国记者跟踪了10年艾滋病疫苗研究情况，写出了一本书，书名叫“Shot in the dark（在黑暗里开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科学上讲我们与别人仍然处于一个起跑线上，技术上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我们有很好的现场积累，建立了庞大的检测体系，对本国艾滋病毒的变异情况非常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和国外相比，中国在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思路、方法上有没有差别？

邵一鸣：明年初进行的试验将是1993年以后中国第二次人体疫苗试验。此次试验将把一种核酸疫苗和一种活载体疫苗联合使用，这是基于艾滋病病毒本身的特点，单一药物与疫苗都是不够的。核酸疫苗是和德国科学家合作研制的，知识产权属于两国，由一家英国公司生产。活载体疫苗由北京生物制剂研究所生产。将来我们还将开发蛋白疫苗。

我们还有一个二线疫苗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路。中国曾经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支慢病毒疫苗——马传染性贫血疫苗，艾滋病也属于慢病毒，这个思路就是以马传染性贫血疫苗为参照，在它的原理上研制艾滋病疫苗。国际上对这种思路很重视，不少国家请求将该研究放到他们那里去做。这项研究受到国家“攀登”计划和973前期项目的支持，我们和该疫苗的发明人农科院沈荣显院士合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全基因组克隆分析，并已申报专利，在研究上将具有优先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中国在招募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的志愿者方面可能存在困难。这个困难将如何解决？

邵一鸣：其实那篇报道见报后，我们接到了大量社会志愿者报名，具有献身精神、愿意帮助国家推动科学进步的中国人大有人在，因此志愿者数量已经不成问题。我担心的问题是在中国，保护药物试验志愿者权益的制度还不完善，在国外这种法规很健全，大家都照规矩去做，研究者和志愿者都很放心。志愿者权益保护制度如果能尽早完善起来，对于推动中国生物制药科技发展意义会非常重大。

三联生活周刊：泰国正在进行号称人类最大的艾滋病疫苗试验，您对泰国的试验做何评价？能否预测一下前景？

邵一鸣：我对泰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清楚，泰国每年进行一次全国疫苗会议，我都要去参加，他们主持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的专家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赞赏泰国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进行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典范。泰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们认为疫苗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最终途径，给予了大量行政支持。泰国建立了一个很完善的国家艾滋病疫苗专家委员会，制定出一个完备的国家艾滋病疫苗发展规划，在这样一个专家集体和国家规划的指导下，泰国对各种国际合作进行了有效筛选，选择那些科学性好、同时又公正平等的合作，然后组织全国力量开展工作。

泰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艾滋病疫苗试验场，已经做了十几种疫苗试验。这次进行的三期临床疫苗试验是泰国做的第二个三期临床，第一个三期已经做了三年多，和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将于今年10月结束进入资料分析阶段。第二个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曾计划在美国国内同时进行，但由于二期结束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疫苗的科学性不够，中止了对这项试验的支持。但美国军队决定在泰国的试验继续进行。对于这两次三期试验，科学界都不抱很大希望，对预期保护率的估计也不高，否则美国政府科研机构不会叫停。

三联生活周刊：泰国艾滋病疫苗试验的组织工作有何特点？为什么他们要将两个希望不大的试验进行下去？

邵一鸣：全世界绝大部分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在美国进行，第一支疫苗人体试验也是在美国进行的。实际上，在美国之外第一个做疫苗人体试验的国家是中国，1993年在云南做的，那是一种很早期的疫苗，由一家美国公司开发，基本上没什么效果。泰国在中国之后进行试验，由于有充分的协调和规划，吸引了大量国际研究队伍进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侵害老百姓的利益，组织非常规范。这么多年下来，为泰国培养了一支很强的临床研究队伍、检测队伍，这是泰国的强项。

泰国做疫苗试验的优势在于，美国艾滋病发病率已经降得很低，要从统计学上评价疫苗的疗效需要的样本群非常巨大，而泰国发病率比较高，需要的样本群能够控制在几千人左右，试验成本就比较低。另外泰国临床研究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选择泰国作为实验场也很合理。泰国目前进行的试验的期望值虽然不高，但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已经进行了几十种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还有几百种疫苗处于研究阶段，越往后的研究所了解的经验教训会越多，设计出来的疫苗就越科学。疫苗从研制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平均要经历8年时间，不能说到第5年发现不完善就不做了，还是应该把它做完，因为它还是有可能提供一定的效应。即使不能依靠它防止病毒感染，能否依靠它感染后不发病？或者让感染者不太容易传染他人？不管在哪个阶段，它都有公共卫生学的意义，对整个人类的艾滋病疫苗研制工作都有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艾滋病疫苗一旦开发成功，它的价格将处于何种水平？会不会和鸡尾酒疗法一样成为富人的专利？艾滋病疫苗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何解决？

邵一鸣：肯定不会成为富人专利。这由几个因素决定：疫苗的效果是药物无法比拟的，药物要不停使用，而疫苗是有限使用，打几针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再贵的疫苗也比不间断使用的药物便宜。另外对于艾滋病疫苗的定价国际社会将对制药公司施加强大的道德压力，因为预防艾滋病疫苗的人道内涵超过任何一种药物。从知识产权角度看，疫苗研制者的创造性劳动当然要获得尊重和回报，这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但是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对于这样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科学家或研究机构将把艾滋病疫苗的专利权无偿捐献给全人类。此外，国际社会和国际基金也会共同解决疫苗的价格问题或建立共同基金购买疫苗免费提供给有需求的、但缺乏支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